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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苏绰《六条诏书》的儒学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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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起自漠北的鲜卑族拓跋珪在牛川（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即代王位，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或后魏、元魏）。继而长驱直入中原，乃于晋隆安二年（398）称帝，历史上称之为北魏道武帝。其帝位传至其孙拓跋焘，遂尽灭北方诸国，于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统一了中国北方，史称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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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政权的统一，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再加之北魏历代皇帝大量采用汉人制度，极力推行汉化，遂使北朝文化亦有相当规模的发展，出现了儒、释、道并兴的局面，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三教学者，尤其突出的是儒家学者如徐遵明、崔浩、刘献之、卢辩、熊安生、颜之推等。苏绰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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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绰其人及其所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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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497—546）字令绰，武功（今陕西武功西）人。他是西魏少数民族政权革易时政、推行汉化，并根据《周礼》建制立官的枢要之臣，是一位对北朝后期的思想、政治、文化颇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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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书》、《北史》记载，绰为魏侍中则九世孙，累世二千石。父协，武功郡守，从兄让为汾州刺史。其弟春、其从兄亮、湛皆通显当世，名著西土。其子威仕历周、隋两朝，“尊重当时，朝臣莫与为比”。可见，苏绰乃关中极有影响的世族大家。“初为宇文泰行台郎中，寻除著作佐郎。后又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31)西魏文帝大统三年（537），封美阳县伯。十一年，授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绰性俭素，不事产业，家无余财。平生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为己任。“博求贤俊，共弘政道，凡所荐达，皆至大官”。“绰常谓为国之道，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每与公卿议论，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积思劳倦，遂成气疾”。(32)大统十二年卒于官，时年四十九。绰死后，“周文（宇文泰）痛惜之，哀动左右”。及绰归葬武功，宇文泰与群臣步送出同州郭外，宇文泰亲于车后酹酒而言曰：“尚书平生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舍吾去，奈何！”因高声恸哭，酒杯坠于手。其与宇文泰及西魏政权的关系，可见于此。周明帝二年（558），以绰配文帝庙廷。隋开皇初追封邳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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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所处的时代，正是继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对儒学认同的时代。这一趋向至北魏末期并未因政权内部的分裂而减缓。梁中大通三年（531），对于北魏来说正是其政权内讧最严重的时期，两年内换了四个皇帝并五次改元，足见其政治的混乱。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崇儒兴学的呼声仍很高。当时即有侍中羊深请修国学。他上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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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崇礼建学，列代之所修；尊经重道，百王所不易。……且魏武在戎，尚修学校；宣尼确论，造次必儒。臣愚以为宜重修国学，广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闻，释奠之礼不阙。并诏天下郡国，兴立儒教，考课之程，咸依旧典。苟经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进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鸿生，以光顾问；絷维奇异，共精得失。使区寰之内，竞务仁义之风；荒散之余，渐知礼乐之用，岂不美哉！……魏主善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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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深上疏得到魏主的赞许，然而政权内部的斗争却如火如荼，梁大同元年（535）北魏终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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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以后，上述汉化的趋势并未停止。掌握西魏实权的宰相宇文泰，明达政治，崇儒好古。时军国草创，政刑弛纵，坟典散逸。西魏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力图使政治走上正轨。西魏文帝大统元年（535），宇文泰即起用苏绰为行台郎中，“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以适应西魏初建的需要。大统五年又有儒臣秘书监寇儁，“选置令史，抄集经籍，四部群书，稍得周备”。大统十年，北魏调整权衡制度，宇文泰又用苏绰损益三十六条之制，总为五卷，在全国颁行。为加强国力，宇文泰广招贤才牧守令长，皆按苏绰所损益的三十六条之制执行，“数年之间，百姓便之”。于此同时，为革除官繁之弊，泰又命苏绰与当时大儒卢辩，依《周礼》改创其事。依《周官》建制，“设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未几而绰卒，后由卢辩成之，并于西魏恭帝时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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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以来，文章竞为浮华。为革除其弊，大统十一年六月，宇文泰令苏绰仿《周书》作《大诰》，宣示群臣，戎以政事，并规定“自今文章皆依此体”。十二年，西魏正古今文字。宇文泰“以隶书批缪，命丞相府法曹参军赵文深、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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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西魏在制度朝仪、权衡、艺术、文字等诸方面均采取措施，并力图健全国家体制，以与东魏及南朝萧梁政权相抗衡。苏绰几乎全部参与了这些措施的制定，并以其儒学思想为指导，形成了西魏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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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条诏书》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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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的著作，据《周书》及《北史》本传载，有《佛性论》、《七经论》，均佚。目前保存下来的仅有《奏行六条诏书》及《大诰》，载于《周书》和《北史》本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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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诏书》为西魏北周之经国大法，宇文泰令百官“习诵”，并规定牧守令长非通六条者，不得居官。据《通鉴》，《六条诏书》颁布于梁大同七年（541）九月。从思想内容看，《六条诏书》是有魏以来，北朝儒学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它虽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出现，但其内容却极为平实，语言也朴素简练。全文不足五千言，却涉及儒学的一系列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实为魏晋南北朝儒学史上一篇难得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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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人之要，在于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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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所处的时代，是兵戈不止、征伐与侵攻交至、杀戮与盗贼并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方伯守令，百僚卿尹，互争利害，往往是“物议横生，异端互起，退让寂寥，靡节竞驰”。如何纠正这种上层腐败的颓风、引导下层民众走上正途，苏绰提出了他的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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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理人之体，当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静，则思虑忘生。思虑忘生，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是非谬乱。是非既乱，则一身不能治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于清心而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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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绰认为，身为冢宰、卿尹、百僚之官，其任务皆在管理民众。要把民众管理好，使社会得到治理，不能只去说教别人，而必须从自己做起，即首先清理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保持清静，才能洞见真理，明察是非，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那么何谓“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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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所谓清心者，非不贪货财之谓，乃欲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和志静，则邪僻之虑无因而作。邪僻不作，则凡所思念无不皆得至公之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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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的内容，是使“心气清和”，“志意端静”。这里强调了清、静、和、正（端）四个字。很明显，这已超出了先秦以来传统儒学所规定的内容（这一点，将在下文评论）。苏绰认为，“清心”并非专指“不贪货财之谓”，而是指心无邪僻之虑。心无邪僻之虑，则所思所念便“皆得至公之理”。这些看法，表现了此一时期儒学对修养提出的新观念、新要求，对以后儒学的发展亦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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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着儒家的大学之教，“心正而后身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苏绰即按此次第，在提出“清心”之后，又提出“理身”。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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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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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绰看来，人君是百姓的表率，自身不修而望百姓有良好的道德和操行，那是不可能的。这一思想是儒学的传统思想，如《大学》所谓“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用现在的话说，教育者自身必须首先受教育，然后才能去教育别人。从政者更是如此。儒家的这一观念直到现在仍有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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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洗心革意，教化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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