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41407
中国儒学史 [:1702022377]
1702041408
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北朝政权与儒学
1702041409
1702041410
刘裕建宋后十九年，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遂正式出现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亦即南北朝的开始。其后北魏发生分裂而出现东魏与西魏。东魏后为北齐所灭，西魏后为北周所灭。后来北周又灭了北齐，统一了北方政权。但不久，北周政权又为杨坚所建立的隋所取代，并于公元589年南伐灭陈，南北朝结束，中国重归统一。
1702041411
1702041412
从北魏统一北方，至杨坚灭陈，北方经历了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五个政权。下面将分述在北朝五个政权之下儒学发展的一般概貌。
1702041413
1702041414
一、北魏政权与儒学
1702041415
1702041416
北魏之建国，可以追溯到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鲜卑人拓跋珪继其前人代公猗庐建立魏国，并于东晋隆安二年（398）于定都平城称帝，是为北魏道武帝（魏太祖）。从道武帝建立北魏起，至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止，期间历经十一主，凡一百四十九年。
1702041417
1702041418
北魏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面对中原的广大地区和繁庶的人口，其游牧迁徙的生活方式，如何过渡到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其简陋单一的政权结构和崇刑尚力的统治方法，如何过渡到汉民族礼乐典章的德治轨道；以及其慓悍勇武的民族特性如何适应中原地区长期以来所保有的温文尔雅的儒学传统等等，成为北魏开国后所必须面临的迫切问题。因此，北魏时期，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错复杂的时代，也是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等方面激烈冲突的时期。其中的儒学与佛教的冲突尤为激烈。这一思想上的斗争，反映了北魏政权在政治、文化上的走向。
1702041419
1702041420
从现有的史料看，有魏在近一百五十年的统治内，其思想、文化的发展变迁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其间，儒佛道三家思想交相角逐，高潮迭起，表现了异质文化在融合过程中对政治的影响。第一阶段，可称为北魏政权吸收儒学，并力图以儒学为指导的时期。道武帝采取了引用汉族知识分子和尽量接受汉族文化的政策，同时，永嘉之乱后留在故土而未南迁的世族亦多半投入了北魏政权。如世族崔宏在道武帝时曾官至吏部尚书，典学机要，魏的朝仪制度多由他手定。其子崔浩仕历三朝，显居要职。其他如崔玄伯、邓渊、高允、李灵、崔鉴、李先等，皆为北魏政权所引用。
1702041421
1702041422
引用汉族知识分子和接受汉族文化，首先就要遇到如何对待儒学传统的问题。魏道武帝称制不久，便有意于此。他常向儒臣崔玄伯询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他曾询问博士李先：“天下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告诉他：“惟有经书，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太祖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3)由这一段对话可知，魏主早已留意儒家经籍。一经李先指点，便开始付诸实施，收集儒家典籍，并于天兴二年（399）春三月甲子，“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4)四年二月丁亥，“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同年十二月辛亥，“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5)道武帝在位十三年，由于多用汉族知识分子并有意汉化，故其受到不少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想慕汉儒所阐发的“《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和“继圣载德，天人合会”之说，故对阴阳玄象、灾异、谶纬、术数都感兴趣。但其所关注者，还是实际政治与古今得失，并企图把北魏政治纳入道德、忠义之轨道，即儒家的仁政德治。如他在天兴三年所颁发的《官号诏》中说：
1702041423
1702041424
1702041425
