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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汉末儒家名教之治的衰落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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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就成了封建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两汉四百年间，儒家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这期间，儒家在维持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等级名分、伦理道德规范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两汉是以儒家名教治理天下的。所谓“名教”，即“以名为教”或“因名立教”。所谓“名”就是指封建礼教所规范的每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以及与此地位相符合的行为准则。广义上的名教则是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等级名分、伦理道德规范及社会意识形态服务的封建礼教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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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名教对于当时的国家治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到了东汉末年，随着政权的腐败，儒家的名教逐渐暴露出了严重的弊端和危机。一方面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大为下降，不能起到维护社会、人心的作用。如《后汉书·孔融传》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父子关系乃是儒家名教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孔融却认为父子之间没有什么亲情可言。所谓父亲的本意，不过是发泄自己的情欲。儿子与母亲的关系就如某种东西与瓶子的关系一样，东西离开瓶子就与瓶子没有关系了，儿子离开母亲也与母亲没什么关系了。孔融直接否定了儒家所规定的名教关系，后来因为这一点他被曹操所杀。对于儒家思想的否定不仅是孔融一个人的看法，这种现象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魏杜恕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1)另一方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选拔出来的官吏出现了很多虚伪之士和鸡鸣狗盗之辈。东汉选拔官僚的制度是“察举”制。这种制度先由地方推荐，然后再由中央征辟。因此，人物品鉴在当时就变得非常重要。朝廷以“名”察举官吏，士人亦以逐名来博得自己的声望，从而为进入仕途打好基础。一种制度行之既久，不免产生弊端。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很多欺世盗名之徒。《后汉书·符融传》记载的一则故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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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后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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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经、黄子艾并没有什么德行，靠他们的小聪明，而在京师获得很大的名气。他们自恃名声很大，很多士大夫前去探望，他们甚至都不接见；朝廷征他们做官，他们也不应征。后来还是大名士符融、李膺出来揭发，才使他们原形毕露，不得不逃离京师。当时还有个叫赵宣的人也是这类虚伪之徒。《后汉书·陈蕃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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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黩故也。况乃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遂致其罪。(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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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儒家礼制，父母亡故，子女要守三年之丧，以报父母养育之恩。守丧期间，耳不能闻乐，口不能吃荤，男不能娶，女不能嫁，夫妻不能交接。但是赵宣为了获取孝名，居然在墓道中守了二十多年的丧。后来其在乡里也博得“乡邑称孝”的美名，州郡的长官也数次请他出来做官。但却不知道赵宣是一个伪君子，在守丧期间竟然生了五个孩子。他是利用孝名企图达到个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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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当时名不副实的现象非常严重，已经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腐败风气。汉魏间的很多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如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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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孝悌于父母，正操行于闺门，所以为烈士也。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夸末之徒，从而尚之，此逼贞士之节，而衒世俗之心者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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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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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父盗子名，兄窃弟誉，骨肉相诒，朋友相诈，此大乱之道也。故求名者圣人至禁也。……夫为名者，使真伪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灾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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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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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盖疾之甚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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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偷世窃名、盗名窃誉之风甚盛，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相互欺诈，都无信任可言，何况其余。秀才本来应该是有文化的，结果连字都不认识。被举为“孝行”的人，徒有虚名，和父母还分着过，根本就没有侍奉父母。名义上是“寒素清白”，两袖清风，但实际上同污泥一样混浊。高门出身并号称“良将”的人，实际上他们的胆子却只有鸡那么大。这些就叫名实相乖，名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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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统治者本来想利用名教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长期推行的结果，却使名教意识形态教条化、虚伪化，结果是选举出来的官吏都是一些与名号相反的人。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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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嚚闇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职所以数乱荒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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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政府要征辟一些“茂才”、“至孝”、“廉吏”、“方正”等德才高尚的人作官，但实际上却征来一批“顽鲁”、“贪饕”、“狡猾”、“谀谄”之人。任用这样一批官吏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呢？这样的时代势必要求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来对儒家的名教重新论证，以达到重新发挥其作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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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学术思想的转型与新旧思潮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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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体系不起支配作用的时候，新的思想形态及理论方法就会随之产生。当然，新的理论形态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绝对翻新，而只能是从原有的思想体系中逐渐发展、蜕变出来的。如果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算起，到魏齐王芳正始元年（240），其间大约5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魏晋学术思想的转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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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转型，在学术上的表现首先是“名理之学”的出现。所谓“名理之学”，即是以名实问题为纲，品评人物及时事的一种政治理论。这是当时学者有鉴于汉末清议和品评人物渐失实际，从而造成“名实相违”或“名不准实”而提出的。“名理之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崔寔、仲长统、王符、徐幹、刘廙等人。崔寔说：“常患贤佞难别，是非倒纷，始相去如毫厘，而祸福差以千里，故圣君明主，其犹慎之。”(8)仲长统说：“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9)王符说：“有号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废人。”(10)徐幹和刘廙对名实关系作了更为深入的论述。徐幹说：“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则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以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11)刘廙也说：“夫名不正，则其事错矣；物无制，则其用淫矣。错则无以知其实，淫则无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也。”(12)这些论述说明当时名、实不符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当时的思想家要站出来来纠正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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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名、实关系，大多只重名而不重实。因此，这些思想家要通过强调“实”的重要性来摆正名、实关系。他们认为，在名、实关系上，实是居于首要地位的。有其实方可有其名，无其实则不可有其名。名由实立，实由名显，统治者要通过“正名”来督察其实际效果，这样才能“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这些思想是由汉末欺世盗名所引发的名教危机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同时，它也是曹魏在谋取政权时的一种“务实”表现。魏初人士论名实，首先重视的便是对人物的实际考察和对政治得失的具体探讨，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色彩和就人论人的倾向。但这种论人的方法，不免出现很多遗漏。因为一个具体的人，在其一生中总是随着时间、条件和不同环境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所以这种从研究名实出发的名理之学只能一般地解决当时用人的问题，而不能解决人才为什么有高下卑劣之分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考察人物，而开始探求隐藏在人物品格背后更为本质的东西。因此，当时从理论上出现了很多探讨品鉴人物的著作，如《隋书·经籍志》记载的姚信的《士纬新论》、卢毓的《九州人士论》、魏文帝的《士操》、刘劭的《人物志》等。其中刘劭的《人物志》可谓当时人物品鉴学的总结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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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劭认为，观人察物应该通过其情性来认识。他说：“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13)因为人物的本性是通过情性来表现的，因此，观察人物，应该察其情性。然而情性之理是非常玄妙难知的，只有圣人才能究察。在刘劭看来，人的情性是由元气、阴阳和五行构成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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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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