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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七章 中唐儒家的经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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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世济民——刘晏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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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晏的生平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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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715—780年），字士安，曹州南华人（今山东东明）。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主持唐廷财政二十年，是中唐时期杰出的理财专家。自幼聪慧好学，八岁时，玄宗东封泰山，晏曾“献颂行在”，玄宗感到惊奇，命宰相张说面试，评价是：“国瑞也”。玄宗授秘书省正字，号为“神童”，名震一时。作为储才，刘晏在秘书省供职，与鸿儒硕学交游，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开元末年，河南河北水患，玄宗派员赈灾，也触动了刘晏济民水火的情怀，于是一反乐为京官的风气，申请外任县令。历经夏、温两县，“所至有惠利可纪，民皆刻石以传”(1)。再迁侍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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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乱起，刘晏适在襄阳。永王璘起兵，“署晏右职，固辞”。且移书宰相房琯，论当世形势曰：“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文辞虽然委婉，却一语击中要害，可见刘晏的远见卓识。永王果然并不讨贼，而是欲往东南自立。时刘晏任度支郎中，领江淮租庸事。晏至吴郡与采访使李希言谋拒之。希言战不利，意欲弃城。晏为陈可守计，因分兵坚守苏杭，使永王不得南下。永王闻晏有备，遂亦西取扬州，兵败身死。然晏“终不言功”。后历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进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兼京兆尹。史评其在官“大体不苛，号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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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凋敝已极的农业生产，上疏肃宗曰：“当府蒿荒地，其本户有能复业者，请蠲免差科；如无复业者，请散给居人及客户，并资荫家，随例纳官税，所冀田亩不荒。”(2)类似于开元年间宇文融的检田括户，不同的是，基于战争平乱时期，没有给予免赋六年的优惠，而是“随例纳官税”。然而京畿生产恢复了生机。刘晏所作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抑制物价，稳定币值。此前，第五琦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新铸以一当十，一当五十的乾元重宝钱，造成物价腾飞，民怨沸腾，第五琦亦因之贬官。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六月，刘晏按照自己设想，在替肃宗起草的诏书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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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立制，顷议新钱，且是从权，知非经久。如闻官炉之外，私铸颇多，吞并小钱，逾滥成弊。抵罪虽众，禁奸未绝。况物价益起，人心不安。事藉变通，期于折衷。其重棱五十价钱，宜减作三十文行用。其开元旧时钱，宜一当十文行用。其乾元十当钱，宜依前行用。仍令京中及畿县内依此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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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天下诸州，并宜准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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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使重棱乾元五十价钱，币值下降；开元旧钱，币值上升。采取这种折衷变通的办法，确实须要高超的能力，既维护了政策的一贯性，又防止了币值的起落；稳定了物价，安定了人心。而且用权宜之计，“知非经久”一语，给予原决策人以解脱。体现了刘晏凡事顾全大局，团结同僚的办事风格。从此，刘晏成为一系列政策的决策者，对唐王朝平乱后的经济恢复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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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宗晚年，听信酷吏诬劾，贬刘晏为通州刺史。代宗即位，复为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而此时的刘晏可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代宗给刘晏的第一道诏命曰：“岁之不易，征伐繁兴，河洛肃然，江外尤剧。供上都之国用，给诸道之军需，庶务征求，未逞少息。火耕水耨，夏葛冬裘，尤馈运而屡空，一戎衣而不足。农人劳而转困，编户流而卒归。”“今区宇渐宁，凋残日甚，惕然在躬，姑务息人。”“宜令太子宾客兼御史大夫刘晏，往诸郡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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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拜命之日，立即赶赴当时漕运起点扬州，沿泗水、淮河、汴水、黄河按行漕渠，考察梁公堰，查勘三门渠津遗迹。访问船家、梢公，与各地官员商讨恢复漕运办法。于是给宰相元载上书，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并提出解决的方案。刘晏指出：恢复久废的漕运是“社稷之奇策”。认为开辟漕运，将粮食从长江中下游运至长安是不可错失的当务之急，可以立即改变关中缺粮状况，使“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然后，刘晏以事实为依据，着重分析了恢复漕运的“四利”、“四病”所在。“京师三辅百姓，唯苦税亩伤多，若使江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石），即减谣赋”，其利一；“东都残毁，百无存一，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其利二；“诸将有在边者，诸戎有侵败王略者，或闻三江五湖，贡输红粒，云帆桂楫，输纳帝乡，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海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其利四。理想永远是诱人的，然欲实现“四利”，必先克服“四病”。刘晏分析曰：“函、陕凋残，东周（洛阳）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今于无人之境，兴此劳人之运，固难就矣，其病一也”；“自寇难以来，河、汴不复疏治，崩岸灭水，所在淤塞，千里洄上，若罔不行舟。其病二也”；“东恒、底柱、渑池、二陵，北河运处五六百里，戍卒久绝，县吏空拳，夺攘奸宄，夹河为害。其病三也”；最难办的是：“东至淮阴，西临蒲坂，互三千里，屯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贱卒仪同青紫，漕挽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能制矣，其病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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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在辨明漕运利病之后，毅然表示：“思殒百身”，“率罄愚懦，当凭经义，请护河堤，冥勤在官，不辞水死”，“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4)。