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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春秋大义——中唐的经学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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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学变古思潮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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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贞观、永徽年间，官定《五经正义》的目的在于统一自两汉已来纷纭淆乱的经学思想，不得不首先对既往的经注义疏作一舍弃与选择，使之既符合当代的需要，又不背弃经传的本义。在选择经传方面，于《周易》选择了义理派的王弼注，舍弃了象数派的汉易；于《春秋》则但取《左传》，而舍弃《公》《榖》。在当代实际需要方面，《五经正义》主要是用于统一思想和作为考举选士的教材，义理易要比象数易更具现实意义；而《左传》是了解《春秋》微言大义最基本的依据。如朱子即说：“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151)三传相较，“《公》、《榖》守经，《左氏》通史，其体异尔”(152)。若“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153)所以，如果需要在其中选取更为基本的典籍进行整理的话，选择《左传》是无可厚非的。其次，《五经正义》毕竟是义疏体的解经著作，必须在原有的权威注本笼罩下，选择旧疏和进行纠正性的义理发挥，受体例所限，即使并不完全遵守“注不击传，疏不破注”的原则，也不会有突破性的义理发挥。在不改变体例的前提下，《五经正义》对以往的注疏成就，标举众说，择善而从，已经做出最大限量的学术总结，其意义其作用都是不容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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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五经正义》在总结纠正前代经学成就与疏失的同时，有所得亦必有所失，且不论其所作义疏，多受选本注文所囿，虽然力图博引各家各派，但与之出入较大的诂释义训，如对立学派的经学成就，就只好被整体遗落。所以在学界渐渐生出不满。在《五经正义》完成伊始，参预是役的太学博士马嘉运即已向主编孔颖达发起攻击，“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可见当时对古注旧疏之去取及学术观点统一之难。虽然《五经正义》经过两次审定修改方始定稿，但限于既定的范围及其学术性质，仍然是一部存在着许多美中不足的集大成之作。既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统一与发展，也带有十分明显的缺陷，其缺陷主要表现在经学范围上，刊落侧重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公》《榖》二传，而于“三礼”只取《礼记》；《周易》既取王弼注为底本，自是以玄学易为主，虽有意兼顾象数和义理，亦不得不遗落大量的汉代易说。所以在《五经正义》颁布不久，即有《仪礼》、《周礼》和《公》《榖》二传义疏的补撰，以及中唐时期李鼎祚《周易集解》的问世。《五经》传疏在高宗朝臻于齐备之后，旧有的学术纷争遂因“九经”《正义》的面世，而大多平息，然而也正是在这平静的学术氛围中，伴随着世运的迁移变化，正酝酿着新的突破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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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初盛唐之际，学术界从思想到治学方法出现一派疑古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刘知几、元行冲和王元感。须要在此说明的是，所谓“疑经”，所谓“变古”，都不是对经书和古史的否定，而是对于其中不符合圣人义旨和客观事实的记载，提出质疑，并进而阐述自己认为正确或合于事实的结论。出于秦火余烬的儒家经典，在后人整理和诠释的过程中，不容没有错漏，如果没有怀疑精神，那只能任其以误沿误，永无改正之期；二是初唐将经传全部提高到“经”的地位，而事实上，自古经无达诂，所以在经学统一的基础上，所发表的新的诠解，也被视为疑古思潮的组成部分。当学术研究达于一定高点之后，紧随之而来的，既可能是原先被掩盖的问题，而在此时凸显出来；也可能是旧的矛盾解决之后，又产生出新的矛盾，并不必是《五经正义》本身的错误，须要纠正；或经学的统一约束了思想的活跃，必须打破之类。而是经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既要不断地提高对经典意蕴的认识，又要适应社会现实的发展需要。此即经学能够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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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几学术，前有专章；行冲事迹，亦略涉及，唯其与施敬本、范行恭诸人奉旨为魏征《类礼》所作《义疏》五十卷，为张说所阻，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行冲于《释疑》文中，曾针锋相对地批评对方：“章句之士，坚持昔说，特嫌知新，欲仍旧贯”(154)。张说固然有守旧的倾向，但其于此只是不同意改易历史旧籍，而主张根据现实需要重新撰定新礼，《开元礼》即是在其建议与主持下开始撰定的，可以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经学变古。然行冲所云：坚持昔说的章句之士，仍然是学界的主流。对此，顾炎武评论说：“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征所注则又本之孙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155)据新旧《唐书》，长安年间，四门博士王元感表上所著《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百数十篇，并《孝经》、《史记》、《汉书》注。有诏两馆学士、成均博士议可否。专守章句之学的祝钦明、李宪等人见其讥诋先儒旧义，“数沮诘其言，元感缘罅申释，竟不诎”。徐坚、刘知己、张思敬等则“惜其异闻，每为助理”，连表举荐。武后因下诏褒奖曰：“王元感质性温敏，博闻强记，手不释卷，老而弥笃。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是谓儒宗，不可多得。”魏知古尝称其所撰书曰：“信可谓《五经》之指南也。”(156)王元感“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显然是指先儒注疏不符圣人经旨者，元感则以己意抉发之。所谓“异闻”，正是指这些不见于传疏的议论。知几等不仅甚为珍惜，而且予以赞同附益之。可惜其书早佚，今已不得其详。据史籍所载，其有些议论并不合经旨也不合时宜，如认为三年之丧应为三十六个月，比唐制多出十一个月，盖此实出于对亲丧尽哀的孝思。然而，礼固缘于人情，同时礼也是对人情的节制，故为张柬之所驳，其论遂废。