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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170202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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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儒家对法家经济政策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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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对于当时社会的每种社会经济现象，代表儒家观点的贤良文学都提出了批评性观点。在他们貌似保守迂腐的言论方式下，实际上也隐含了系统而全面的经国济民之对策。因此我们需要在他们对法家经济政策的批评中，揭示出儒家正面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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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具体的经济政策来看，来自社会基层的贤良文学指出了专卖、平准政策所引发的不良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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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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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认为均输、平准带来的利益很多：可以平抑物价、减少地方负担、打击商人投机等等。但是贤良文学却认为实际上该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不仅没有减轻民众负担，反而增加了农民赋税压力，相应地也没有能够打击地方富商，反而助长了他们的投机行为。桑弘羊认为均输、平准政策百利而无一害，是建立在商人运营的经验之上，试图把商业运行模式套用到国家经营上来。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政府比当时的商业组织要复杂得多，其中政府各个层级的利益并不必然统一。中央考虑的是国家税收，而地方官员（即便是中央委派到地方的大司农）考虑的则是局部利益。各地设立的均输机构并没有同以往那样就地取材，以当地的本有产物充当赋税，而是从谋取更高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当地民众把当时最有利润的产品当做赋税上缴。民众没有这种商品，只好变卖所有而求诸商家。商家趁机囤积居奇上抬物价，商人通过和官吏达成默契而获得高额利润，于是民众反而为缴纳赋税受到地方政府和地方商人双重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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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盐铁专卖，桑弘羊同样认为于民于国有利而无害：“今县官铸农器，使民务本，不营于末，则无饥寒之累。盐、铁何害而罢？”(20)这里桑弘羊所说的本指代的是农业，他认为把盐铁等经营性活动从农业中分离出去，有利于提高农业自身效率，当然还包括盐铁利润对国库收入的有力支持，所以看不出为什么要取消盐铁专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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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对此反驳曰：“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用不具，则田畴荒，谷不殖，用力鲜，功自半。器便与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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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在此反映的社会事实是，生产工具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生产效率的高下，铁器专营之后农具的质量和数量都无法满足农民生产需求而实际导致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原因在哪里呢？“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官方经营铁器，首先要面对的不是基层客户需求而是上层指令，农民对铁器工具的需求被放到了不重要的地位，不仅无法及时获得，即便获得也质量低劣无法达到农业生产的要求。这样一来，农民付出了更多劳动但是却取得更少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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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显然不认同以上批评，他们对自己的政策辩护道：“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财用饶，器用备。家人合会，褊于日而勤于用，铁力不销炼，坚柔不和。故有司请总盐铁，一其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虽虞、夏之为治，不易于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22)他们认为民间盐铁生产因生产者素质所限无法保证质量，而且也不能保证价格公正，由政府专营盐铁不仅能提高质量而且能保证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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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结果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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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币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约，县官以徒复作缮治道桥，诸发民便之。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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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贤良文学显然对于社会基层有着深入细致的了解，所反映的社会实际情况将盐铁专营前后做了强烈对比。在施行盐铁专卖以前，民间煮盐冶铁，盐的价格由市场供需关系来决定，而铁器则品质优良，否则在市场上根本没有出路。当农事繁忙的时候，铁匠甚至直接把铁器运送到田间贩卖，农民直接用五谷换取就可以而根本不会耽误农时。现在盐铁专卖之后，农民必须要到官方指定的地方购买农具，而且器具质量显著下降，更为麻烦的是负责铁器专营的官员经常不在，使得农民无法购买。农民也不能一次购买很多铁器，因为时间长了会生锈。官营之后盐铁的价格相继上涨，去县城购买农具本身就耽误时间，而买回来的铁器又不好用，使得农产艰难。再加上官方经常把劣质产品摊派到农民身上，而冶铁工匠不足时就会征调农民劳役。种种因素使得盐铁专营给农民带来很大负担，使百姓颇为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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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观的角度看，官营派当时确立专卖、均输和平准的动机并非出于私利。他们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满足大一统国家庞大的军事、行政开支，而且他们并没有试图损害广大农民利益来达到目的，相反他们试图取消地方政权和富商对农民赋税的中间盘剥。