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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河汾之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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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汾之学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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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以前，除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时代变革，王纲失纽，王官之学散在四裔；又由于货币的普及，学者得以四方游动，交流思想论辩学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学术自由时代，学派蔚起，学者辈出，形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继秦火之后，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学被确立为主流文化，于是出现以经学为主和以儒家为主体融汇百家的学术现象。但是由于当时的经学主要由官学和家学传播，严格遵守师法和家法，所以未能形成新的思想流派。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打破师法与家学的界限，讲学之风大兴，此时虽有玄学产生，而儒学所形成的学派，也仅限于经学内部而已（如荆州学派）。至隋王通挺起于河汾之间，承六代之家学，遍访名师，融贯南北，感世道之凌夷，儒学废毁，乃退居于龙门，立教于河汾，于政统之外，另立学统与道统，承担起传习儒家正统文化，培养国家治世人才的历史重任。河汾学派于是乎蔚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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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汾学统，一直是中国学术史的长河之上，一条若隐若现的学术流派，时而裹挟着廓清阴霾的时代风云，波澜壮阔，电闪雷鸣，照彻人们的心灵；时而又突然消失在历史时空的旷野之中，残流剩水，蔓草荒烟，让人们怀疑他曾经的存在。徒然让人望风怀想，发思古之幽情。然而，即使被深埋尘封的历史真相，终究有其蛛丝马迹可循，只要本着索隐钩玄，疏通知远的治学精神，披沙拣金，沿波讨源，仍然可以寻绎出隐没在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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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结束了三百年祸乱相仍的分裂动乱统一全国之后，一直没有认真总结过历史的经验教训，更没有建立起长治久安的鸿猷大略。文中子秀才及第，给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仍不见用之后，已经看到这一政权必将走向衰乱，历史还将重蹈覆辙。于是毅然东归，隐退林下，著书立说，立教河汾，讲论经纶。意在考论历代治乱之由，追寻人世大道根源，为救时拯溺，兴复礼乐，培养治世人才，传承儒学精义。以其天纵秉赋，继承六代家学，问道当世高贤，遍续儒家经典，思想学问才华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巅，其学思行为又深切地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故能以年轻的资质，远播的才名，吸引了大批同侪俊彦年长宿儒前来执经问道，河汾学统于焉而兴，河汾道统于焉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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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通射科高第，献策宫阕，汲汲用世的思想和行为，不能庸俗地理解为追求高官厚禄，家族荣耀。实乃意欲辅佐明君，襄成治化。孟子引述曾子的话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204)但是有德者亦须有其位，不然虽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诚如刘向所谓“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205)。可惜对于王通所上《十二策》，“高祖伟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中说·关朗篇》）然而，在儒者看来，“道”虽然不能行之于当世，仍可以传诸后人；虽不能行之于朝廷之上，只要有道德在躬，即使身处江湖之远，依然可以“以德抗位”。这不仅是人格的尊严，也是真理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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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以来的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施行时，一般都不会优柔取容，而是果断地求去，于公则实为等待将来施展抱负的时机；于己则是保持人格独立的尊严，所谓居易以俟命，退避以待时。并非消极对抗，而是开诚布公信守操持的表现。或者主动离开中枢机关，或者退隐江湖，著书讲学。王通屡征不起，乃是看透隋朝君臣不可能按照自己提出的主张重整朝政，于是效法孔子退而著书教学，为治世建立宏纲大本。对这一政权的绝望，他的退居讲学则已是准备在为将乱之后，如何建立新的治世培养人才。这确是时代最大最紧迫的需求。河汾学派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王通的续六经完全是为了如何拨乱反正，而寻求总结自汉魏以来治乱的历史经验，不仅仅是文化志趣和文化建设，而是在新的情势下如何指导建设以及建设一种什么文化的问题。所以王通的退隐讲学与南北朝以来朝野盛行的讲学之风不同，虽然彼时公私讲学之风甚盛，求学者不远千里，动辄百千成群。无论北学如何地质朴，南学如何地深芜，但大都是对既有经传的疏解。