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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刘知几的社会史论及对儒学传统的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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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知几生平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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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以避玄宗讳嫌，故以字行。出身于传习儒学的世代冠冕之家，累世通显，且多以文章史学知名。知几少年时期亦“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77)。尝自述早年学习经历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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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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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已精通《春秋左传》，年十七，即已周览《史记》、《汉书》和《三国志》”，谙习“古今沿革，历数相承”，摆脱“师训”，触类旁通。然而为了“将求仕进，兼习揣摩”，以便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尚无暇“专心诸史”。终于弱冠之年（20岁），“射策登朝”，擢进士第，得调获嘉县主簿。上任之后，政务清简，公务余暇，历游京洛山川，恣情披阅经史子集及各类杂书每遇“异说”，“莫不赜彼泉薮，寻其枝叶，原始要终，备知之矣”(79)。乃博览群籍，潜心钻研，在任十九年时光，积累了丰厚的社会阅历和学术功力。适值“武后证圣年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时政得失，知几上表陈四事，词甚切直”。表章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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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岁一赦，或一岁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椎碗脱’之谚。”又谓：“刺史非三载以上不可徙，宜课功殿，明赏罚。”后嘉其直，不能用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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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本来就是比较注重事功的朝代，至武后当政时，更是只重事功，不讲规范，遂使“官爵僭滥”，吏治混乱不堪，使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追求功利更加活跃的时期。武后又重法术，“法网严密”，信用酷吏，朝臣动辄得咎，“多陷刑戮”。而时人不悟，前仆后继，“竞为趋进”；“知几悼士无良而甘于祸，乃著《思慎赋》以刺时，且以见意”。其《思慎赋序》曰：“生乐死哀，进荣退辱，此人伦之大分也。然历观自古，以迄於今，其有才位见称，功名取贵，非命者众，克全者寡。”原因就在于“惟利是视”者多，而不知贪图功名爵禄，“犹卧于积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将燃，巢于折苕之末，而不悟风之已至”。“宴安鸩毒，迟疑犹豫”，实犹“螳螂伺蝉，不知黄雀在後”，及至祸机先发，而悔之已晚。认为“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自贻伊戚，匪降於天，而谓之不幸，未之闻也”。因此告诫士人“慎言语，节饮食，知止足，避嫌疑，若斯而已矣；非有朝闻夕死，去食存信之难也。违之则为凶人，蹈之则成吉士，其为宏益多矣”。因思“寻往哲之遗事，验古人之得失，寄彼形言，存诸炯诫”，因著以为赋，书之缙绅，刊于几案，以为座右之铭。苏味道、李峤见而叹曰：“陆机《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尽矣！”西晋时代及陆机本人，都颇为重视功利，世人皆欲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而不顾当时政治的险恶。陆机著《豪士赋》，一方面赞扬功业的可贵，一方面告诫士人不可希冀非分，人在“以自我之量，而挟非常之勋”的同时，危机也将随之而至。“知曩勋之可矜，暗成败之有会。是以事穷运尽，必于颠仆；风起尘合，而祸至常酷也。圣人忌功名之过己，恶宠禄之踰量，盖为此也。”(81)武后执政时期的政治环境，是与魏晋时期颇为相类的，很容易使人将两赋联想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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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精通经史，且多独到的见解，与流俗大异其趣，因之落落寡合，然亦并非独学无友，与当时以经史著名而具有共同学术观点的几位史官相友善，尝在《自叙》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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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年已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惟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显许，道术相知，所有搉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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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子者，皆有传世著作，且多有新颖而相近的学术见解，隐然形成一经史改革的学术流派。惟裴怀古以名将称，学术见解及著述不详。(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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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经累次迁官，位至凤阁舍人，兼修国史。中宗时，擢太子率更令。因其介直自守，累岁不得迁转。中宗迁都回长安，知几乃自乞留在东都著书。后因有人上书言子玄身为史臣而私自著述，所以被召回京师，任命为领史事，即史馆的长官负责撰修国史，官迁秘书少监。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修，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乃奏记求罢去。因致书萧向至忠言不能再任史官的“五不可”，书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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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国史，皆出一家，未闻藉功于众。唯汉东观集群儒，纂述无主，条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为荀、袁，家自为政、骏。每记一事，载一言，阁笔相视，含毫不断，头白可期，汗青无日：一不可。汉郡国计书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兰台，故史官载事为广。今史臣唯自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状：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门，所以杜颜面，防请谒也。今作者如林，傥示褒贬，曾未绝口，而朝野咸知。孙盛取嫉权门，王劭见雠贵族，常人之情，不能无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归，故司马迁退处士，进奸雄；班固抑忠臣，饰主阙。今史官注记，类禀监修，或须直辞，或当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四不可。今监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务相推避，以延岁月：五不可。(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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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几直述胸臆，将不可再任史官的五条理由坦率地表达出来，认为朝廷任用其为史官是对其史学才能的重视，但由于有此“五不可”的存在，实则是“厚用其才而薄其礼”。因而又是不尊重不信任，重用而不信任，则什么事情也无法做成。所以坚决求去。宰相萧至忠“得书大惭，无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许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郑愔等，皆恶闻其短，共仇嫉之。俄而萧、宗等相次伏诛，然后获免于难”(85)。然“十羊九牧”的局面，终莫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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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宗时，知几修订《武后实录》，有所改正，时任监修的武三思等却不予采纳。