但现实情况同他们预想的有很大距离，专营和均输的施行使得农民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均输使得农民实际赋税增加，而盐铁专卖使得农民生活和生产成本增加，生产效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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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表面上田赋只有三十分之一，但是生产的下降和税收的增加造成大量农民破产，形成流民阶层引发社会动荡。官方认为流民的出现源于其自身原因：“今赖陛下神灵，甲兵不动久矣，然则民不齐出于南亩，以口率被垦田而不足，空仓廪而赈贫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县官也。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劳民；民犹背恩弃义而远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仿效，田地日芜，租赋不入，抵扞县官。”(24)简言之，他们认为农民离开土地流亡的原因在于农民自身的懒惰。贤良的观点则不然：“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乐流亡也。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绝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传》曰：‘政宽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离。’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虚。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适其所安，安而不扰，使而不劳，是以百姓劝业而乐公赋。若此，则君无赈于民，民无利于上，上下相让而颂声作。故取而民不厌，役而民不苦。”(25)农民之所以背井离乡，根本原因在于额外的赋税太重，尽力耕种也无法满足政府的税役，只好流亡。流亡初期归顺于大户，地方官员无法追究，就把剩下的赋税分摊到未曾流亡的人家头上，使得剩下的家庭也陷于破产的境地而随之变成流民。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就是让民众自发组织生产和交换活动，而政府尽可能少加以干涉，只要去除民间生产发展的障碍就可以了。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贤良支持的是一种由生产者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自由经济原则。他们的自由经济立场包括减少政府税收、取消生产物资专卖、废除指定赋税实物等等。当然他们同时还具有限制田产和奴婢等平均主义观念，并非完全等同于谋求资本增殖的自由经济，其根本点是落实于具体百姓的民生，而桑弘羊等人关注的偏重于政府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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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儒法财经理念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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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的举措看，代表法家的官方和代表儒家的民间有着显著的区别：法家主张盐铁专营、地方贡赋均输，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国家财政命脉；而儒家坚持政府减少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干预，开放盐铁民间市场并取消均输、平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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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举措的差异背后，实际上体现了儒法财经理念的不同，他们之间存在的主要经济立场差异包括：一、以农为本与以商为本；二、藏富于民与聚财于国；三、保守财政与拓张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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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他们关于商业和农业的不同观点。桑弘羊认为商业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26)他指出，凡是繁华的城市，都是因为商业的发达而形成。最上等的人利用时机和地利而生财，只有普通人才会通过自己的体力劳作谋生，对国家富强作用最大的是商业而不是农业。这个观点跟他们的专卖、平准政策亦有矛盾的一面，因为他们出台的这些政策本身是为了抑制社会商业的自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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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文学则认为不然，如果没有大量农民进行财富生产，那么商业活动将无从谈起，所以生产活动应该是社会的基础：“故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虽有凑会之要，陶、宛之术，无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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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等出身于商人，他们试图把国家当做一大商业组织来运营，所以他们认为把财富聚集于国家有着重要意义：“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28)从这种观点看来，国家充当了调剂社会财富的角色，当物质充裕时就囤积起来，而当社会匮乏时则给予接济。桑弘羊认为他们所制定的政策不仅是战时临时举措，而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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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文学则认为民众的富裕更有意义：“古者十一而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29)法家认为大禹、商汤时期水旱灾害之所以没有引发社会灾难，原因在于国家进行大量救济，而儒家学者认为当时避免社会动乱的原因在于民众有足够的积蓄。而民众有足够积蓄的原因在于国家税收轻微，民众可以专心致力于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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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法家思想的官方提出了国家专营和发展商业的必要性：“宇栋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先帝计外国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敌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势变以主四夷，地滨山海，以属长城，北略河外，开路匈奴之乡，功未卒。盖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丰；武王继之，载尸以行，破商擒纣，遂成王业。曹沬弃三北之耻，而复侵地；管仲负当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遗小，用权者离俗。有司思师望之计，遂先帝之业，志在绝胡、貉，擒单于，故未遑扣扃之义，而录拘儒之论。”(30)法家积极拓张财政的根本动机，在于国家军费的巨额开支需要财政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