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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一节 唐玄宗的崇经（孝经注）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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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玄宗与开元、天宝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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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李隆基（712—756）睿宗李旦第三子。《旧唐书》称其“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新唐书》亦称其“性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始封楚王，累迁卫尉少卿、潞州别驾。居籓邸时，属“王室多故，上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3)。看来玄宗不但具有英武果断的秉赋，且早畜平定政乱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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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武则天末年，还政其子，而中宗、睿宗迭经废立。唐廷政局益加动荡，吏治败坏，民生凋弊，险象环生，已经危及政权的存亡。景云元年，欲效法武则天的韦皇后，弑杀中宗，临朝称制。且将不利于睿宗，于是，玄宗乃与太平公主联合，定计削灭政乱。当此之际，有人曾提议应先事报请居藩的睿宗，“上曰：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归于宗社，不成身死于忠孝，安可先请，忧怖大王乎！若请而从，是王与危事；请而不从，则吾计失矣。”遂夜入禁苑，尽诛韦党。仍拥立睿宗复即皇帝位。由于太平公主不惟揽权干政，且欲阴谋篡位，继承其母武后的大统。睿宗乃及时禅位于太子李隆基。玄宗于继位的次年，除去这一隐患，改元为开元。在一系列事变中，表现了一代明主临事英断果决的风范。玄宗亲临大政之后，立即召同州刺史姚崇入朝主政，与张说同为宰相。君臣共治，开启了拨乱反正，励精图治，重振军威，再兴儒学的开元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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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治方面，“玄宗在东宫，亲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生徒，各赐束帛。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4)自高宗武后以来，太学释奠，废散已久，陈子昂曾上疏武后专论官学废弃的情况：“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矣；堂宇芜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并再三恳言：“天子立太学，可以聚天下英贤，为政教之首”，“是以天子得贤臣，由此道也。今则荒废，委而不论，而欲睦人伦，兴礼让，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岂可得哉？”(5)。中宗虽然一度恢复国学，但由于政局动荡，终至不振。玄宗秉政，方立志整顿，敕令兴学，并亲临释奠。其《将行释奠礼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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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谈讲之务，贵於名理，所以解疑辩惑，凿瞽开聋，使听者闻所未闻，视者见所未见。爰自近代，此道渐微。问《礼》言《诗》，惟以篇章为主，浮词广说，多以嘲谑为能，遂使讲座作俳优之场，学堂成调弄之室。啬夫利口，可以骧首先鸣；太元俊才，自当俛首垂翅。舍兹确实，竞彼浮华，取悦无知，见嗤有识。假令曹张重出，马郑再生，终亦藏锋匿锐，闭关却扫者矣。寡人今既亲行齿胄，躬诣讲筵，思闻启沃之谈，庶叶温文之德。其侍讲等，有问难释疑，不得别构虚言，用相凌忽。如有违者，所司量事纠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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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太学讲经论学提出严格的要求，要能“解疑辩惑，凿瞽开聋”。改变并无实学，哗众取宠，“取悦无知，见嗤有识”的讲学颓风。希望能够听到启沃心灵，增益道德的讲论。并对讲筵纪律做出规定：问难释疑之际，既不得回避问题，也不可互相攻讦，如有违犯，量事纠弹。对时代良好学风的树立，起到规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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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十三年，玄宗与“学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7)。诏改集仙殿为集贤殿，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简称集贤院。兼具藏书、修撰、侍读三大功能。据《新唐书·百官志二》云：“集贤殿书院。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凡图书遗逸、贤才隐滞，则承旨以求之。谋虑可施于时，著述可行于世者，考其学术以闻。”(8)故《新唐书》谓：“褚无量、马怀素等劝讲禁中，天子尊礼，不敢尽臣之。置集贤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汇群书至六万卷，经籍大备，又称开元焉。”(9)即是说其藏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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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有《命张说等与两省侍臣讲读制》言及儒臣侍讲及其意义，以见其求治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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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务本，君子知教；化人成俗，理国齐家；必由於学矣。朕往在储宫，旁求儒雅，则张说、褚无量等为朕侍读。咸能发挥启迪，执经尊道，以微言匡菲德者，朕甚休之。自虔奉圣训，祗膺大宝，冀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实获我心。登於近侍，复欲勉听虚伫，论思献纳。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岂食而不知其旨，耕而不知其耨，将何以因於义，求於善，补朕之阙，诲人罔倦哉？