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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刘炫的生平与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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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炫的生平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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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约生于公元545，卒于公元613）字光伯。河间景城人（今属河北献县）。《隋书·儒林传》说刘炫：“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视日不眩，强记默识，莫与为俦。左画方，右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无有遗失。”(150)可见是个奇才。刘炫与刘焯自幼结为盟友，同师事于熊安生、刘轨思、郭懋等北学名师。以武强刘智海家藏书富，乃相与就读。苦研10年，“遂得博览典诰，窥涉今古”(151)，终于成为一代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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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年间，刘焯举秀才，对策甲等，除员外将军。于国子学共论古今滞义，以精博为人叹服。与此同时，刘炫亦以才学被荐于朝廷。以二人才学齐名故时称二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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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初入朝，“奉敕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俄直门下省，以待顾问。又与诸术者修天文律历，兼于内史省考定群言，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礼之。炫虽遍直三省，竟不得官，为县司责其赋役。炫自陈于内史，内史送诣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问其所能。炫自为状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吏部竟不详试。然在朝知名之士十余人，保明炫所陈不谬，于是除殿内将军”(152)。正是因为刘炫有如此渊博的学识，所以才得到当时鸿儒李德林的礼重和“在朝知名之士”的保举。然而刘炫以如此才学，在朝廷“遍直三省”，竟然未能授予官职，吏部亦“不详试”，可见隋朝待士的刻薄寡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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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年间，牛弘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刘炫遂抄录旧藏古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认为皆炫所伪造，下狱论死，后经赦免，被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其时，刘焯亦以他故被遣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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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杨勇闻知之后，又将其二人召回。既至京师，又被朝廷敕令事蜀王杨秀，迁延不往，被目为傲视王侯，“枷送益州。既而配为帐内，每使执仗为门卫。俄而释之，典校书史。炫因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及蜀王被废始得还朝。与诸儒修定五礼，授旅骑尉。尚书牛弘尝问之曰：“君王遇子，其礼如何？”曰：“相期高于周、孔，见待下于奴仆。”弘不悟其言，请闻其义。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见访，是相期高于周、孔；酒食左右皆餍，而我余沥不餍，是见待下于奴仆也。”(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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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多所建议。及“炀帝复开庠序”之时，纳言杨达荐举刘炫博学有文章，得以“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只一年多，便被劾以“品卑去任”。还至中途，又“奉敕追诣行在所。或言其无行，帝遂罢之”。从此未再出仕，著书讲学，优游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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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朝末年那场大规模的历史动乱中，很多儒生都参加了农民起义军，刘炫的门生大多投入河北的窦建德军。刘炫“时在郡城，粮饷断绝”，其门人“哀炫穷乏，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与之”，实际上也参加了义军。可惜这支部队后为官军所破，“炫饥饿无所依，复投县官。县官意炫与贼相知，恐为后变，遂闭门不纳。时夜冰寒，因此冻馁而死。其后门人谥曰宣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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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才学冠世，“论者以为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而刘焯竟“以品卑去职”，刘炫亦以“无行”被黜，学者以此惜之。然究其原由，并非全属诬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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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的性格是有缺陷的，史书上说他“性躁竞，颇好俳谐”，性情浮躁不稳重，缺乏长者之风。自恃才高一世，学富五车，“多自矜伐，好轻侮当世”。恃才傲物，不善于自处，“为执政所丑，由是宦途不遂”(154)。究其“轻侮当世”的原因，还源于他对“当世”的不满。当隋之世，科举初兴，士人进身之途，已不全凭门阀，所以刘炫认为“今之仕者，位以才升”，而据位者每无才德，而有才德者反不被见用。高才如刘炫，虽然“射策高第”，也只能“数忝徒劳之职，久执城旦之书”。沦为下吏，甚至徒隶，不能施展抱负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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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晚年“内省生平”，尝作《自赞》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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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叙邦族，交结等夷，重物轻身，先人后己。昔在幼弱，乐参长者，爰及耆艾，数接后生。学则服而不厌，诲则劳而不倦，幽情寡适，心事方违。内省生平，顾循终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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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自己的一生中，与邦族、与同侪、与长者、与后生交往，无不“重物轻身，先人后己”，（物，事也。此处指公众或他人之事；身，己身）。这是刘炫内心的表白，也是他一生奉守（顾循终始）的准则。也检讨了自己一生“立身立行，惭恧实多”，并认识到人只要活在世上，就难免犯错误，只有死去，才会“庶几可免”。他总结自己一生“大幸有四”，而深恨只有一个，这一深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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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儒学之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骛坟典，厘改僻谬，修撰始毕，图事适成，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传于身后。衔恨泉壤，实在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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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关注、所感慨、所忧伤、所遗憾的，仅是儒家大道的被割裂陵迟和经典解说的混乱芜秽，而自己“厘改僻谬”，重新整理注疏经典的事业刚刚告成，正准备用大道补救末世，把学问传诸后人之际，岂奈“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功业与理想全部化为泡影，所以成为其惟一的深恨也。然观其以“参谒宰辅，造请群公，厚礼殊恩，增荣改价”为幸，说明其思想境界并不高超，在这一点上，说其“卑俗”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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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虽然有许多性格上的缺陷，然观其大节，并无亏欠。如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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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二十年，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学校不宜废，情理甚切，帝不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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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国家殷盛，皆以辽东为意。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焉。当时莫有悟者。及大业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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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关于国家文化建设和民族关系的根本大计，可惜文帝都没有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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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文帝时的律令规定：“州县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无得再醮。”而刘炫参与撰修律令时，著论以为不可，为主修官牛弘所采纳，将此律格从《隋律》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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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炫不仅才学好，临事每持正论，而且“以吏干知名”，精熟政务执行的利弊得失，针对当时事烦政弊，官疲民困的现实，提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的建议。牛弘虽然甚善其言，但在大兴工役冶遊无度的炀帝一朝，肯定不会被执政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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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儒林传论》评价说：“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并时不我与，馁弃沟壑。斯乃子夏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与者聪明，所不与者贵仕，上圣且犹不免，焯、炫其如命何！”(155)将其悲剧归结为宿命，是不确切的，造成此一悲剧的原因，应该到那个污浊之世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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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炫学术的两大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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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炫献伪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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