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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吴兢与《贞观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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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兢生平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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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汴州浚仪人（今河南开封）。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方直寡交游，惟与魏元忠、硃敬则友善，二人亦颇深器重之，及居相辅，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37)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水部郎中。玄宗时，为谏议大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还曾出任台、洪、饶、蕲、相等州刺史，邺郡太守，后回京任恒王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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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既为史臣，“直史馆，修国史”。后任谏官，性情耿直，每敢犯颜直谏。唐中宗时，大权旁落，武三思、韦后等效法武则天，意欲铲除李唐继承人，乃唆使奸党“日夜谋谮相王（李旦）”与太子李重俊“通谋”造反。吴兢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疏中宗，直率地指出把相王说成太子同谋，是阴谋。“贼臣等共加罗织，此则祸乱之渐，不可不察”，因劝中宗珍惜与相王“亲莫加焉”的手足之情，“若信任谗邪，置之于法，必伤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所谓芟刈股肱，独任胸臆，方涉江汉，弃其州楫，可为寒心，可为恸哭”，并进而指出“自昔翦伐枝干，假权异族者，未有不丧其宗社也”“验之覆车，安可重迹”(38)。吴兢分析说，如果相王被诬治罪，那么中宗本人也将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吴兢的表疏颇具影响，加之御史中丞萧至忠等同时上疏，终使相王平安无事。数年后，中宗被韦后等毒死，李隆基兴兵平乱，李旦继位，是为唐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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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宗临朝，“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39)。在宰相姚崇、宋璟辅助下，“协心革中宗敝政”，“当时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40)。吴兢转官起居郎，“掌录天子起居法度”。“秉笔随宰相入殿”，每“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皇帝“有命，俯陛以听，退而书之，季终以授史官”。起居郎可以“因制敕，稍稍笔削，以广国史之阙”(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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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讨诸韦有功的太平公主又复擅权揽政，重蹈韦后母女覆辙。辛替否因而上疏谏睿宗，“忍弃太宗之理本，不忍弃中宗之乱阶；忍弃太宗久长之谋，不忍弃中宗短促之计，陛下又何以继祖宗、观万国？”(42)对于究竟是“依贞观故事”，还是踵“中宗之乱阶”的政治较量，最终由太平公主势力被一举尽歼而结束。玄宗亲政之后，励精图治，倚重贤相姚崇，抑权幸、纳谏诤、却贡献，“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终使“贞观之风，一朝复振”(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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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即位之初，“收还权纲，锐于决事”，一反中宗、睿宗难以独掌权柄的局面，然而权力的集中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臣僚谏表可采者，未蒙召见细访；忤旨者，先见其责罚。吴兢虑及玄宗勇于果决，而疏于纳谏，乃上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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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人臣不谏则国危，谏则身危。臣愚，食陛下禄，不敢避身危之祸。比见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赐束帛而已，未尝蒙召见，被拔擢。其忤旨，则朝堂决杖，传送本州，或死于流贬。由是臣下不敢进谏。使所言是，有益于国；使所言非，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传，相视怪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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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主居尊极之位，颛生杀之权，其为威严峻矣。开情抱，纳谏诤，下犹惧不敢尽，奈何以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郑人欲毁乡校，而子产不听也。陛下初即位，犹有褚无量、张廷珪、韩思复、辛替否、柳泽、袁楚客等数上疏争时政得失。自顷上封事，往往得罪，谏者顿少。是鹊巢覆而凤不至，理之然也。臣诚恐天下骨鲠士以谠言为戒，桡直就曲，斗方为刓，偷合苟容，不复能尽节忘身，纳君于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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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人将疾，必先不甘鱼肉之味；国将亡，必先不甘忠谏之说。