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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颜师古《五经定本》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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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颜师古《五经定本》及其对经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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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颜师古生平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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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师古（581—645年），字籀。生于隋开皇元年，卒于唐贞观十九年，年六十五岁。京兆万年人（今陕西西安），祖父颜之推，是南北朝之际的大学者，著名著作为《颜氏家训》，入隋，尝与刘臻等八人订正韵律，多所决定，由陆法言整理为《切韵》一书，遂成韵书之祖。原籍山东琅邪，侨寓江南。及之推遭世离乱，历仕北朝，始居关中。父思鲁，以学艺称，武德初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仕隋任司经校书，东宫学士。尝与时称“汉圣”的《汉书》专家、大学者刘臻讲论经义，为刘臻所叹服。师古的两位叔父愍楚与游秦亦皆学问优异，为时所称。师古生活于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故能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善属文。隋仁寿中，为尚书左丞李纲所荐，授安养县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师古年弱貌羸，因谓曰：“安养剧县，何以克当？”师古曰：“割鸡焉用牛刀。”杨素亦不免对其言之气势感到惊异。到任果以善治闻名。时薛道衡为襄州总管，与其祖有旧，又悦其才，有所缀文，尝使其掎摭疵病，甚亲近之。寻坐事免官，归于长安。终隋之世，未得调用，以教授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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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祖起义，师古随父投军谒见，授朝散大夫，拜燉煌公府文学，累迁中书舍人，专典机密。师古性敏捷，明练治体。是时军国多务，诏令一皆出于其手，册论奏疏之工，当时未有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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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高祖实行了一系列刷新政治，振兴文教的举措。于武德五年，下《京官及总管刺史举人诏》，并命师古拟试题，师古乃为拟《策贤良问五道》，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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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即位，擢升中书侍郎，封爵琅邪县男，以母丧解职。服除，官复原职。后因公事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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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初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师古多所厘正。书成之后，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难。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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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七年，官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经籍。“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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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任用后生参与雠校时，“抑素流，先贵势，虽富商大贾亦引进之，物论称其纳贿，由是出为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谓之曰‘卿之学识，良有可称，但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今之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日任使，不忍遐弃，宜深自诫励也。’师古谢罪，方又留任原职”。太宗责备师古“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这在封建时代的文武官员，乃是严重的缺憾，师古作为经学大师更是对其家风令名的辱没。事实究竟如何呢？申屠炉明在《孔颖达颜师古评传》中，分析说：“按师古为人，‘纳贿’未必有之；而汲引贵势，则与其家庭背景有关。”(39)颜氏世为高门，交游亦多权要，子弟不交寒素而与贵势往来的可能极大。然而不肯汲引寒门子弟，对一个有名望的士大夫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人格上的缺陷。至于“事亲”的不足，则是由于父母分居，而师古又未能劝和。虽然后来颜真卿在《颜氏家庙碑额阴记》中，说明师古曾多次苦劝，其父不从。至此，虽时人议论可畏，亦无从辩解，惟有谢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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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性格简峭，视行辈傲然，罕所推接。既负其才学，又早见驱策，累被任用，意望甚高。及频有罪谴，仕益不进，罔然丧沮。遂闭门守静，杜绝宾客，葛巾野服，放情萧散，为园池林亭之适。雅爱搜求书画及古器，优游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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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而奉诏与博士等撰定《五礼》，贞观十一年，书成，即著名的《贞观礼》，因又进爵为子。嗣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为班固《汉书》作注，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汉书》多用古语，向称难读，先是师古叔父游秦尝为《汉书决疑》一书，至是乃多所取资。师古《汉书注》由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编入秘阁藏书，赏赐甚厚。时人因以与杜预《左传注》并称，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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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太宗下诏，欲封禅泰山，令“所司与公卿并诸儒士，及朝臣有学业者，详定其仪。博考圣贤之旨，以允古今之中。务尽诚敬”(41)。诏太常卿韦挺、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为封禅使，参议其仪，时论者竞起异端。于是师古上《封禅议》指出：旧典未有封禅典礼，现存仅有秦汉遗迹，而且沿革不同，传说纷纭，难可取正。所以应该自我作古，不必泥于往代。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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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禅大礼，旧典不存。秦汉以来，颇有遗迹。阙而不备，难可甄详。昔在元封，倪宽专赞其决；逮乎光武，梁松独尸其事。