时“载方内擅朝政，既得书，即尽以漕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5)建议获得批准，刘晏立即组织人力物力，疏通河道，建造漕船；调集官兵为漕卒，进行武装护运；并紧急从湖广调粮，聚集到扬州，然后浮淮、入汴，过三门，进渭水，当年就从江淮漕运输送四十万斛粮食入关中。史称当时关辅地区，“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钱一千文”，“蝗食田殆尽”，漕米的到来，不啻雪中送炭。代宗驰使慰劳曰：“卿，朕酂侯也。”“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6)代宗称刘晏是自己的萧何，绝非过誉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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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刘晏的功绩和能力，至此而身兼六职。刘晏一向钦佩公忠体国之士，因而向代宗荐贤让能，以户部让颜真卿，以京兆让严武，而自任国子祭酒。代宗在《答刘晏让官手诏》赞扬其行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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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蕴经国之文，怀济时之略。军储是切，转运攸难，励以公勤，适於通变。远疏沟洫，绩显京坻，爰奖勤劳，是明赏劝。俾迁六职，兼综九流。益用撝谦，切陈恳让。宜从雅旨，所请者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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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以两职让贤的事迹，一时传为美谈。旋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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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作成的第三项大事，是对盐政的改革，而且与漕运和造船统筹考虑。“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先是，颜真卿为筹措军资而采用榷盐法，后由第五倚将食盐专卖推向全国，遂确定了唐王朝的榷盐法。而刘晏改为官办商营，只以差价充作国税，既降低了成本，又增加了收入。乃以盈余之“盐利为漕佣”，从此不再无偿从沿途郡县征发丁男；又以盐资在扬州建造船厂，选雇工匠，厚给其值，以建造适合江河不同水域行驶的坚固船只。皆为便国利民，前无古人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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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先后担任多官，位至宰相，总以财政经济为主，时间长达二十余年。而且每次都是临危受命，奉行“理财常以养民为先”的宗旨，悉皆转危为安。改革敝政，疏通漕运，整顿盐政，平抑物价，对平叛时期的民食军需，以及战后的经济恢复，社会安定做出巨大贡献。特别是能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完成国家财政所需。时人对其评价是：“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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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年间，元载招权纳贿，残害忠良。代宗将其逮捕后，诏令刘晏主持会审，元载等服罪，代宗欲将其党羽一并翦除，刘晏览诏，与同审官御史大夫李涵等曰：“重刑再覆，有国常典，况大臣乎！法有首从，不容俱死。”涵等从之。上乃将王缙、杨炎等免诛贬官(9)。刘晏秉公断处，王缙等因而获生，史书对此评论说：“晏平反之力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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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德宗即位，宰相崔祐甫荐杨炎为相。炎有才学，然心胸偏狭，自是而“欲为元载报仇”，因而诬陷刘晏，先被罢相；建中元年七月，再贬忠州刺史。“荆南节度使庾准希杨炎指，奏忠州刺史刘晏与硃泚书求营救，辞多怨望，又奏召补州兵，欲拒朝命，炎证成之。”“乃下诏赐死。天下冤之。”死后抄家，只有“杂书两车，米麦数斛”而已(11)。刘晏忠而被诛，许多大臣深致不满，上表指责“诛晏太暴，不加验实，先诛后诏，天下骇惋”。刘晏八岁入仕，历玄、肃、代、德四朝，掌财政大权二十年，至建中元年被杨炎构陷而死。终年63岁。代宗曾称“朕之酂侯”，时人许“为管（仲）、萧（何）之亚”，然其转输国需“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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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理家以俭约称，而重交敦旧，颇以财货遗天下名土，故人多称之。”更重要的是刘晏理财，处处以生民为念，《旧唐书·刘晏传论》史臣曰：“历代操利柄为国计者，莫不损下益上，危人自安，变法以弄权，敛怨以构祸，皆有之矣。如刘晏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晏治天下，无甚贵甚贱之物，泛言治国者，其可及乎！举真卿才，忠也，减王缙罪，正也，忠正之道，复出于人，呜呼！本秀于林，风必摧之，常衮见忌于前，杨炎致冤于后，可为长叹息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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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后，唐德宗渐有省悟，于出奔途中诏许刘晏归葬，并赐郑州刺史，加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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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民理财”的富国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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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的理财策略并不仅仅限于单纯的财政范围，而是从解决当时财政困难问题入手，广开利源，运用经济杠杆，充分调动市场作用，盘活整个经济形势。刘晏理财的指导思想即是“理财以爱民为先”，“户口滋多，则赋自广”。从其“以盐利为漕佣”，厚值以偿造船之资的举措来看，其二十年来的理财转输措施，无不体现了这一思想。比起残民以逞、专以剥民为事的能吏来，的确是难能可贵的理财专家。刘晏经国济民的才能，早在任夏、温县令时就曾牛刀小试，“未尝督赋，而输无逋期”，“所至有惠利可纪，民皆刻石以传”(14)。可见国蓄和民利，并非一定对立，要在于长吏如何运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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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乱后，“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籓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15)，加上庞大的军需、官俸开支，使唐王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据元和三年（808年）宰相李吉甫统计，当时山东、河北、河南地区约十五道七十一州之地，长期为藩镇割据，霸占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二分之一的仓贮谷物、三分之二的庸调绢帛、十分之一以上的盐课，还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因此朝廷财政枯竭，只靠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约四十九州的赋税收入维持。唐政府也曾采取各种办法解决危机，如提盐价、征酒税、青苗钱、房屋税，除陌钱（凡公私买卖每缗官留二十文）、茶税等，还有凭空勒索的“借商”、“白著”等，苛捐杂税不下数百种。酷烈地搜括，导致人民更大的痛苦，遂激起更大的反抗，起义的烽火此起彼伏，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同时暴发。刘晏就是在唐政府财政濒临崩溃、“中外艰食”的困境下，临危受命，接掌财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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