但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疑经”思潮和“以意解经”的学术新风，却是值得注意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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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在代宗永泰二年所拟《问进士》策，其第五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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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古人识贵精通，学重兼博。不有激发，何以相求？三礼何篇可删？三传何者可废？(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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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初唐已来，三礼、三传皆已被提高到“经”的地位，盛唐时期的法典《大唐六典》规定：“凡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榖梁》为小经”(158)。作为考试科目为天下通习。而至中唐，作为官方科举的试题，竟然认为其中应有可删、可废之书，可见其时学术思想的自由。《五经正义》列为考试的科目天下通习之后，并未因其权威性而成为控驭学者思想的工具，问题出在科举考试的功利导向和考试方法上，这一点当时有识之士看得十分清楚。代宗广德元年礼部侍郎、主考官杨绾上疏指出明经试帖，积弊尤深，主张废进士、明经科，取通晓经术的孝廉，进荐于朝廷。取得当时许多大臣的赞同。尚书左丞贾至更指陈明经帖试的弊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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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试学者以贴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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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帖试所考只不过是默诵经疏的记忆能力，而与对经书旨义的理解相较，实为“小道”、“末学”。“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於末术，是诱导之差也”。明确指出科举取向的不当，导致“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终使经学教化功能的沦丧，并进而演化为社会秩序的动荡。元和元年元稹对策犹云：“所谓通经者，又不过於覆射数字，明义者才至於辨析章条，是以中第者岁盈百数，而通《经》之士蔑然。”(160)士子大多只能习诵章句，即使是熟知传疏之学，亦不见得能够贯通经旨，颇违兴复儒术之本意。宪宗元和年间李行修复指陈其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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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学无专门，经无师授，以音定字，以疏释经，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经皆然。(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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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调整经学研习的方向，培养治世人才，本应是由国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的问题，但由于安史乱后，藩镇割据，民生凋敝，“于是嗣帝区区救乱未之得，安暇语贞观、开元事哉！”(162)所以便由朝野士大夫自觉承担起这一学术救敝的重任，涌现出一批新的学派。“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异。”(163)可惜诸家“自名其学”的经说大都散佚，韩愈为《施先生墓铭》曰：“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于门。”(164)《困学纪闻》引《唐语林》云：“刘禹锡与韩、柳俱曾诣士匄听说《诗》。”(165)“舍毛传郑注而另出新义，甚得太学生与朝野名士的拥戴。”士匄亦传《春秋》，其所讲《春秋》不取三传任何一家之注疏，而径直为《春秋》作传，史载：“士匄撰《春秋传》，未甚传。后文宗喜经术，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读。帝曰：‘朕见之矣。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劳苦旁求，然后为得邪？’”(166)所谓“穿凿之学，徒为异同”，“劳苦旁求”之评，说明其书属于以意说经，复能旁征博引，比勘三传得失的著作。这些“卓异”学派的新颖学说，给沉寂的中唐经学带来新风，但由于文献有阙，已难窥其全貌，至今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惟有啖助的新《春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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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啖赵陆三儒及新“春秋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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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秋》学派的创始人是啖助。助（724—770），字叔佐，赵州人，后徙关中。为人聪悟简淡，博通深识。以文学入仕，天宝末，调临海尉、丹阳主簿。秩满，屏居著书，甘足疏糗。淹该经术，尤善《春秋》，考三家短长，缝绽漏阙，号《春秋集传》，凡十年乃成，复摄其纲条为《例统》。(167)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三传》所释皆未为得。《春秋》三传，歧异甚多，但有一共同点即认为《春秋》是孔子为挽救“礼坏乐崩”的衰世，恢复周天子的政治权威，再建王道于天下而著。如《左传》学者认为孔子修《春秋》是为了“考其行事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公羊》学者认为是为了“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谷梁》学者则认为是为了“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左传》著重於典章制度，以历史本事揭示孔子修《春秋》之旨意；《公羊》、《榖梁》二家则著重於善恶褒贬，从义理的角度去阐发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啖助却说：“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指？