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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六章 北朝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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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的儒家学者与南朝略有不同。除一大批专治儒家六经的经学大师外，也有一批发挥经义，企图借北方“胡人”政权以实现儒家理想的儒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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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北朝各政权都是由少数民族所建，再加上长期的丧乱，故北朝的儒学没有形成像南朝那样的思想、学术乃至文化中心。所以各地的名都大邑，往往成为留居北方的经学大师和儒家学者借以保存和发扬儒家文化的据点，遂使儒学的发展，趋于地方化与家门化。这些特点，决定了北朝儒学更重视家学传统。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北朝的儒家学者受佛教的影响远不如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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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受到南朝儒佛之争的影响，以及儒佛本身文化背景的不同及理论上的差异，北朝也同南朝一样，经历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但在理论上并无太多建树，往往是通过政权手段，对佛教实行强制性压抑。因此，南朝排佛，侧重在思想、理论上的争论；北朝排佛则付诸行动。在儒佛之争中，道教则站在儒家一边，形成思想与文化上的儒道统一战线。而佛教的反击，又往往尽力避开直接与儒学发生冲突，把批评的矛头直指道教，遂使北朝的佛道之争更加激烈，甚至导致佛道同时被毁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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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北朝儒学受上述综合背景因素的影响，其儒学立场和观点，比南朝更显正统、纯粹，同时也就更显保守。故史学家常称北方儒学为“旧儒学”。如作为北朝儒学“第一盛门”的清河崔氏，便是自魏晋以来在北方影响最大的儒学世家。其中的崔浩一支，又为崔氏门中最显之门。崔浩在北魏仕历三朝，常以经国济世为己任。他特别关心推行儒学及建立汉制，遍注儒家群经。他自称对“天文、星历、易式、九宫无不尽看，……专心思书，忘寝与食，至乃梦共鬼争义，遂得周公、孔子之要术”。(1)并“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2)他以承传儒家文化的强烈使命感，协助北魏皇帝排佛尊儒，以儒立国。这对于中国北方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但崔浩的旧儒学多滞留于汉代以降的旧观点，与南方儒学相比，缺乏创造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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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不及汉文化发达，故北朝政权于建国之初，便多采用汉制。因此，也就需要熟悉汉文化的儒家学者。据万斯同《儒林宗派》载，北朝见于名传的儒家学者多达一百一十四位。除上述崔氏各支外，尚有卢氏、赵氏、李氏、刘氏、鲍氏等儒学的家传系统。其中亦出现许多著名的儒家学者，如卢玄、高允、刘献之、刘芳、徐遵明、卢辩、苏绰、沈重、熊安生、颜之推等。在这些儒家学者中，亦有一部分人，能够依据儒家经典而作创造性的发挥，从而摆脱经学的束缚，对当时北朝政治上的种种实际措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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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北朝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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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建宋后十九年，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遂正式出现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亦即南北朝的开始。其后北魏发生分裂而出现东魏与西魏。东魏后为北齐所灭，西魏后为北周所灭。后来北周又灭了北齐，统一了北方政权。但不久，北周政权又为杨坚所建立的隋所取代，并于公元589年南伐灭陈，南北朝结束，中国重归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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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魏统一北方，至杨坚灭陈，北方经历了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五个政权。下面将分述在北朝五个政权之下儒学发展的一般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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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魏政权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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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之建国，可以追溯到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鲜卑人拓跋珪继其前人代公猗庐建立魏国，并于东晋隆安二年（398）于定都平城称帝，是为北魏道武帝（魏太祖）。从道武帝建立北魏起，至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止，期间历经十一主，凡一百四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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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面对中原的广大地区和繁庶的人口，其游牧迁徙的生活方式，如何过渡到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其简陋单一的政权结构和崇刑尚力的统治方法，如何过渡到汉民族礼乐典章的德治轨道；以及其慓悍勇武的民族特性如何适应中原地区长期以来所保有的温文尔雅的儒学传统等等，成为北魏开国后所必须面临的迫切问题。因此，北魏时期，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错复杂的时代，也是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等方面激烈冲突的时期。其中的儒学与佛教的冲突尤为激烈。这一思想上的斗争，反映了北魏政权在政治、文化上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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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的史料看，有魏在近一百五十年的统治内，其思想、文化的发展变迁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其间，儒佛道三家思想交相角逐，高潮迭起，表现了异质文化在融合过程中对政治的影响。第一阶段，可称为北魏政权吸收儒学，并力图以儒学为指导的时期。道武帝采取了引用汉族知识分子和尽量接受汉族文化的政策，同时，永嘉之乱后留在故土而未南迁的世族亦多半投入了北魏政权。如世族崔宏在道武帝时曾官至吏部尚书，典学机要，魏的朝仪制度多由他手定。其子崔浩仕历三朝，显居要职。其他如崔玄伯、邓渊、高允、李灵、崔鉴、李先等，皆为北魏政权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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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汉族知识分子和接受汉族文化，首先就要遇到如何对待儒学传统的问题。