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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白虎观会议与《白虎通》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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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帝即位后的第四年，即建初四年（79），贾逵、班固等人上表，认为正在坐狱的杨终深通《春秋》，不宜久拘，杨终同时也上表自辩无罪。于是，杨终不仅出狱，还做了议郎。不久，他便上疏章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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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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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帝即位后的前二年，天灾不断，叛乱迭出，而当时“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有司废典，莫肯举察”。(11)到了第三年，叛乱被平定之后，班超也击溃了匈奴，章帝立窦贵人为皇后。第四年立太子，并重新任命三公。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章帝之初的社会政治渐趋平稳。而在皇太后马氏崩后，没有多少因素可以妨碍章帝自主作为一番。于是，章帝可以做光武帝和明帝都没有好好做的事——整饬经学，为后世立则。在此大背景下，杨终上表，正中章帝之怀。于是，章帝下诏说明要召开精英会议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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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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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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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的意思很明白：一是继承前两位皇帝的遗志，要为后世立则；二是由于儒学师承太多，章句混乱，不利于学者为学成人。故以孔子为依据，正经义，为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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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议本身的状况看，会议仿照石渠阁会议的形式，主题是议论五经同异、减省章句，参与者是当时的知识和行政精英。会议有两个重要的秘书——魏应和淳于恭，前者负责传达皇帝等提出的问题，后者整理会议记录，而后报告给皇帝。与石渠阁会议不同，白虎观会议没有评委，那些会上无法得出结论的问题，都得由皇帝裁决（“帝亲称制临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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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诸史料，可知白虎观会议参与者的概况，可考的共有十三人。皇室成员有两位：一是章帝本人，素有今古文素养，但偏好古文；(13)另一位是章帝的兄弟，博涉经书的西平王刘羡。(14)今文派的学者有：明《春秋》的议郎杨终，习鲁《诗》的鲁恭、魏应，精欧阳《尚书》的鲁阳乡侯丁鸿（桓荣弟子）、屯骑校尉桓郁（桓荣之子），前者由于学识渊博，辩答聪敏，时人谓之“殿中无双丁孝公”，后者为章帝、和帝师；长于《公羊春秋》的博士李育，善解《严氏春秋》的太常楼望，为明帝师。属古文派的是卫士令贾逵（贾谊的九世孙）和校书郎班固。(15)无派别的是精通《老子》的侍中淳于恭。大概由于淳于恭不沾今古文两边，又是清静之人，(16)章帝才派他做会议记录。另有少府成封，史记其人，未见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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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考详同异，连月乃罢”。(17)而在章帝时期，还曾“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18)由此可见，参加会议的今文家虽多，而古文家在当时也颇有影响。况且，章帝自己也倾向于古文。所有这些，都与《白虎通》的最后成书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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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如石渠阁会议的文本称“议奏”一样，淳于恭所做的会议记录，总谓之《白虎议奏》。按照近人刘师培《白虎通义源流考》一文所论，会议最初的文本，“必条列众说，兼及辩词，临决之后，则有诏制，从违之词，按条分缀。”(19)此即《议奏》最初的可能情态。但为何后人以“通义”名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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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刘师培所论，《议奏》作为会议的初始文本，在东汉是一直存在的。而班固按照章帝“撰集其事”的命令，依据《白虎议奏》整理而成的《白虎通义》，“所有之文，均《议奏》所已著，《通义》之于《议奏》，采择全帙，亦非割裂数卷，裁篇别出。”今见的《白虎通义》，“盖就帝制所可者笔于书，并存之说，援类附著，以礼名为纲，不以经义为区。”之所以名之为“通义”，是因为石渠阁和白虎观会议都是为了“通经释义”，二者均有《通义》之书。又因为《白虎议奏》泯灭，《白虎通义》流传，加上《班固传》中又有“撰集”其书之说，以致后世“歧名孳生”，以《通义》代《议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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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由于《后汉书·班固传》中说：“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20)后人遂以《白虎通德论》为《白虎通义》的别名。刘师培认为这又是一误。在他看来，在《议奏》和《通义》之外，尚有对白虎观会议之事的纪实赞誉之篇，其名为《白虎功德论》，此即《班固传》所言。他说：“建初讲议，汉为殊典，既备称制临决之盛，宜有令德记功之书，故《通义》著其说，《功德论》志其事。”从作者的角度看，“《通义》非一人所成，著《论》乃孟坚之笔。”(21)刘氏之论，虽难以确证，却也不可以之为诬。此特存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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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见的《白虎通义》，共四十四篇（实存四十三，另一篇有辑文），每篇一个主题，一主题下又有若干子问题，共计三百一十四子题，几乎涵盖了整个汉代的思想、社会、政治、礼俗等层面。其编纂方式是：每一问题均主一说（多为今文之说），而后以“一曰”、“或曰”的形式录列他说。(22)清人陈立的《白虎通疏证》，校引详密，是了解《白虎通义》的佳作。本书依陈立《疏证》，以《白虎通》为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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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白虎通》对汉代思想和制度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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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立《白虎通疏证》中所校引疏通的情况可知，《白虎通》征引诸经的情况是：《易》有施、孟、梁丘三家，《尚书》有伏生、欧阳、夏侯三家，《诗》主鲁、齐、韩三家，也采《韩诗》和《毛诗》，《春秋》主公羊，也采穀梁、左氏，《礼》采二戴、《周礼》，加上汉人特别重视的《论语》和《孝经》，可谓搜罗殆尽。当然，其中也有大量谶纬内容，且不少是直接引纬书之说为据。在此意义上，用学术的眼光看，《白虎通》是对汉代思想整合的结果；从知识的角度看，它可视为汉代儒学的百科全书；而从社会政治的层面看，它是东汉的“宪法”。下面，我们对其思想面目作大概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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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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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秉承古老的五行学说，结合汉代兴起的《公羊》学理论和灾异学说，并大量引用谶纬学说，对天人关系做了综合性的解释，认为五行与人世有密切关联，天人关系在社会政治层面是以祥瑞和灾异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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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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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思想中，天尊地卑是近乎古人的常识，且“天”大多被认为是一种有序的具有规律性的终极权威，董仲舒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权威对人类所具有的意义，申发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天人感应之说。《白虎通》深得其意，结合古老的“易”说，对天地人做出了新理解。《天地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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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地者，易也，万物怀任，交易变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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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不仅有统理之义，也有“正”之义。“天”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物象，相对于地上的万物而言，它的“居高”性既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必然的。这种自然而必然的空间特征，经由人经验意识的过滤和反思，自然时空关系中的“高”，变成了天人关系中的“镇”（正）之“理”，而这样居高而“镇”的“理”，即是人道的终极根据。地作为覆载万物的存在，其能覆载的原因在于，它是“元气之所生”。而在“生”的意义上，万物都各有其“生”，即万物都有其“生”的变易过程。终而，“地”被赋予“易”的特质，并成为化育万物的力量源泉。在宇宙发生论上，《天地篇》又引证《易纬·乾凿度》的思想并加以发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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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女随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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