宜令守中书令燕国公张说、右常侍崇文馆学士兼国子祭酒舒国公褚元量等，公务之暇，於中书与两省侍臣讲读，其有昌言至诚，可体要经远者，仍令行黄门侍郎昭文馆学士李乂、中书侍郎兼知制诰苏颋与左右起居随事编录，朕将亲览，庶施乎海内，始自京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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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鼓励坐而论道，而且准备起而施行，通过讲读，收集“体要经远”的至诚昌言（有益的建议），向全国推行。并希冀“天下学士，靡然向风”，因义求善，以补自己为政阙失，可见其“执经尊道”之诚。也为开元之治，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储备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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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即位后，求治甚切。重用“欲复贞观之政”(11)的姚崇、宋璟、张嘉贞等人为相，作为“救时之相”的姚崇，初闻拜命，并未立即接受，而是向玄宗献以十事，“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诏”。其一，先仁义后刑法；其二，不贪求边功；其三，中官不预公事；其四，停罢斜封等官；其五，近幸犯法必纠；其六，租庸调外之征敛悉予罢停；其七，停建佛寺道观；其八，尊礼大臣；其九，容忍犯颜直谏；其十，外戚当政引为殷鉴。致治之要，一尽于此。玄宗一一应允，且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12)自此，朝廷整饬吏治，杜请谒之路，除密奏之风；沙汰僧道，禁抑奢縻；政宽人和，君臣戮力，果然不久即训致太平，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而其后的安史之乱，盛极而衰，正是玄宗违背了其中重要的施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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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元初年的“伏豪强、劝农桑、擢才用”，选贤任能，整肃纪纲，拨乱反正，刷新政治，括户均田，改革兵制，兴修水利，务农固本。迅速稳定了政局，荡涤了武后以来相互倾轧的恶劣政风，缓解了社会重重矛盾，挽救了唐朝政治经济的严重危机，这既是开元之治产生的前提和保证，也是开元之治主要的施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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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既欲依贞观故事，复贞观之政，首要的任务，就是贯彻儒治立国的基本国策。为达到“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不仅注意经籍的搜集，而且关注经籍的传播。一改只是诏奖献书的旧习，于开元七年五月，“降敕于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寺、及诸司，并官及百姓等，就借缮写之。”同年九月，再次下诏：“比来书籍缺亡，及多错乱”，“令丽正殿写四库书”，“其三教珠英，既有缺落，宜依旧目，随文修补”，“及整比四部书成，上令百姓官人入乾元殿东廊观书，无不惊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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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尊崇孔子，曾下诏敕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孰能发挥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已来，未有如夫子者”，认为孔子之学，“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14)。因而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立庙释奠行王者礼。同时追赠孔子弟子六十七人，以示崇儒重教。又欲继贞观考定《五经文字》，撰定《五经正义》之后，对其他数部经典做同样的校定疏理。开元七年（719）三月，玄宗下《令诸儒质定孝经尚书古文诏》，敕令群儒质定《尚书》、《孝经》今、古文本和郑注、孔传的异同优劣。(15)并屡次下诏裁定诸儒争论，由于对前儒注疏殊难满意，乃于开元十年，“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16)至天宝二年（743），玄宗重注《孝经》并亲自作序。天宝五年，玄宗因元行冲疏“虽粗发明，幽赜无遗，未能该备”。因此“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予以一并重修。天宝二年五月，重注本颁于天下。次年十二月，诏天下民间家藏户备。四年（745）九月，将重修本《御注孝经》刊石立于太学，是为石台《孝经》。天宝五年重修《义疏》“颁示中外”。至此，玄宗历时近三十年，倾注大量心血，正定注疏《孝经》，以弘扬儒家孝道教诲的工作基本告成。说明玄宗在其前期执政生涯中，特别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整理与传播，每常读书有间，便改正经文，如读《尚书·洪范》“至无颇，以声不协韵，改颇为陂”，“仍宣示国学”。又改《礼记》月令为时令等。玄宗御注《孝经》，非仅是学术研究，而是将之作为一项移风美俗的政治举措来对待的。《旧唐书·玄宗本纪下》有一段论赞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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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叙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责帅，明军法也；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辔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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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了开元之治的措施及成就。其中“叙友于而敦骨肉，厚其俗也”一语，即是表彰玄宗御注《孝经》的目的及其效果。亦且为其“长辔远驭，志在升平”的政治目的服务。所谓“开元盛世”，应该说即是开元经济社会成就与一朝复振的贞观学风相互交融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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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之盛，还在于臣贤主明，史称：“开元之代，多士盈庭”；“所置辅佐，皆得贤才”，“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欤”(18)。然自开元末年，玄宗陶醉于盛世的颂声之中，特别是在姚崇、宋璟、张说等没世之后，玄宗骄逸之心渐起，不再乐听谏诤之言。开元二十年后，相继罢免韩休、张九龄相位，专意依重李林甫。