呜呼，惟陛下深监于兹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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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疏引经据典，不容置疑，直言谠论，令人震撼。历举拒谏灭亡史迹，并“贞观故事”以谏玄宗。可惜文长不能俱引。由于吴兢谙习史事，其举太宗纳谏言行说：“太宗尝谓宰相曰：‘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黏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故外事必闻，刑戮几措，礼义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与圣祖继美乎？”然后辨析说：“夫以一人之意，综万方之政，明有所不烛，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谕于下，下情未达于上。伏惟以虚受人，博览兼听，使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谏不避死亡之诛者，特加宠荣，待以不次，则失之东隅，冀得之桑榆矣。”(44)自此玄宗一改拒谏作风，日闻献纳，终于开创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开元、天宝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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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所上谏疏皆关乎国家大事。所进《谏十铨试人表》即是明显一例。当时在选用官员时，玄宗绕开吏部而在禁中做出决定。且程序繁杂，难于分清职责。吴兢于是奏疏予以谏止，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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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不侵官也，此实百王准的。伏见敕旨，令韦抗等十人分掌吏部铨选，及试判将毕，递召入禁中决定，虽有吏部尚书及侍郎，皆不得参其事。议者皆以陛下曲受谗言，不信於有司也，然则居上临人之道，经邦纬俗之规必在推诚，方能感物。抑又闻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故汉光武置赤心於人腹，良有旨哉。昔魏明帝尝卒至尚书省，尚书令陈矫跪问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省司文簿。”矫曰：“此是臣之职分，陛下非所宜临。若臣不称职，则就黜退。陛下宜即还宫。”帝惭而返。又陈平、丙吉者，汉家之宰相也，尚不对钱穀之数，不问路死之人。故上自天子，至於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况我大唐万乘之君，卓绝千古之上，岂得下行选事，顿取怪於朝野乎？凡是选人书判，并请委之有司，仍停此十铨分选，复以三铨还有司。(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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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朝廷各个部门应各司其职，选官事必须由吏部主之。强调要按既定法规行事，皇帝也不能任意改变制度，亦不得随意干预各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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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吴兢历转多官，如迁水部郎中，兼判刑部郎中，皆修史如故。参与修定《则天实录》，并新成《中宗实录》、《睿宗实录》三部史书；还奉诏参预编次秘书监图书；任卫尉少卿时兼修国史，撰成《贞观政要》。后因母丧去官，朝廷几次欲“夺情”起复，吴兢三上《让夺礼表》，坚守“三年之制”(46)。期间，即使“停职还家”，却依然“匪忘纸札”，坚持修撰。开元三年守丧期满，“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47)。开元八年，源乾曜为侍中、张嘉贞为中书令。即吴兢《贞观政要序》中所云：“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阳公、中书令河东公，以时逢圣明，位居宰辅。”二公并相之时，弼谐王政，缅怀故实，以“太宗时，政化良可足观”，“爰命下才，备加甄录”。吴兢受命，“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旨要，举其宏纲”(48)，开始编录《贞观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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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年，吴兢忽然辞去史职，请求外任。其《乞典郡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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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垂诫将来。顾省微躬，久妨贤路，乞罢今职，别就他官。至于理人之政，在兢尤所详晓，望令试典一郡，刺举外台，必当效绩循良，不负朝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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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批答曰：“岂转要以从闲，乃回难而就易，私愿或惬，公道若何”(50)，因而不许。吴兢之所以欲辞去史职，是因张说为相并监修国史。先是，吴兢与刘知几重修《则天实录》，记长安三年张昌宗诬陷魏元忠，引张说作证事，“颇言：‘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51)其事据《唐会要》、《资治通鉴》所记为：张昌宗欲图皇太子，乃谮魏元忠等密谋拥立太子夺位。逼迫张说作证，并“赂以美官”，张说“伪许之”。宋璟恐说阿意，乃谓曰：“大丈夫当守死善道”。刘知几又谓曰。“无污青史，为子孙累。”当武后让张说对质时，张说“因厉声言魏元忠实不反，总是昌宗令臣诬枉”。武则天因此斥责其为“翻覆小人”。于是，贬元忠，而流放张说。