毫不涉及现实实际问题的解决，也不涉及对社会人生形上层面的追问，因之也不可能有对古代经典的义理有更多的阐释与发明，难于解决自五胡乱华以来社会动乱政权更迭以及对人生境遇心灵安顿等重大社会理论问题对人们造成的困惑，更不能满足有识之士对现实出路实际解决之道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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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龙门立教，使河汾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术中心，还由于他少负才名十八岁即秀才及第和上《太平十二策》的名气；以及看准最高统治集团不能有所作为的现实，毅然引退的高尚风操。王通的思想行为，吸引了同样对现实失望而又负有四方之志的青年才俊，以及对社会人生终极大道深感困惑的经师宿儒前来求学问道，说明河汾能够在隋末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恰恰是因为适应了时代变革和人心所向的这一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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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是隋代大儒也是著名的隐士。隐士在中国五千年历史画卷上，是一道清幽的风景，有学者认为隐士是道家的社会基础，隐士都是道家人物，其实古代隐士的成分十分复杂，非仅道家而已。只是退隐对道家而言是其常态，他们都是所谓的世外高人。儒家在不能实现志愿的时候，也是提倡退隐的。最著名的隐士是陶渊明，在南窗以寄傲的静穆之中，依然“猛志固长在”，谁能说他是道家呢？不过无论哪一家的隐士，他们的共同点都应该属于《易经·蛊卦》所说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贤者。如果说陶渊明的隐退还是为了怡情适志，那么，王通的隐逸则并非纯是为了忧时愤世的退避，而是为了积极地寻求救国拯时为民立极的方略和学问。魏征撰《隋书·隐逸传论》曰：“古之所谓隐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盖以恬淡为心，不曒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206)孔子所赞许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207)正是指的这样一些“安时处顺，与物无私”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的隐退只是“避地”，而非“避世”。在春秋时代，孔子的周游列国以及退而修《诗》、《书》、《礼》、《乐》，著《易传》和《春秋》，教授生徒，传播仁义学说。非但不是“避世”，而恰恰是更为积极地用世。孔子所修订撰述的经典，特别是《春秋》，至汉代已被奉为治理国家、改革制度、断案决狱、移风易俗的大经大法。故在当时，孔子有“素王”之称，《春秋》有“为汉立法”之说。他所创立的学派，甚至被置于独尊的地位。汉朝国力的强盛和长治久安，与奉行儒家文化的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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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当衰乱之世的王通，服膺儒术，宗师孔孟，意欲挽救世乱，再启机运。故尔效法孔子，著书论道，授徒讲学，亦欲为后世立法，为治世培养人才，维系传自尧舜孔孟的道统学统于不坠。其言谈举止处处以孔子为法，以致达到规行矩步，惟妙惟肖的程度。其学术思想于儒家精义时有发明，穷深研几，超前启后，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故尔当时有“王孔子”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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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载有王通论隐之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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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仲长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会逢其适也，焉知其可？”子曰：“达人哉，隐居放言也！”子光退谓董、薛曰：“子之师，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与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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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收问隐。子曰：“至人天隐，其次地隐，其次名隐。”(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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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通自认并非隐士，“子游河间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经》，目若营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隐者也。’收曰：‘盍从之乎？’子曰：‘吾与彼不相从久矣。’（又问：）‘至人相从乎？’子曰：‘否也’”。(209)由此看来，王通的退隐与道家的隐居还是有着严格乃至本质区别的。其实，王通历来不反对门人为了历练才能而尝试从仕的，他的弟子之中还有很多是在职的官员，如陈叔达和李靖等。王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感叹：“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210)还对薛收说：“道废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后礼乐可称也，斯已矣。”(211)诸生投入唐军，掀起的那场历史上著名的风云际会，难道不是河汾学派的功绩，不是其领袖人物王通有以启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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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王通的著作大部分都已在唐末那场混战中佚失散乱。身后又受到不公平待遇，《隋书》本传被无端删除；门生故旧固多名标青史，但著作也大多散佚不全，复乏佐证。遂启后世无限之疑，甚至疑及其人之存在。上个世纪以来，经过学者们不懈努力，穷源竟委，索隐钩沉，那一段学术历史才逐渐明晰起来。