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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170202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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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六章 古文经学的形成及其与今文经学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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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及“经学”所指为何，前贤研究较为充分。大致说来，他们对“经”的字义解释或依《说文解字》，或依《释名》，(1)以为“经”由“编丝”、“治丝”的古老经验而来，其义表示纵向之丝，与“纬”相对；或以“经”乃为“常”为“典”，其义在强调“经”为人所必学与共守。(2)而对作为经典典籍的“五经”（或“六经”）之“经”的解释，以刘师培所论最为近实，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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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引伸之，则为组织之义。……六经为上古之书，故经书之文奇偶相生，声韵相协，以便记诵，而藻绘成章，有参伍错综之观。古人见经之多文言也，于是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即群书之文言者，亦称之为经，以与鄙词示异。后世以降，以六经为先王之旧典也，乃训经为“法”，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习也，乃训经为“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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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葆玹于其《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单立“论‘经’”一节，以《左传》昭公十五年叔向关于“礼、经、典”的一段论说为据，认为“经”与“典”可以互训，推证“经”有“纲纪”之义，“典”于战国中期以前“可泛指一切权威的书籍”。他进而认为，由于《尚书》的典、诰、誓为权威书籍之“典”的狭义之称，儒者便特别以“经”代“典”来称谓《诗》、《书》、《礼》、《乐》之“典”，而“墨经”、“法经”、“道经”之类的先秦称谓，皆在儒者以“经”称《诗》、《书》之后。(4)此说自有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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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研究者如何理解“六经”之“经”，以孔子始为“六经”定型，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则是千古不变的常识。如《庄子·天运》篇中借孔子对话老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又如《礼记·经解》认为《诗》、《书》、《礼》、《易》、《春秋》、《乐》各有其“教”，虽没有明确称其为“六经”，但既名为“经解”，则更见所论者为“经”之教无疑。至于《庄子·天下》、《荀子·儒效篇》和《春秋繁露·玉杯》等所论“六经”的大义与功能，(5)为研究者常引，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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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常以“六艺”代称“六经”，如贾谊《新书·六术》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又如《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略”实际即是“六经（传）略”。由于“乐”有“记”无“经”，汉儒真正能诵读到的只是“五经”而已。但是，正如章太炎所说：“六经须作六类经书解，非六部之经书也。”(6)加上汉儒所遇经书，多是秦火劫余，而发藏和校书所得古书又多，故对经书来源的理解，对经书本身是多少的理解，成为汉儒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这些正是汉代经今、古文分歧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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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古文经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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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儒家思想和学术的繁荣，是从武帝开始的，至于宣、元之世，儒学在各个层面居于优势地位，此于前文已论。然而，那些在西汉早中期的繁荣之学，都是“今学”，即后世所谓的“今文经学”。与这种“显贵”于当世的“今学”相对，西汉尚有处于“微弱”状态的“古学”。从历史记载看，西汉“古学”的出现乃至显明，与“今学”的发展繁荣，其实是同时的，只不过从其与政治、教育等层面的关系看，二者所呈现出的状态是迥异的。今学是由显而贵，由贵而尊，由尊转繁；古学是由藏而现，由现而明，由明而争。到了两汉之际，由刘歆发端，开启了绵延至东汉末的今、古学之争。后世研究者认为这类相争，即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下面，我们综合前贤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何谓“古文”、古文经传的发现与校理等层面，来看“古文经学”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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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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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文”的缘起与流变，多以许慎的《说文解字序》中所说为经典依据。其文约而其义丰，现按其义分段，择要录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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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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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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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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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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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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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慎是章、和、安、顺四帝即东汉中期时人，主古文。其时古学已兴，故其所论都以明“古学”为要义。综合其意，涉及所谓“古文经学”之“古文”者有以下几个层面内容：一是六经与《左传》为“古文”，“古文”又是孔子所书；二是秦灭“古文”，故秦时新有“八体”，汉时又有“六书”和“草书”；三是汉时所见“古文”，或以发藏的古文经传为载体，或见于出土的礼器；四是由于“古文”失而复现，故汉时有伪造经传之事，而儒生解经不知“古文”真面目，多妄说，以致引发经义混乱；五是文字为“经艺之本”，故“小学”对解经明经具有莫大功用；六是声明自己书中所引“古文”为《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这意味着许慎所认可的古文经传即是此类。许慎这类论说中，最为重要处即是孔子与古文的关系。而其“秦灭古文”，以及秦汉有新“书”新“体”的论断，则成为清末今文家论说今古文异同的最基本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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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1850—1908）为清末著名的经学研究者，也是经学史研究者的开创者。皮氏主今文，以为“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8)他以文字不同和说解差异为标准，在其开创性著作《经学历史》中把两汉思想和学术断然分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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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凡文字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列传》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风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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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是有关经学今古文分野的经典论说，影响巨大。皮氏所言“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就学理而言，自是卓识。但由于他的本意是在说明经学的今古对立乃是古学争立使然，又以经书文字形态为准而论今古分别之始，这使得他的这一史识之论实际上却起着误导的混淆之功，同主今文的廖平、周予同有关经学的今古分野即是据此而论。(10)不过，这里涉及一段皮锡瑞没有注意到的历史事实，即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问题，值得重新分析。(11)《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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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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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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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汉书·景帝纪》记载，河间献王刘德是武帝庶兄。这里的记载起码说明了与儒学有关的六个问题：一是在武帝即位前后，儒学尚未尊显于朝廷前，在诸侯国内已经先行兴盛起来，司马迁知道这样的情形，故说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儒者多从之游”。(13)这是儒学的实践问题。二是与后来兴起的公羊学发挥义理不同，刘德好儒学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涉及经学的取向问题。三是秦火之后，书简残缺，九流之学未尽绝，与刘安招揽九流中的“浮辩”之士不同，刘德可谓囊括儒士儒书。这是儒学的载体问题。四是在刘德这种上好儒学的示范下，民间秘藏之书得以显明于河间之地，“《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都是“古文先秦旧书”。这是后来被研究者所反复争论的古文经本问题。五是与以前杂立《诗》、《论语》、《书》等经、传诸子博士相类，(14)河间王国也有自己的博士官，其中即有属于古经传的《毛诗》和《左氏春秋》。可见在武帝前博士官并非只有中央朝廷才有权设立，而所立者也非纯粹的所谓今文经。这是经学与政治关系问题。六是刘德所得的“善书”都有真本和抄写本，即“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这是古文经传的抄写、校对和汇编问题。由此可知，皮氏“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之说，是就武帝后的中央朝廷所立经学而言，不可统论西汉经学。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皮氏以其先入的今文陈见而说武帝时的经学“最纯正”，并据此认定古文经传不纯乃至伪劣的观点，是他站在一统帝国的“官学”立场而论的，其排斥非“官学”的其他思想和学问，是特定情境（清末的亡国、亡种、亡学危机）中必须伸张皇权和意识形态使然，很难具有“实事求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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