李林甫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口蜜腹剑的阴险小人，史称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19)李林甫“妒贤疾能，举无比者”(20)，尤难容不附于己者，而且“猜忌阴中人，不见于词色，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21)。独掌相权之后，引牛仙客为助，而将李适之、严挺之等贤能之臣排挤出朝，或迫害致死，或废锢终身。为了固权，不惜连兴大狱，残害忠良，株连无辜，灭族达百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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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六年（公元747年）“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覆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2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大文豪大诗人如杜甫、元结等皆参加此次科举，却被一概黜落。一无录取，竟谓之“野无遗贤”，这种近乎指鹿为马不合常理的逻辑，来自于佛教的无漏学说，常理认为水在盂中一无渗漏谓之无漏，而佛教认为漏尽则不漏。正与李林甫的一名不取而谓之“野无遗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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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李林甫执政的天宝年间，经济持续发展，《新唐书·食货志》谓：“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23)。玄宗朝全国性恩蠲共有三次，就有两次发生在天宝年间。这种惠及全国的“蠲徭省赋”，“家给人足”的举措，反映了经济的富裕。物资的丰盈，社会的安定，甚至有逾于开元，然而不曰天宝盛世，而曰开元者，则盛世之指标，非仅此两项而已。且此两项结果亦是开元制度、政策安排的继续，非有外力摧折，不足以遏制其发展趋势。而此时所改变的，是聚敛之臣的朘刻盘剥。“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以供天子燕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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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甫居相位达十九年，市恩固宠，任法弄权。在安宁繁荣的背后，是罗钳吉网，(24)是谏争路绝，在如此高压政策下，只能迫使天下人道路以目，何盛世之可言。外戚杨国忠初与林甫狼狈为奸，又相互倾轧，及甫殁而当国，专作威福，比李林甫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自两京陷没，民物耗弊，天下萧然。”使一个繁华的大帝国，瞬间訇然跌落为乱世，世皆谓玄宗用人之失也。《旧唐书·玄宗纪论赞》即曰：“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纰缪，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宝以还，小人道长。如山有朽坏，虽大必亏；木有蠹虫，其荣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苟非铁肠石心，安得不惑？而献可替否，靡闻姚、宋之言；妒贤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兹而睥睨，明哲于是乎卷怀，故禄山之徒，得行其伪。”“谋之不臧，前功尽弃。”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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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余以为其背后还有更为深远的原因，即玄宗执政思想由尊儒转而为崇道的缘故。三教并举，独尊儒术，本是李唐立国的基本国策，老子的道家思想，只能用来作为儒治的辅佐，所以位居三教之首者，只因老子姓李而已。三教并重的唐玄宗在其执政的前期，还是比较侧重于儒教，这可从其勇于纳谏、两注《孝经》以及勤于兴利除弊的诸多举措中得到证明。然而天下大治的结果，却让玄宗误以为大功告成，自今而后，天下可以无为而治。如天宝三年，玄宗谓高力士曰：“‘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对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上不悦。”(25)“无为而治”是儒道共有的理念，孔子承认其乃为政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26)至汉代，无为而治被诠释为“上无为而臣下有为”的思想，这一点，御注《老子》的玄宗是清楚的，故有委政于宰臣之议。高力士虽然暂时谏止了玄宗的行为，却无法解开玄宗崇信道家乃至道教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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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元后期始，玄宗的头脑几乎完全被其“祖宗”的思想所盘踞。开元二十一年，玄宗亲注《道德经》；越两年，修《老子义疏》成；天宝二年，诏令崇玄馆学士讲《道德》、《南华》诸经，群公百辟，咸就观礼；天宝四载诏令：宜以《道德经》列诸经之首，其《南华真经》等，不宜编在子书；天宝八载下敕：今内出《一切道经》，令崇玄馆缮写分发诸道，令诸郡转写，颁示诸观。天宝十四载十月，颁示《御注老子》并《义疏》于天下，令学者习之。由于玄宗日益崇道，公主嫔妃多入道为女真，杨贵妃即被度为太清宫女道士。李林甫等朝臣皆请舍宅为道观，一时间长安城内道观达三十余所。道士升官进爵者颇不乏人。王公大臣对玄宗之“尊道教”，更是“表贺无虚月”。据《旧唐书·礼仪志》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27)试想沉浸在《玄真道曲》和《霓裳羽衣曲》中的玄宗，怎能不飘飘欲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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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弔诡的是，玄宗舍儒崇道，意欲无为的结果，却是李林甫的任法、用势、弄权，攘窃天下而能令之噤声的一套法家权谋术数。细检玄宗天宝君臣所为，没有一条不与姚崇所约十事相违。除却经济社会的表面繁荣，人们的精神世界可谓与开元时期“天下大治，河清海晏”。“朝清道泰”，“人情欣欣然”(28)的景况不啻云泥之隔，此所以天宝不得称盛世也。岂不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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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玄宗与《御注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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