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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傅玄及其《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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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生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卒于晋武帝咸宁四年（278）。曹魏时期曾任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封鹑觚男爵。入晋为散骑常侍，进爵为子加驸马都尉，泰始四年（268）为御史中丞，旋迁太仆，转司隶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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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仕官于魏晋两朝，《晋书》本传称他“所居称职，数上书陈便宜，多所匡正”。“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直言不忌，“抗辞正色，补阙弼违，谔谔当朝”，于是“贵游慑服，台阁生风”。可见傅玄是位疾恶如仇，不阿权贵，敢于犯颜直谏的骨鲠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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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初建，傅玄依儒家制礼作乐的精神改汉之短箫铙歌曲，制为二十二篇。又与儒臣中书监荀勖、黄门侍朗张华等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等，为西晋政权草创朝仪，隆礼作乐。傅玄崇儒尚学，尊礼重道，极其推重儒家思想，以为治国之务，莫过复儒兴学，崇化贵业，提出“儒学者，王教之首也”。认为为政者必以儒学为先，“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黜放荡之论，贬浮游之说，贵农而贱商，经国而治事，极力反对魏晋时期由于重道家之言所掀起的虚无放荡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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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是魏晋之际著名大儒，善道好学，泛观博览，终生著述不辍，“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百四十首，数十万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39)向来学者多以傅玄为杂家，《隋书·经籍志》即列《傅子》于杂家类中。但考其观点，窥其涵蕴，傅玄实为儒家者流。这一点，与傅玄同时代的王沈早已说得清楚。王沈在给傅玄的信中说：“足下所著书，言富理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塞杨墨之流遁，齐孙、孟于往代，每开卷，未尝不叹息也。”(40)王沈把傅玄的著作与荀、孟的言论齐观，可见傅玄所具有的多是儒家精神。王沈卒于司马炎称帝的第二年，即泰始二年（266），在此之前，他就看到了傅玄的著作，可见，《傅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当在魏而不在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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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艺文志》著录《傅子》一百二十卷，《崇文总目》仅著录五卷二十三篇。可见此书至唐、宋以后，已大部分亡佚。所存佚文散见于唐以后的各种类书或辑佚书中，如《文选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群书治要》、《意林》、《永乐大典》等，均载有《傅子》佚文。由于各书称引不一，以至互相羼越，遂使此书佚文真伪舛误。清季严可均遍搜各书，重加排比，以《群书治要》、《永乐大典》等书所载整篇为二卷，以其他各书所载，为补遗二卷，共辑得《傅子》佚文约四万余言。(41)本节所述及所引傅语，皆据《晋书》本传及《全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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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是魏晋间名儒大家，其著述广博，经史兼通，所著书多达数十万言，现存佚文不过十分之一，故其思想不可详知，但从目前保留下来的佚文看，其儒学思想仍表现得十分充分，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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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儒贵教，讲信修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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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生活在魏晋之世，亲眼目睹，“贵力尚争”和“专任刑名”所带来的弊害，以为天下必行仁政，必遵人道而后能治，如果一味地“贵力尚争”，则“父子相危”、“民不聊生”，“若夫商韩孙吴，知人性之贪得乐进，而不知兼济其善，于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天下唯力是恃，唯争是务。恃力务争，至有探汤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独用也。人怀好利之心，则善端没矣”。(42)他认为社会上如果没有“善端”，再加上“任法尚力”，则“杀人如杀狗彘”，将“无道甚矣”。“以不道遇人，人亦以无道报之。人仇之，天绝之，行无道，未有不亡者也”(43)。据此，他严厉批评魏晋之世的法术刑名之治和虚无放诞之论，是“亡秦之病复发于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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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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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无论是刑名法术，还是玄虚之论，离开了“先王之制”，即离开了儒家的仁义礼乐德化，因此都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傅玄所以成为典型的儒家学者，就在于他把儒家的仁义、礼乐、德化作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企图以此改变魏晋时代浇薄的世风。他的《傅子》一书，专有《仁论》、《义信》、《礼乐》、《贵教》等篇，阐发儒家的礼乐仁义教化。在刑名与玄论交相充斥的魏晋时期，傅玄高举儒家的旗帜，向统治者大声疾呼尊儒贵教是当务之急。他说：“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凌迟而不觉也。”(45)他认为，儒家的礼乐仁义之教是人道的基础，偏法之士残礼乐，废人道，将导致“有国有家者亟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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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礼教兴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与天地并存，与人道俱设，虽蔽天地，不可以质文损益变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国；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妇，以别内外。三本者立，则天下正；三本不立，则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则有国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废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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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知其然也？他以秦亡为例，说明儒家礼乐之教不可废。他认为，秦始皇任用商鞅，摧残礼乐，“贼九族，破五教，独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去礼乐之教的结果，虽荷戟百万，石城造天，威凌沧海，胡越不动，但一朝变故，便亲遇其祸，“身死未收”，而“奸发于内”；太子死于外，胡亥二岁亡，此诚“无尽忠效节之臣以救其难，岂非敬义不立，和爱先亡之祸也哉”！