缙绅杂议，不知所裁。至如流俗传闻，记注臆说，未尝从事，徒有空言，乖殊不一，曷足云也？且夫沿革不同，著之前诰，自君作古，闻诸往册。方今台铉佐时，远超风后，秩宗典职，追迈伯夷。究六经之妙旨，毕天下之能事。纳於圣德，禀自宸衷，果断而行，文质斯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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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议序中指明“封禅”之义，无非在于“将封先祭，义在告神，且备款谒之仪，方展庆成之礼”。用五色（五方）之土，筑成九层高台，是为祭坛；将祭告的文书书于玉牒，藏于石函之中，然后加以封崇；而且，“凡言封者，皆是积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号，谓之封禅，厥义可知”。因而截断名实不符的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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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之《封禅议》（即本传之《封禅仪注书》），“太宗令诸儒参详，以为适中”。于是复诏公卿定其可否，多从师古之说。封禅一事，由于魏征储遂良等大臣极力反对，又逢天象示警，太宗因下诏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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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抚躬自省，深以战栗。良由功业之被六合，犹有未著；德化之覃八表，尚多所阙。遂使神祇垂佑，警戒昭然。朕畏天之威，寝兴靡措。且旷代盛典，礼数非一；行途之间，劳费不少。冬夏凋弊，多未克复。将送仪仗，转运粮储，虽存节省之义，终烦黎庶之力。非惟上亏天意，亦恐下失人心。解而更张，抑有故实。前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宜停。庶夙夜自修。遂其罪己之志；勤恤匪懈，申其纳隍之情。倘蒙灵祇回眷，宗社分福，朝廷同于大道，风俗归于朴素。告成之美。更思其宜。(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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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因之竟未施行。师古俄迁秘书监、弘文馆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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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九年，从驾东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谥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汉书》及《急就章》，大行于世。永徽三年，师古子扬庭为符玺郎，又表上师古所撰《匡谬正俗》八卷。高宗下诏付秘书阁，仍赐扬庭帛五十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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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弟相时，亦有学业。武德中，与房玄龄等为秦府十八学士。贞观中，累迁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有诤臣之风。寻转礼部侍郎。相时羸瘠多疾病，太宗常使赐以医药。性仁友，及师古卒，不胜哀慕而卒。(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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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颜师古的学术思想与经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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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作为一代通儒，是唐代著名的经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文字学家和史学家。其经学贡献，主要有前所提及的《五经定本》，参预《五经正义》的编撰，其专著《匡谬正俗》一书，实亦为讨论经史，纠正诸经众书训诂音释错误，考辨音义演变源流，乃至致误之由加以探讨的一部著作。诚如其子扬庭《上〈匡谬正俗〉表》所云：其书于“百氏纰谬，虽未可穷；六典迂讹，於斯矫革。”(45)《急就篇》，本名或即“急就”，称篇称章，并无一定，东汉史游撰。本即儿童识字的启蒙读物，但后世学者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颜师古在《急就篇序》中就说其书“虽复文非清靡，义阙经纶，至于包括品类，错综古今，详其意趣，实有可观者焉”。肯定了其传世的价值。“然而时代迁革亟经丧乱，传写堙讹，避讳改易，渐就芜舛，莫能厘正”。为不使“博闻之说，废而弗明；备物之方，于兹寝滞”(46)。于是作《急就篇注》，主要释注这部字书的文意及字音，含章存正，以使初学了解其用典出处及字词音义的演变。一直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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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的史学成就主要是与孔颖达一起撰写《隋书》的纪传部分，魏征作为“五代史”的主修官，于总体的编写宗旨多所决定，并撰写序、论之外，于具体的纪传撰修，肯定也参加讨论，提出意见，应是无庸赘言的。然《隋书》能在诸史之中获得好评，颜、孔二人居功厥伟。其另一部史学著述，是《汉书注》。班固《汉书》“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汉书》自问世以来，向称难读。《后汉书·班昭传》有言曰：“《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47)自汉末学者服虔、应劭起，至唐初，就有二十余家为《汉书》作注者，西晋中叶，晋灼还有一部《汉书集注》，然皆不能令人满意。师古在如此情势下重作新注，其难度可想而知。于是师古匡谬存是，删芜补缺，于诸注说，或曰“是也”，或曰“非也”，或“两说皆通也”，或诸说“皆非也”，然后方加己注，或纠谬前说，或独申己意，注疏之法，固当如是。《汉书注》虽以音义为重，然亦不废地理、天文、名物、典制、史实之考证。且多精义，足资采信。然其所考天文历法，每多误解。王先谦《汉书补注》曾引王引之考辨颜注谓秦“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之论断，是错误的。师古注不过是以秦“尽革先王制度”的性格所下的推断。而实际上秦及汉初采用的是“颛顼历”（《补注》：见《史记·张苍传赞》及《律历志》），而颛顼历是以寅月为正（《补注》：见蔡邕《明堂月令》引《颛顼历术》）。所以，认为秦以历元所起之亥月为正月的看法是错误的，说明师古疏于天文历法之考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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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于《五经正义》是主要参预者，而《五经定本》的竟功，则全由其一力完成。颜师古对《五经》的贡献，主要在正字及其音义的考证。《五经》本由孔子以春秋大篆写定，历经“六国古文”及秦篆到汉隶的转抄，文字错讹不知凡几。加之汉代今、古文之争，《诗》分齐、鲁、韩三家，学派之分立，文字不同是一重要因素。在如此纷乱情况下，刊正文字势在必行。于是东汉熹平四年，由蔡邕校正手书，立石于太学，史称熹平石经。魏正始二年，又以古文、篆书、汉隶三体书《尚书》、《春秋》、《左传》镌于石碑，史称“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至南北朝时代，由于山河分裂，文化隔绝，文字的混乱状况愈演愈烈，有增无已。远知在北魏宣帝延昌三年（公元514年），江式即上奏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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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俗学鄙习，复加虚造，巧谈辩士，以意为疑，炫惑于时，难以厘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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