可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作为宏纲大领的宗旨既失，那么作为节目的传说也就很难准确了。认为《春秋》之作，并非是为了“遵周公之遗制”，或以一字之褒贬，使乱臣贼子惧。而是欲以夏政之忠道“救世之弊，革礼之薄”。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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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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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忠、敬、文概括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特色，并认为三王之道互为因果，可以循环往复以救其弊。三者之中，尤应以忠为本，以文为末，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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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弊且末；设教于末，弊将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既没，莫知改作，故其颓弊甚于二代。以至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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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西周文物之盛、礼仪之隆，都不过是武王周公为拯救殷道敬鬼之失，不得已而作。“郁郁乎文哉”的周道，只是政教之末，只是权宜之计，而非设教之本。政教之本是忠道，周公未及改作而没，致使其弊甚于二代，陵夷至于东周，遂造成“王纲废绝，人伦大坏”的局面。遂引《礼记·表记》孔子之言以证其说非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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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敝！”故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淳化，难行于季末，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故《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故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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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唐虞淳化之道虽然难行于今，但夏之忠道，还是可以通过变革而导致的。所以要“进退抑扬，去华居实”，以救周之弊。所谓“革礼之薄”，就是要将礼文之末，安置在忠厚之本的基础之上。细绎其意，所谓夏之忠道，即是“寡怨于民”。这与孔子以仁民为本，而已礼制为表的主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啖助复引《淮南子》之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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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而公羊子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拟后圣。”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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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孔子《春秋》是以夏之忠道为本，对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的总体继承，非仅要恢复“周礼”维护西周的典章制度而已。因此啖助指出：既然“《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则其“不全守周典礼”，也即成为必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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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对孔子著《春秋》这一基本点的认识，虽各有不同，但都没有把握其精神实质。比较而言，杜预《左传注》的《春秋》说可谓全然无当弘旨，故啖助驳之曰：“杜氏所论褒贬之指，唯据周礼，若然，则周德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何休《公羊》说虽有见于《春秋》“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却又归结为“黜周王鲁”，“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范宁《榖梁》说认为《春秋》只是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见识未免过于肤浅，“殊无深指，且历代史书，皆是惩劝，《春秋》之作，岂独尔乎”？是以皆未喻《春秋》宗旨，故而不得其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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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传毕竟是了解《春秋》指意的入门阶梯，啖氏并未因之将其一笔抹杀。如评《左传》：虽有“是非交错，混然难证”的弊病，然而“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又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评《公》《榖》曰：二传“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榖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识，往往钩深”。“意有不合，亦复强通，舛驳不伦，或至矛盾。”啖助分析三传得失颇中肯綮，所谓舍传求经者，只不过是将其视为筌蹄，得其意而后弃之。实则于《公》《榖》旧说，颇多采择，会通三传以成其新学。啖氏之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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