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礼义者，先王之藩卫也。秦废礼义，是去其藩卫也。夫赍不訾之宝，独宿于野，其为危败，甚于累卵，方之于秦，犹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盗思代之。’其秦之谓与！”(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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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玄看来，不以仁义礼乐治天下，则天下必至于暴。以暴易暴，必然败亡。因为“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不欲，无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子者，不失其事亲之道矣……”。(48)只要能推己及人，推己以及天下，即使政有所失，亦不至“上害于下”或“下患于上”，就不会出现“以暴易暴”的行为。因为“尊儒贵学，则民笃于义”，“义成而教行，因义而立礼，礼设而义通”。傅玄认为，仁、义、礼三者是构成社会政治的基本要素，也是推行仁政的基本内容。与此同时，还要讲信。他说：“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圣君贤佐，将化世美俗，去信须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49)“信”之所以重要，因为它也是“人道”的内容。在傅玄看来，人与人之间不讲信用，就会“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妇相疑于室。上下纷然而竞相欺，人伦于是亡矣”。因此“讲信修义，而人道定矣”，“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况本无信者乎”。(50)这样，儒家的仁、义、礼、信便成为傅玄儒学思想的基本观念，强调立于礼，兴于仁，笃于义，履于信，由此构成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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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德慎罚，威德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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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是魏晋时期颇具改革思想的儒家学者，他虽然主张“尊儒贵教”，并对仁、义、礼、信等儒家的道德条目作了许多详尽的发挥，但他并不拘泥于此。他认为，“九家殊务，各有其长”，故不应盲目地相互排斥，而是应该相互吸收。他评论儒道两家说：“道家笑儒者之拘，儒家嗤道家之放，皆不见本也。”(51)盲目地相互排斥，就如同“知虎一毛，不知其斑”一样，必然导致片面的认识。由此，他对儒、道、墨、法各家的片面性都有所批评，并主张以儒家为主，兼收各家之长，即所谓“九流有主，贞一之道也”。他尤其重视礼法关系，认为儒家的礼教与法家的刑罚都是治国所不可或缺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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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赏一无功，则天下饰诈矣；罚一无罪，则天下怀疑矣。是以明德慎赏，而不肯轻之；明德慎罚，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须而济者也。故独任威刑而无德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国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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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礼与法，德与罚二者相须而行，不可独任，一旦独任刑罚或独任德惠，都会使政治走上片面。因为“独任”之失，不是无功受赏，就是无罪受罚。赏一无功，天下饰诈；罚一无罪，天下生疑，二者都离开了治国之道。因此“暴君昏主”与“柔愿之主”、“偏法之士”与“迂腐末儒”都不能正确处理礼与法、德与罚的关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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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昏主，刑残法酷，作五虐之刑，设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无所措其手足。……柔愿之主，闻先王之有哀矜仁爱，议狱缓死也，则妄轻其刑而赦元恶。刑妄轻，则威政堕而法易犯；元恶赦，则奸人兴而善人困。……末儒见峻法之生叛，则去法而纯仁；偏法见弱法之失政，则去仁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轻世重，而恒失其中矣。(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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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办法，应该常使仁义礼德与法治刑罚“恒得其中”，不使之偏于某一方面，即“礼法并用”或“威德相须”，此即“礼法殊涂而同归，赏刑递用而相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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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的“礼法并用”或“赏刑相济”，充分表现了儒家对法家的吸收和综合，也是对汉代以来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模式发展下来的。先秦儒家多讲仁政德治，而不太注意法治问题，西汉儒家讲阳德阴刑，开始吸收法家思想，并把法治附属于德治之下。至魏晋南北朝，法治思想趋向于独立发展，但始终未摆脱儒家人治传统的影响。这一点，在傅玄的政治思想中也有明显地表现。他虽然主强礼法并用，但在重要性上，仍十分强调仁义礼制在社会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他较多地批评刑名法术和残酷的暴政，把注意力转向对下层百姓或一般民众的关心和同情上，这也构成他政治思想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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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贵本贱末，重农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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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述两点是傅玄的政治思想和法治思想。由于他基本上从儒家立场立论，故其经济思想亦体现了儒家特点，同时也反映了魏晋时代儒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在这一问题上，傅玄与上节所述袁準持相同的观点，即以农为本，以商为末，主张“贵本贱末”，“重农抑商”，这也是儒家的一贯传统。与袁準稍有不同的是，傅玄虽然主张以农为本，但对商业并不是一概排斥。他认为商贾的功能在于“伸盈虚而获天地之制，通有无而一四海之财”，即具有互通有无，各得其所的作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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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商贾者，所以伸盈虚而获天地之利，通有无而一四海之财，其人可甚贱，而其业不可废。盖众利之所充，而积伪之所生，不可不审察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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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承认商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于互通有无，方便民生，故认为“其业不可废”。但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又可能成为贪婪、虚伪、欺诈、淫欲、奢侈和侵夺农民，使农业破产的根源。他认为中国的商业自秦汉以后即产生了这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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