而此时，张说以宰相兼修国史，见《则天实录》中这段记述，明知是吴兢所记，却又假说刘知几论魏元忠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当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在场的史官无不惊异，赞佩说：“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张说见暗示无效，便私下找吴兢，“频祈请删削数字”，吴兢回答得很直率：“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52)坚持不改。但吴兢深恐在其属下修史，难于直笔叙史，因而申请外调。后终因吴兢“以父丧解（职），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53)开元十三年，吴兢“丧终”，转官太子左庶子。此后未再担任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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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十月东封泰山，玄宗途中“数驰射为乐”。吴兢上《谏东封不宜射猎疏》，“依贞观故事”劝谏玄宗，说“贞观时，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则博选识达古今之士”，“每至前代兴亡之地，皆问其所由，用为鉴戒。伏愿陛下遵而行之”。同时指出，“骋奔马于涧谷，要狡兽于丛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驭朽之变”，安可与太宗“同年而较其优劣”(54)玄宗纳之。第二年六月又上《大风陈得失疏》，其文有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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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移于下，故曰：“人主与人权，犹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灾异，欲人主感悟，愿深察天变，杜绝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乱，府库未充，冗员尚繁，户口流散，法出多门，赇谒大行，趋竞弥广。此弊未革，实陛下庶政之阙也，臣不胜惓惓。愿斥屏群小，不为慢游，出不御之女，减不急之马，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虽有旱风之变，不足累圣德矣。(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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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大风为灾，玄宗诏群臣陈得失之机，引据经典，进一步劝谏玄宗“斥屏群小，不为慢游”，“明选举、慎刑罚、杜侥幸、存至公”。诫骄奢，听忠言，防微杜渐，致力政理，以维护清平之治于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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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在武后朝，虽任史事，然由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郁郁不得志，乃私撰《唐书》、《唐春秋》，刊削未就。任太子左庶子的次年，吴兢上《请总成国史奏》，追述自武后朝以来预修国史的经历，及私撰国史的情况，特请朝廷给楷书手和纸墨，以便抄录成书。玄宗未复其史职，只是诏吴兢就集贤院“修成其书”。后张说致仕，亦诏其在家修史。宰相李元纮上奏曰：“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令国之大典，散在数所。且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望勒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则典册旧草不坠矣”。(56)诏从之。二人虽然同在史馆修撰，但是修史的文风却迥异其趣。张说是开元盛世有名的“燕、许大手笔”之一，文笔自然高出吴兢，然其“志在粉饰盛时”；吴兢质朴无华，且旨在“直书”、“实录”，而伤于疏略、过简。期间，《贞观政要》书成，写《上贞观政要表》，并书稿一同呈上。在史馆日久，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后历转数郡刺使，皆“许以史稿自随”。及萧嵩入相领国史，奏遣使者就兢取书，得六十馀篇。(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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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一生精力，主要集中在国史修撰上。除表疏之外，文章保存甚少，因此并无文集传世。史学著作，仅《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就有十余部，计有：《乐府古题要解》一卷，《齐史》十卷，《梁史》十卷，《陈史》二十卷，《周史》十卷，《隋史》二十卷，《唐书》一百卷（《隋史》、《唐书》与韦述、柳芳等合撰），《唐春秋》二十卷，《太宗勋史》一卷，《唐书备阙记》十卷，《高宗后修实录》十卷（初令狐德棻撰，刘知儿、吴兢续成）、《中宗实录》三十卷、《睿宗实录》五卷、《贞观政要》十卷、《唐代名臣奏》十卷。“与韦承庆、崔融、刘子玄撰《则天皇后实录》”二十卷，《国史》一百六卷（又一百一十三卷），“兢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史》八十余卷”。(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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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目录学和兵家、医学著作，《新唐书·艺文志》还载有：《兵家正史》九卷，医书《五藏论应象》一卷。(59)其中《贞观政要》十卷属于晚年之作，也是吴兢惟一流传至今的一部史书。其余少部分著作尚有后人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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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兢不愧为一代良史，他对文献编纂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成就留给后世丰富的思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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