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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春秋大义——中唐的经学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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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学变古思潮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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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贞观、永徽年间,官定《五经正义》的目的在于统一自两汉已来纷纭淆乱的经学思想,不得不首先对既往的经注义疏作一舍弃与选择,使之既符合当代的需要,又不背弃经传的本义。在选择经传方面,于《周易》选择了义理派的王弼注,舍弃了象数派的汉易;于《春秋》则但取《左传》,而舍弃《公》《榖》。在当代实际需要方面,《五经正义》主要是用于统一思想和作为考举选士的教材,义理易要比象数易更具现实意义;而《左传》是了解《春秋》微言大义最基本的依据。如朱子即说:“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151)三传相较,“《公》、《榖》守经,《左氏》通史,其体异尔”(152)。若“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153)所以,如果需要在其中选取更为基本的典籍进行整理的话,选择《左传》是无可厚非的。其次,《五经正义》毕竟是义疏体的解经著作,必须在原有的权威注本笼罩下,选择旧疏和进行纠正性的义理发挥,受体例所限,即使并不完全遵守“注不击传,疏不破注”的原则,也不会有突破性的义理发挥。在不改变体例的前提下,《五经正义》对以往的注疏成就,标举众说,择善而从,已经做出最大限量的学术总结,其意义其作用都是不容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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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五经正义》在总结纠正前代经学成就与疏失的同时,有所得亦必有所失,且不论其所作义疏,多受选本注文所囿,虽然力图博引各家各派,但与之出入较大的诂释义训,如对立学派的经学成就,就只好被整体遗落。所以在学界渐渐生出不满。在《五经正义》完成伊始,参预是役的太学博士马嘉运即已向主编孔颖达发起攻击,“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可见当时对古注旧疏之去取及学术观点统一之难。虽然《五经正义》经过两次审定修改方始定稿,但限于既定的范围及其学术性质,仍然是一部存在着许多美中不足的集大成之作。既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统一与发展,也带有十分明显的缺陷,其缺陷主要表现在经学范围上,刊落侧重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公》《榖》二传,而于“三礼”只取《礼记》;《周易》既取王弼注为底本,自是以玄学易为主,虽有意兼顾象数和义理,亦不得不遗落大量的汉代易说。所以在《五经正义》颁布不久,即有《仪礼》、《周礼》和《公》《榖》二传义疏的补撰,以及中唐时期李鼎祚《周易集解》的问世。《五经》传疏在高宗朝臻于齐备之后,旧有的学术纷争遂因“九经”《正义》的面世,而大多平息,然而也正是在这平静的学术氛围中,伴随着世运的迁移变化,正酝酿着新的突破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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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初盛唐之际,学术界从思想到治学方法出现一派疑古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刘知几、元行冲和王元感。须要在此说明的是,所谓“疑经”,所谓“变古”,都不是对经书和古史的否定,而是对于其中不符合圣人义旨和客观事实的记载,提出质疑,并进而阐述自己认为正确或合于事实的结论。出于秦火余烬的儒家经典,在后人整理和诠释的过程中,不容没有错漏,如果没有怀疑精神,那只能任其以误沿误,永无改正之期;二是初唐将经传全部提高到“经”的地位,而事实上,自古经无达诂,所以在经学统一的基础上,所发表的新的诠解,也被视为疑古思潮的组成部分。当学术研究达于一定高点之后,紧随之而来的,既可能是原先被掩盖的问题,而在此时凸显出来;也可能是旧的矛盾解决之后,又产生出新的矛盾,并不必是《五经正义》本身的错误,须要纠正;或经学的统一约束了思想的活跃,必须打破之类。而是经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既要不断地提高对经典意蕴的认识,又要适应社会现实的发展需要。此即经学能够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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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几学术,前有专章;行冲事迹,亦略涉及,唯其与施敬本、范行恭诸人奉旨为魏征《类礼》所作《义疏》五十卷,为张说所阻,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行冲于《释疑》文中,曾针锋相对地批评对方:“章句之士,坚持昔说,特嫌知新,欲仍旧贯”(154)。张说固然有守旧的倾向,但其于此只是不同意改易历史旧籍,而主张根据现实需要重新撰定新礼,《开元礼》即是在其建议与主持下开始撰定的,可以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经学变古。然行冲所云:坚持昔说的章句之士,仍然是学界的主流。对此,顾炎武评论说:“夫《礼记》,二戴所录,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而魏征所注则又本之孙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155)据新旧《唐书》,长安年间,四门博士王元感表上所著《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百数十篇,并《孝经》、《史记》、《汉书》注。有诏两馆学士、成均博士议可否。专守章句之学的祝钦明、李宪等人见其讥诋先儒旧义,“数沮诘其言,元感缘罅申释,竟不诎”。徐坚、刘知己、张思敬等则“惜其异闻,每为助理”,连表举荐。武后因下诏褒奖曰:“王元感质性温敏,博闻强记,手不释卷,老而弥笃。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是谓儒宗,不可多得。”魏知古尝称其所撰书曰:“信可谓《五经》之指南也。”