魏道武帝称制不久，便有意于此。他常向儒臣崔玄伯询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他曾询问博士李先：“天下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告诉他：“惟有经书，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太祖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3)由这一段对话可知，魏主早已留意儒家经籍。一经李先指点，便开始付诸实施，收集儒家典籍，并于天兴二年（399）春三月甲子，“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4)四年二月丁亥，“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同年十二月辛亥，“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5)道武帝在位十三年，由于多用汉族知识分子并有意汉化，故其受到不少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想慕汉儒所阐发的“《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和“继圣载德，天人合会”之说，故对阴阳玄象、灾异、谶纬、术数都感兴趣。但其所关注者，还是实际政治与古今得失，并企图把北魏政治纳入道德、忠义之轨道，即儒家的仁政德治。如他在天兴三年所颁发的《官号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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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无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谋息而不起，奸慝绝而不作。……秦汉之弊，舍德崇侈，能否混杂，贤愚相乱，庶官失序，任非其人。于是忠义之道寝，廉耻之节废，退让之风绝，毁誉之议兴，莫不由乎贵尚名位，而祸败及之矣。……苟以道德为实，贤于覆蔀家矣。……道之与德，神识之家宝。是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用而不禁，为病深矣。能通其变，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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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武帝的这一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持的儒家思想道德观和政治立场，把“以道德为实”、“廉耻之节”、“忠义之道”、“退让之风”等，看做是思想意识和道德修养的重要归依（“神识之家宝”），是齐家治国的根本原则（“治之本”）。他认为只有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变动中始终保持这些原则才称得上圣人。无疑，这是一种儒家圣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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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道武帝之后，是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太宗），其在位十五年。他按照道武帝制定的汉化方针，仍推行德治教化的政策，未使佛教涉及朝政。据《魏书》本纪载：“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7)“又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8)史称明元帝“抱纯孝之心”，“以德见宗”，并非妄语。观其在位十五年所下诏书，如《赐王洛儿爵诏》、《简出宫人诏》、《赈贫穷诏》、《遣使巡省诏》、《敕有司劝课诏》等，即可略见其所受儒学的影响。他很重视“观民风俗，问民间疾苦，察守宰治行”；提倡为臣之节“处家必以孝敬为本，在朝则以忠节为先”；认为“人生在勤，勤则不匮”，王教之基在于使民丰足，然后教以仁义。这些都属儒家政教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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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政权的崇儒汉化政策至太武帝拓跋焘（世祖）时更进一步。太武帝是北魏诸帝中较有作为的一位。在他当政的二十九年中，北征柔然（蠕蠕），西讨仇池，吞并北凉北燕，使北方得到真正的统一。《魏书·世祖本纪》史臣说，世祖“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华戎，其为功也大矣”。(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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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思想文化上继承了道武、明元二帝所推行的引用汉族知识分子和崇儒汉化政策，重用崔浩、高允等推行儒学。他继位后不久（始光三年），“便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又二年，“东幸广宁，临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尧、舜庙”；又三年（神四年）下诏征世胄遗逸，令州郡各举才学。其在诏令中认为，北方已告统一，“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儁乂”。(10)遂征卢玄、崔绰、李灵、邢颍、高允、游雅、张伟等儒雅儁义之士数百人到朝廷任职。“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如当时名儒常爽，设馆温水之右，以儒家五经教授门徒，学生常达七百余人；中山张吾贵，与儒林刘献之齐名，海内皆曰儒宗，尤善《春秋》、《毛诗》等儒家经典，“吾贵每一唱讲，门徒千数”。由此可略见世祖之世儒学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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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太武帝经略文武，非常重视以儒家经术达“太平之治”的目标，曾屡诏群臣，欲令百姓家给人足，必弘阐文教，兴于礼义。强调“士之为行，在家必孝，处朝必忠”，“直道正身，立功立事，无或懈怠”。太武帝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但始终没有“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故从太平真君元年（440）至正平元年（451）的十五年间，由于北魏政权的内部矛盾及其尚儒汉化的需要，再加之儒道联合排斥佛教，终使太武帝决心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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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真君五年下诏禁止王公以至庶人挟藏谶纬之书及容匿沙门师巫。同年又下诏，令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子弟皆诣太学，不听私立学校，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太平真君七年又下诏诛沙门，毁佛寺，坑僧尼，造成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惨案。历来史家对此次事件评说不一。有的以为太武帝生性好杀，不仅对僧尼如此，对于他的亲信，稍触其怒，亦必诛戮；有的则归咎于寇谦之、崔浩等恐太子晃摄政，遂密谗于帝，言晃纳结佛僧，别有异图，遂导致太武帝灭佛等等。其实，这些说法，都不可能成为太武帝灭佛的主因。其主要原因，如其毁佛诏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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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民生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蹤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神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