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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170202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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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西晋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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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炎称帝之前，其政令既已显示出儒家倾向，他曾下令各州郡中正以六条标准选拔人才，其六条的内容为：“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义信可复，六曰学以为己。”(2)这六条标准基本上是从儒学的立场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晋承丧乱，百端待理，基于制度尤不可缺。而制度典章又从传统儒学中来，无论如何改朝换代，长期形成的儒家礼乐制度则始终保持其完整性和稳定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正如《宋书·礼志》所云，“夫有国有家者，礼仪之用尚矣。然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初，魏承汉末之乱，旧韦殄灭，司马昭一为晋王，便命朝廷儒臣撰定新礼，以为新政权服务。使侍中王粲、尚书卫革创朝仪。使贾充定法律，裴秀议官制。又命太尉荀因魏代前事，参酌古今，更其节文，撰定新礼。羊祜、任恺、庾峻、应贞等并共刊定成一百六十五篇。尚书郎挚虞上表说：“臣典校故太尉所撰五礼，臣以为夫革命以垂统，帝王之美事也，隆礼以率教，邦国之大务也，是以臣前表礼事稽留，求速讫施行。”(3)所谓“五礼”，是指冠、婚、祭、会、丧服五种礼仪制度。这些制度，在儒家的重要典籍《周礼》、《仪礼》中论之详矣。但因时代变化，所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故历代均有损益。但无论如何增减，其基本原则，主要功能都保持不变，成为历代政权的治国常经和典要，故挚虞称其为“邦国之大务”。如五礼中的“会礼”，包括朝宗、觐遇、会同、晨贺等多项内容，每项内容都有严格的礼仪规定，如汉仪有“正会礼”，“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公侯以下执贽夹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4)晋武帝曾更定“元会仪”，西晋政权初建，臣僚儒士上书定仪，不绝于书。晋武帝践祚，又命傅玄改汉之短箫铙歌曲，制为二十二篇，述以功德代魏。之后，又命傅玄、荀勖、张华等，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荀勖上疏说：“魏氏行礼、食举，再取周诗《鹿鸣》为乐章。又《鹿鸣》以宴嘉宾，无取于朝，考之旧闻，未知所应。”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先陈三朝朝宗之义，又为正旦大会，王公上寿歌诗并食举乐歌诗，共十三篇。(5)荀勖又因杜夔所制律吕，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吕不合，乃作古尺，作新律，以调声韵，并典知乐事，启朝士解音律者共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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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可知，西晋政权伊始，便用儒学隆礼作乐，以为新朝楷式，并使之成为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隆礼制乐，不能离开儒家常典，于是又命朝臣整理图籍。荀勖和张华都是晋初儒臣，泰始九年，二人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荀勖在魏《中经》的基础上，更著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总括群书。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晋武帝初，尝有意为治，诏郡国守相及二千石以上官吏巡行属县、敦喻五教、纠察秽浊，荐举贤能，擢拔寒素。其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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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兼，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于良二千石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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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的这一诏令，最值得注意者有三：其一，十分重视“敦喻五教”，“思勤正典”。此“五教”、“正典”，皆指儒学；其二，在“五教”、“正典”中，尤重“孝悌忠信”、“礼义”、“公节”，并把它们作为鉴别官吏能否的标准；其三，把以弘扬儒学为内容的“扬清激浊，举善弹违”，提高到“垂拱总纲”的地位，表明其以儒学治国的态度。此即晋武帝《立皇太子诏》中“方今世运垂平，将陈之以德义”之谓。于是又效仿汉武帝举贤良对策，擢拔儒臣，以为晋王朝揽集人才。其在《举贤良方正直言诏》中说：“省诸贤良对策，虽所言殊涂，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7)泰始九年（273），举贤良方正，挚虞、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郎中。又征陆机、文立、皇甫谧等。这些被举之士，才学俱佳，皆西晋硕儒。皇甫谧著有《周易解》（《周易正义》引）、《帝王世纪》十卷（《隋志》著录）、《年历》六卷（《唐志》著录）、《玄晏春秋》三卷、《高士传》六卷、《逸士传》一卷、《烈女传》六卷等（以上皆《隋志》著录）。夏侯湛著有《弟诰》，专述儒家孝友之道。挚虞著有《决疑要注》、《畿服经》、《三辅决录》、《族姓昭穆》等。