知几“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今古。徐坚读之，叹曰：‘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尝自比杨雄者曰：‘雄好雕虫小伎，老而为悔；吾幼喜诗赋而壮不为，期以述者自名。雄准《易》作经，当时笑之；吾作《史通》，俗以为愚。雄著书见尤于人，作《解嘲》；吾亦作《释蒙》。雄少为范逡、刘歆所器，及闻作经，以为必覆酱瓿；吾始以文章得誉，晚谈史传，由是减价。’其自感慨如此”(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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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几内负才志有所未尽，乃将国史撰修委托于吴兢，自己则别撰《刘氏家史》及《谱考》。玄宗开元初年，由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迁左散骑常侍。上《〈孝经注〉议》，为《古文孝经》和《孔传》辩护，议《孝经》郑氏学非康成注，举十二条证据左证其谬，认为当以《古文孝经孔传》为正；又认为传《易》并无子夏传（当然，有之则必为伪撰）、《老子》书无河上公注，请存王弼学，即王著《老子注》。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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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按今俗所行孝经，题曰郑氏注。爰自近古，皆云郑即康成。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至晋有荀昶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自齐梁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于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于时。魏、齐则立于学官。著在律令。盖由肤俗无识。故致斯讹舛。然则孝经非元所注。其验十有二条。据郑君自序云：“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党锢事解，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为袁谭所逼，来至元城。乃注《周易》。”都无注《孝经》之文，其验一也。郑玄卒后，其弟子追论师所著述，谓之《郑志》。其言郑所注者。惟有《毛诗》、三《礼》、《尚书》、《周易》，都不言郑注《孝经》。其验二也。又《郑志》目录，记郑之所注，寸纸片札，莫不悉载，若有孝经之注，无容匿而不言，其验三也。郑之弟子，分授门徒，各述师言，更相问答，编录其语，谓之《郑志》。唯载《诗》、《书》、《礼》、《易》、《论语》。其言不及孝经，其验四也。赵商作《郑先生碑铭》，具称其所注笺驳论，亦不言注《孝经》。其验五也。宋均于诗谱云：序我先师北海郑司农，则均是玄之传业子弟也。师所著述，无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经》惟有评论。非玄之所著，于此特明，其验六也。宋均《孝经纬注》，引郑《六艺论》，叙《孝经》云：玄又为之注，司农论如是。而均无闻焉，有义无辞，令余昏惑。举郑之语，而云无闻，其验七也。宋均《春秋纬注》云，玄为《春秋》《孝经》略说。则非注之谓，所言玄又为之注者，泛辞耳，非事实，其验八也。后汉史书，存于世者，有谢承、薛莹、司马彪、袁山松等，具为郑玄传者，载其所注，皆无孝经，其验九也。王肃《孝经传》首，有司马宣王之奏，并奉诏令诸儒注述孝经。以肃说为长，若先有郑注，亦应言及，而不言郑，其验十也。王肃著书，发扬郑短，凡有小失，皆在《圣证》。若《孝经》此注亦出郑氏，被肃攻击，最应烦多，而肃无言，其验十一也。魏晋朝贤，辨论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经》之注。其验十二也。凡此证验。易为考核。而世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彼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于世。观夫言语鄙陋，固不可示彼后来，传诸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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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如《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其详正，无俟商榷，而旷代亡逸，不复流行。至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士王孝逸，于京市置得一本，送与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而更此书无兼本，难可依凭，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劭以为此书经文尽在，正义甚美，而历代未尝置于学官，良可惜也。然则孔郑二家。云泥致隔。今纶音发问。校其短长。愚谓行孔废郑。于义为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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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列举十二条理据，论证今文《孝经注郑氏》非郑玄所著，而将《古文孝经孔传》历代流传及亡逸的情况，及隋代重新发现的过程，叙述详明。肯定刘炫是受命“校定”，绝非炫所伪撰；而刘炫对《孔传》的稽疑，则不为他所认可。认为《孔传》“正义甚美”，批评刘炫在无兼本依凭情况下，“辄以所见，率意刊改”。看来知几谙习刘炫《古文孝经孔传》义疏，并对经学亦即儒家经典历代的传注之学有着深湛的研究。因而向玄宗提出“行孔废郑，于义为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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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宋璟等不以为然，奏与诸儒质辩。博士司马贞等阿意，共黜其言。司马贞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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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世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时，尚有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此传，假称孔氏。辄穿凿改更，又伪作闺门一章。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非宣尼之正说。(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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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罗列《孔传》“文句凡鄙，不合经典”的若干例证，断定其为“近儒诡说”，“妄作此传”，“非孔旧本”，因之不可扬孔抑郑，要求“郑注与孔传，依旧俱行”。请二家兼行，惟子夏《易传》请罢。诏可。于是郑注与孔传得以并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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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值长子贶为太乐令，犯事配流。子玄诣执政诉理，上闻而怒之，由是贬授安州都督府别驾，卒于任所，时年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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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几“领国史且三十年，官虽徙，职常如旧。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时以为笃论。知几善持论，辩据明锐，视诸儒皆出其下”(89)。知几勤于著述，“自幼及长，述作不倦”，朝廷每有论著，必居其职。曾预修《三教珠英》、《文馆词林》、《姓族系录》以及预修《唐书实录》等，皆流传于当代，有文集三十卷。知几卒后数年，玄宗敕令河南府遣人就家抄写《史通》以进，读而称善，追赠工部尚书，谥曰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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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传论》论知几及其学派诸人曰：“刘、徐（坚）等五公，学际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东观，一代粲然，盖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郁结于当年，行冲彷徨于极笔，官不过俗吏，宠不逮常才，非过使然，盖此道非趋时之具也，其穷也宜哉！”(91)这一评价应该说是公允切当的。《新唐书论赞》则批评知几曰：“何知几以来，攻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欤。”(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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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知几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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