(156)王元感“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显然是指先儒注疏不符圣人经旨者,元感则以己意抉发之。所谓“异闻”,正是指这些不见于传疏的议论。知几等不仅甚为珍惜,而且予以赞同附益之。可惜其书早佚,今已不得其详。据史籍所载,其有些议论并不合经旨也不合时宜,如认为三年之丧应为三十六个月,比唐制多出十一个月,盖此实出于对亲丧尽哀的孝思。然而,礼固缘于人情,同时礼也是对人情的节制,故为张柬之所驳,其论遂废。但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疑经”思潮和“以意解经”的学术新风,却是值得注意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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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结在代宗永泰二年所拟《问进士》策,其第五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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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古人识贵精通,学重兼博。不有激发,何以相求?三礼何篇可删?三传何者可废?(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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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初唐已来,三礼、三传皆已被提高到“经”的地位,盛唐时期的法典《大唐六典》规定:“凡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榖梁》为小经”(158)。作为考试科目为天下通习。而至中唐,作为官方科举的试题,竟然认为其中应有可删、可废之书,可见其时学术思想的自由。《五经正义》列为考试的科目天下通习之后,并未因其权威性而成为控驭学者思想的工具,问题出在科举考试的功利导向和考试方法上,这一点当时有识之士看得十分清楚。代宗广德元年礼部侍郎、主考官杨绾上疏指出明经试帖,积弊尤深,主张废进士、明经科,取通晓经术的孝廉,进荐于朝廷。取得当时许多大臣的赞同。尚书左丞贾至更指陈明经帖试的弊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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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试学者以贴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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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帖试所考只不过是默诵经疏的记忆能力,而与对经书旨义的理解相较,实为“小道”、“末学”。“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於末术,是诱导之差也”。明确指出科举取向的不当,导致“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终使经学教化功能的沦丧,并进而演化为社会秩序的动荡。元和元年元稹对策犹云:“所谓通经者,又不过於覆射数字,明义者才至於辨析章条,是以中第者岁盈百数,而通《经》之士蔑然。”(160)士子大多只能习诵章句,即使是熟知传疏之学,亦不见得能够贯通经旨,颇违兴复儒术之本意。宪宗元和年间李行修复指陈其弊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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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学无专门,经无师授,以音定字,以疏释经,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经皆然。(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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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调整经学研习的方向,培养治世人才,本应是由国家制定政策予以解决的问题,但由于安史乱后,藩镇割据,民生凋敝,“于是嗣帝区区救乱未之得,安暇语贞观、开元事哉!”(162)所以便由朝野士大夫自觉承担起这一学术救敝的重任,涌现出一批新的学派。“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异。”(163)可惜诸家“自名其学”的经说大都散佚,韩愈为《施先生墓铭》曰:“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于门。”(164)《困学纪闻》引《唐语林》云:“刘禹锡与韩、柳俱曾诣士匄听说《诗》。”(165)“舍毛传郑注而另出新义,甚得太学生与朝野名士的拥戴。”士匄亦传《春秋》,其所讲《春秋》不取三传任何一家之注疏,而径直为《春秋》作传,史载:“士匄撰《春秋传》,未甚传。后文宗喜经术,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读。帝曰:‘朕见之矣。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劳苦旁求,然后为得邪?’”(166)所谓“穿凿之学,徒为异同”,“劳苦旁求”之评,说明其书属于以意说经,复能旁征博引,比勘三传得失的著作。这些“卓异”学派的新颖学说,给沉寂的中唐经学带来新风,但由于文献有阙,已难窥其全貌,至今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惟有啖助的新《春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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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啖赵陆三儒及新“春秋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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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秋》学派的创始人是啖助。助(724—770),字叔佐,赵州人,后徙关中。为人聪悟简淡,博通深识。以文学入仕,天宝末,调临海尉、丹阳主簿。秩满,屏居著书,甘足疏糗。淹该经术,尤善《春秋》,考三家短长,缝绽漏阙,号《春秋集传》,凡十年乃成,复摄其纲条为《例统》。