束晳则著有《五经通论》、《汲冢书释》、《汲冢书释难》、《三魏士人传》、《帝纪》等（《晋书·本传》）。此外，西晋朝还有著名大儒杜预、傅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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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汉代以来，崇尚儒学文教，魏晋之世，虽遭丧乱，“其学犹存”，朝廷每获小安，即思尊孔兴学。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8)晋初太学，承袭魏世，据《宋书·礼志》载，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武帝诏曰：“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这就是说，晋初仍有太学。又据《晋书·职官志》载：“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宋书·百官志》载，东汉太常博士十四人，分掌五经：《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等各一博士，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晋初置博士十九人，未言各掌何经。但据《三国志·王肃传》载，“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作《易传》，皆列于学官”。晋初承魏制，而肃因晋武帝为其外孙，其学行于晋初。由此可推知，晋初所立十九博士，应多属王肃之学，故皮锡瑞说：“晋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传者，而今文之师法遂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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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职官志》载：“及咸宁四年（278），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经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武帝本纪》载此事在咸宁二年。而《南齐书·礼志》载曹思文上表，其中说：“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天子去太学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去太学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10)上述三项记载，虽然年代有所出入，但西晋政权立国子学以教生徒则是事实。按曹思文的说法，是在太学之外又立国学，以殊其士庶、异其贵贱，“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这皆可反映西晋政权对儒学教育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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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康初，“时天下暂宁”，裴又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太子既讲，释奠祀孔子，饮飨射侯，甚有仪序。又令荀藩终父勖之志，铸钟凿磬，以备郊庙享礼乐”。(11)晋代诸帝多习儒学，所谓“皇太子既讲”，盖指“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12)可见，儒学重要经典《孝经》、《礼记》、《诗经》、《论语》等均是西晋太学、国学，特别是皇太子及朝廷高级官员子弟所必修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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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央的儒学教育外，地方郡县亦立学。《太平御览》五三四引《晋令》说：“诸县率千余户立一小学，不满千户亦立。”同时许多地方官吏亦常措意于此。如武帝时尚书都令史虞溥，于咸宁年间，除鄱阳内史，大修庠序，广招学徒，并移告属县开学崇教，其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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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所以定情理性而积众善者也。情定于内而行成于外，积善于心而名显于教，故中人之性随教而移，善积则习与性成。唐虞之时，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废也，而云可诛，岂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汉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训，废而莫修。今四海一统……宜崇尚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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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溥非常重视教育作用，认为它可以“化以成俗，教移人心”，改变鄙陋，从而定情理性，光扬盛化。由于他的热心推行，“于是至者七百余人”。从他为生徒所作的《奖训之诰》来看，当时的教育内容亦多属儒学，“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质，后事其色，质修色积而染工毕矣。学亦有质，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内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质彬彬，然后为德”。(14)把儒家的忠孝信义作为立德的基础。再如前面所提到的束晳，赵王伦秉政时，辞疾罢归，以儒学经论教授门徒，其卒时，门生故人为之立碑。