与之相关的河汾学统与道统，也应予以承认并予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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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汾学派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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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隋之世，国家初亦重儒，及至隋文帝晚年，忽下诏令废止天下官学，京师只留国子一所。这样就把更多的求学之士，推向私学。使本来就已兴盛的私家讲讲经、士子游学之风，此时达于极点。炀帝登基，恢复官学，颁行科举，但也在不久之后，名存实亡。加之世局动乱，朝政昏暴，正直的儒臣，在朝中几无立锥之地。遂使士子绝望于政治，更退而求学问道，以探寻治乱之由与济世苏民的道路和道理，以渡时艰以待时用。王通在河汾讲学，以大中立教，以重续道统自任。恰恰适应了社会的这一客观需要，吸引了大批有志于济世安邦的有为学子。所以说王通的河汾之学，不同于一般经师在乡邦设立的私学，经师们所教授的学问，即使如刘焯、刘炫那样的高才通儒，亦越不出经学的范围。而围绕在王通门下的群儒，大都已经谙习经传，有较为深厚的学养，是特为问道解惑而来。而王通讲授《续六经》，与孔子当年因材施教，专门讲授“性与天道”的《易传》相仿，而更类似于方今的高层研究生院性质。正因为这些内外因素，使得河汾之学，其层次之高，规模之壮观，达到令人难于置信的地步。王绩在其《游北山赋并序》中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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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牛溪里，峰峦四峙。信兹山之宜域，昔吾兄之所止。许由避地，张超成市。察俗删诗，依经正史。康成负笈而相继，安国抠衣而未已。组带青衿，锵锵儗儗。阶庭礼乐，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洙泗。（自注：吾兄通，字仲淹。生于隋末，守道不仕。大业中隐居此溪，续孔氏《六经》近百余卷。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也。）忽焉四散，于今二纪。地犹如昨，人今已矣。念昔日之良游，忆当时之君子，佩兰荫竹，诛茅席芷，树即环林，门成阙里。姚仲由之正色，薛庄周之言理。（自注：此溪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称俊颖。以姚义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识，方之庄周。薛实妙玄理耳。）触石横肱，逢流洗耳，取乐经籍，忘怀忧喜。时挟策而驱羊，或投竿而钓鲤。何图一旦，邈成千纪。木坏山颓，舟移谷徙。北冈之上，东岩之前，讲堂犹在，碑书宛然。想闻道于中室，忆横经于下筵。坛场草树，院宇风烟。昔文中之僻处，谅遭时之丧乱。局逸步而须时，蓄奇声而待旦。旅人小吉，明夷大难。建功则鸣凤不闻，修书则获麟为断。惜矣吾兄，遭时不平。殁身之后，天下文明。坐门人于廊庙，瘗夫子于佳城。死而可作，何时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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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瞻虚馆，载步前楹，眷眷长想悠悠我情。俎豆衣冠之旧地，金石丝竹之余声，殁而不朽，我何所营？（吾兄仲淹以大业十三年卒于乡，余时年三十三，门人谥为文中子。及皇家受命，门人多至公辅，而文中之道未行于时。吾因游此溪，周览故迹，盖伤高贤之不遇耳。）临故墟而掩抑，指归途而叹惜。(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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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更点明此地在吕梁山南麓，“斜连姑射之西，正是汾河之北”。并将王通讲学处的中室、讲堂、坛场、院宇第学习和游憩的设施、环境，以及横经问道，弦歌经籍的情景，都作了描述。更重要的是将讲学的规模及重要成员的特点作了交待。“门人常以百数”，表明门人来去较为频繁，百人只是个常数。而总数，据杜淹撰《文中子世家》云：“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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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淹撰《文中子世家》，对王通在河汾立教的原委、成员及其受教的情况则有更为详细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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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坟陇于兹四代矣。兹土也，其人忧深思远，乃有陶唐氏之遗风，先君之所怀也。有敝庐在，茅檐土阶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征，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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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有云；“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于礼乐。元首明哲，股肱为良，何庆如之也！”(214)亦明确指明房、李、魏三人为王门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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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弟王凝在《中说·关朗篇》后附言中，叙述门人具体受教的情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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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征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凝常闻：不专经者，不敢以受也。经别有说，故著之。(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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