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无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谋息而不起，奸慝绝而不作。……秦汉之弊，舍德崇侈，能否混杂，贤愚相乱，庶官失序，任非其人。于是忠义之道寝，廉耻之节废，退让之风绝，毁誉之议兴，莫不由乎贵尚名位，而祸败及之矣。……苟以道德为实，贤于覆蔀家矣。……道之与德，神识之家宝。是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用而不禁，为病深矣。能通其变，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6)
1702041426
1702041427
从道武帝的这一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持的儒家思想道德观和政治立场，把“以道德为实”、“廉耻之节”、“忠义之道”、“退让之风”等，看做是思想意识和道德修养的重要归依（“神识之家宝”），是齐家治国的根本原则（“治之本”）。他认为只有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变动中始终保持这些原则才称得上圣人。无疑，这是一种儒家圣人观。
1702041428
1702041429
继道武帝之后，是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太宗），其在位十五年。他按照道武帝制定的汉化方针，仍推行德治教化的政策，未使佛教涉及朝政。据《魏书》本纪载：“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撰《新序》、《说苑》于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诸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7)“又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8)史称明元帝“抱纯孝之心”，“以德见宗”，并非妄语。观其在位十五年所下诏书，如《赐王洛儿爵诏》、《简出宫人诏》、《赈贫穷诏》、《遣使巡省诏》、《敕有司劝课诏》等，即可略见其所受儒学的影响。他很重视“观民风俗，问民间疾苦，察守宰治行”；提倡为臣之节“处家必以孝敬为本，在朝则以忠节为先”；认为“人生在勤，勤则不匮”，王教之基在于使民丰足，然后教以仁义。这些都属儒家政教范畴。
1702041430
1702041431
北魏政权的崇儒汉化政策至太武帝拓跋焘（世祖）时更进一步。太武帝是北魏诸帝中较有作为的一位。在他当政的二十九年中，北征柔然（蠕蠕），西讨仇池，吞并北凉北燕，使北方得到真正的统一。《魏书·世祖本纪》史臣说，世祖“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华戎，其为功也大矣”。(9)
1702041432
1702041433
1702041434
在其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思想文化上继承了道武、明元二帝所推行的引用汉族知识分子和崇儒汉化政策，重用崔浩、高允等推行儒学。他继位后不久（始光三年），“便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又二年，“东幸广宁，临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尧、舜庙”；又三年（神四年）下诏征世胄遗逸，令州郡各举才学。其在诏令中认为，北方已告统一，“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儁乂”。(10)遂征卢玄、崔绰、李灵、邢颍、高允、游雅、张伟等儒雅儁义之士数百人到朝廷任职。“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如当时名儒常爽，设馆温水之右，以儒家五经教授门徒，学生常达七百余人；中山张吾贵，与儒林刘献之齐名，海内皆曰儒宗，尤善《春秋》、《毛诗》等儒家经典，“吾贵每一唱讲，门徒千数”。由此可略见世祖之世儒学的兴盛。
1702041435
1702041436
世祖太武帝经略文武，非常重视以儒家经术达“太平之治”的目标，曾屡诏群臣，欲令百姓家给人足，必弘阐文教，兴于礼义。强调“士之为行，在家必孝，处朝必忠”，“直道正身，立功立事，无或懈怠”。太武帝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但始终没有“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故从太平真君元年（440）至正平元年（451）的十五年间，由于北魏政权的内部矛盾及其尚儒汉化的需要，再加之儒道联合排斥佛教，终使太武帝决心排佛。
1702041437
1702041438
太平真君五年下诏禁止王公以至庶人挟藏谶纬之书及容匿沙门师巫。同年又下诏，令王公以下至于卿士子弟皆诣太学，不听私立学校，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太平真君七年又下诏诛沙门，毁佛寺，坑僧尼，造成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惨案。历来史家对此次事件评说不一。有的以为太武帝生性好杀，不仅对僧尼如此，对于他的亲信，稍触其怒，亦必诛戮；有的则归咎于寇谦之、崔浩等恐太子晃摄政，遂密谗于帝，言晃纳结佛僧，别有异图，遂导致太武帝灭佛等等。其实，这些说法，都不可能成为太武帝灭佛的主因。其主要原因，如其毁佛诏所言：
1702041439