由此亦可看出，西晋时期，教育内容仍注重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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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政权共维持五十二年，其中，晋武帝司马炎统治时间将近二十五年。其后，晋惠帝临朝，政权趋于衰落。尤以八王之乱为起点，前后达十六年之久，此后便一蹶不振。至永嘉之乱后，晋室南迁，西晋灭亡。因此在西晋政权的五十二年历史中，大体上可以晋惠帝继位或八王之乱为中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为武帝司马炎专政时期；后一时期为惠、愍、怀三帝专政时期。据《世说新语》及《晋书》所载，惠帝之时，老庄之学大兴，“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15)这就是说，自魏正始以来，何晏、王弼所倡导的玄学，至惠帝元康时期掀起高潮，致使“儒墨之迹见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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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玄学只在名士之间流行，而在官方则很少见用。又因玄学崇尚玄虚，贵无贱有，故遭到当时许多企图保持儒学传统的人士之反对。如卫灌、庾亮等，主张崇贤举能，不拘爵位，使“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华竞自息”，“人知名不可虚求，故还修其身”，请废九品官人法，恢复古代的乡举里选，以复“通经之道”。杨泉曾“诏拜郎中，不就”，事在武帝太康元年。可知杨泉亦经武、惠之世。杨泉尖锐批评“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16)也正于此时，裴奏修国学，刻石写经，皇太子讲《论语》并释奠孔子。元康六年（296），尚书郎陆机策问纪瞻，瞻在答策中亦再三强调“宣五教以明令德”的重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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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君臣之义，敦父子之亲，明夫妇之道，别长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译入贡……。今贡贤之涂已闿，而教学之务未广，是以进竞之志恒锐，而务学之心不修。若辟四门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绩殿最，审其优劣，厝之百僚，置之群司，使调物度宜，节宣国典，必协济康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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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瞻的答策反映了当时朝廷中仍以儒学为先。朝廷所选师保亦重儒行，如贺循累世以《礼》传家，言行举动，必以礼让，好学博闻，尤善《三礼》。元康八年，号称洛阳三俊的陆机、陆云、顾荣，共同上疏荐循，或称其“德量邃茂”，服膺道素，遂召为太子舍人。元康九年，裴著《崇有论》，“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尊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凌迟，乃著《崇有论》以释其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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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时期，玄学大盛，儒学处于低潮。但在政权建设及朝廷用人方面，儒学仍很活跃，前期有杜预、荀、裴秀、羊祜、荀勖、刘毅、傅玄，后期有挚虞、刘寔、束晳、张华、裴等，这些人都是西晋政权的重臣名儒或礼法之士，并多以儒术、儒行、儒论、德业或事功闻于当世，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治礼专家。杜预、傅玄是西晋大儒；刘毅、刘寔提出一些儒学议论；裴则在理论上对儒学有新的发展。因此，西晋时期的儒学，一方面表现为朝廷的制礼作乐及具体朝仪制度，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朝廷的政治、伦理及各项政策，同时还有一批保守的腐儒，拘守儒家学说的繁文末节，引经据典，歌功颂德，以取媚于当权者。总之，西晋儒学在玄学冲击下，有许多复杂的表现，因此不能一概而论，那种笼统地否定这一时期儒学的存在和崇玄贬儒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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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袁準及其《袁子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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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準字孝尼，陈郡扶乐（今河南淮阳县）人，魏郎中令袁涣第四子。《三国志》无传，仅有裴松之《三国志·魏书·袁涣传》注引《袁氏世纪》说：“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之不胜己。以世事多险，故常恬退而不敢求进。”裴又引荀绰《九州纪》称“準有儁才，泰始中为给事中”。《晋书·袁瓖传》所附準传，亦有一简短材料，仅说他“以儒学知名，注《丧服经》，官至给事中”。由于史籍记述过于简略，故其生卒年及事迹不可详知。考其父袁涣卒于建安末及其事魏情况，可推知袁準属魏末晋初人，在魏因世多险，未仕，入晋始登仕途，官至给事中。袁準出身望族，其祖袁滂为汉司徒，其五代孙袁山松（宏）名位显著，是东晋著名学者。袁氏累世儒学，其父袁涣一向主张以儒学经世，曾进言曹操，为政必“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兼抚其民而除其害”。(19)由于受其父影响，袁準仕不求进，专以儒学立言，“著书十余万言，论治世之务，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