1702041440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民生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蹤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神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11)
1702041441
1702041442
太武帝的这一诏书，无疑是一篇剿佛檄文。其所以不惜用暴力灭佛，主要出于其巩固政权的需要。从他所宣布的佛教罪状来看，其一：“事胡妖鬼以乱天常”；其二：“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其三：“视王者之法蔑如也”；其四：“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其五：“附而益之，皆非其实”。而导致太武帝灭佛的直接导火线是盖吴谋反。
1702041443
1702041444
时北地泸水人盖吴于杏城天台举兵反魏。魏主西伐至长安，牧马于沙门寺内麦中，其侍从发现寺内有许多弓矢矛楯，出以奏闻，魏主便疑佛徒与盖吴通谋反叛。在查抄这所佛寺时，又“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即忿沙门非法”。(12)时又有崔浩等崇儒排佛，遂导致太武帝的毁佛事件。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亦是儒佛之争的结果。说明此时北魏政权倾向于儒学。在魏主毁佛的第二年，又颁崔浩所注《诗》、《论语》、《尚书》、《周易》等儒家经典，命天下习业。
1702041445
1702041446
从北魏第一代皇帝道武帝拓跋珪起，中经明元帝拓跋嗣，至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共历五十余年。这是北魏政权吸收儒学，努力汉化的第一个阶段。在时间上它占据了北魏整个统治时期的三分之一。
1702041447
1702041448
其后，文成（高宗拓跋濬）、献文（显祖拓跋弘）两帝，又恢复佛教，崇尚释典，遂使儒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的挫折。但也并非停顿，因为帝王之对佛教，多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出发，以为对其政权及民风教化有利者，方奖崇施化，因此往往与儒学并行不悖。其所不同之处，除思想上的一些观念外，主要还是宗教与人文之别。佛教有完整的宗教组织，有固定的传道场所，有一定的寺庙土地财产。因此它比世俗儒家或世俗化之儒学，更易于组织。因此在它的传播过程中，也易于被政治异见者或奸邪迷信之徒所利用和假托，历史上的毁佛事件，往往多出于这种原因。因此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曲折尤多。
1702041449
1702041450
儒学则不然，它既无组织保证，又无经济背景，往往散在四方，即使在比较集中的太学，因其内容多属人文、德道，一般不易被假托，故其对于封建政权利多弊少，能比较稳定地保持自己的存在。况且它一经制度化，便与封建政权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因此即使在佛教盛行的文成之世，其也必以儒学治国。如文成帝在其《曲赦京师诏》中说：“夫圣人之教，自近及远。是以周文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化苟从近，恩亦宜然。”(13)又如其在《贵族不婚卑姓诏》中，也一再引用儒家以说明他所要采取的政策之合理性，其诏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是以夫妇之义，三纲之首，礼之重者，莫过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区别。”(14)无论是赦免囚徒，还是婚姻政策，都离不开制度化的儒学为其论证，故献文帝登基始毕（466），文明太后，便引儒臣高允参决大政，并下诏命其置学官于郡国。其诏曰：
1702041451
1702041452
自顷以来，庠序不建，为日久矣。道肆凌迟，学业遂废，子衿之叹，复见于今。朕既篡统大业，八表晏宁，稽之旧典，欲置学官于郡国，使进修之业，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旧德，宜与中、秘二省参议以闻。(15)
1702041453
1702041454
于是高允上表，进一步陈述兴儒崇教的重要性，以为“经纶大业，必以教养为先，咸秩九畴，亦由文德成务”。在高允的主持下，拟定了庞大的儒学教育计划，“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16)这一计划立即得到朝廷的支持，“显祖从之，君国立学，自此始也”。同时显祖又下诏隐括沙门，令民间不得容止无籍之僧，游化之僧必有印牒，断禁民间竭财事佛，断禁女巫妖觋，淫祀孔庙。
1702041455
1702041456
文成、献文二帝在位约二十年，其对佛教重新礼敬，但鉴于世祖时期僧尼杂乱，混迹假托，寺庙不整等现象，对佛教进行了整顿，其对儒学采取了大量吸收的政策，并于北魏各郡建立郡学。在北魏政权的第二阶段，佛教的传播大于儒学，但崇佛并不排儒。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可说是儒佛相安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