(167)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三传》所释皆未为得。《春秋》三传,歧异甚多,但有一共同点即认为《春秋》是孔子为挽救“礼坏乐崩”的衰世,恢复周天子的政治权威,再建王道于天下而著。如《左传》学者认为孔子修《春秋》是为了“考其行事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公羊》学者认为是为了“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谷梁》学者则认为是为了“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左传》著重於典章制度,以历史本事揭示孔子修《春秋》之旨意;《公羊》、《榖梁》二家则著重於善恶褒贬,从义理的角度去阐发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啖助却说:“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指?可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作为宏纲大领的宗旨既失,那么作为节目的传说也就很难准确了。认为《春秋》之作,并非是为了“遵周公之遗制”,或以一字之褒贬,使乱臣贼子惧。而是欲以夏政之忠道“救世之弊,革礼之薄”。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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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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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忠、敬、文概括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特色,并认为三王之道互为因果,可以循环往复以救其弊。三者之中,尤应以忠为本,以文为末,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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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弊且末;设教于末,弊将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既没,莫知改作,故其颓弊甚于二代。以至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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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西周文物之盛、礼仪之隆,都不过是武王周公为拯救殷道敬鬼之失,不得已而作。“郁郁乎文哉”的周道,只是政教之末,只是权宜之计,而非设教之本。政教之本是忠道,周公未及改作而没,致使其弊甚于二代,陵夷至于东周,遂造成“王纲废绝,人伦大坏”的局面。遂引《礼记·表记》孔子之言以证其说非虚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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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敝!”故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淳化,难行于季末,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故《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故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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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唐虞淳化之道虽然难行于今,但夏之忠道,还是可以通过变革而导致的。所以要“进退抑扬,去华居实”,以救周之弊。所谓“革礼之薄”,就是要将礼文之末,安置在忠厚之本的基础之上。细绎其意,所谓夏之忠道,即是“寡怨于民”。这与孔子以仁民为本,而已礼制为表的主导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啖助复引《淮南子》之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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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而公羊子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拟后圣。”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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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孔子《春秋》是以夏之忠道为本,对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的总体继承,非仅要恢复“周礼”维护西周的典章制度而已。因此啖助指出:既然“《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则其“不全守周典礼”,也即成为必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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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对孔子著《春秋》这一基本点的认识,虽各有不同,但都没有把握其精神实质。比较而言,杜预《左传注》的《春秋》说可谓全然无当弘旨,故啖助驳之曰:“杜氏所论褒贬之指,唯据周礼,若然,则周德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何休《公羊》说虽有见于《春秋》“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却又归结为“黜周王鲁”,“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范宁《榖梁》说认为《春秋》只是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见识未免过于肤浅,“殊无深指,且历代史书,皆是惩劝,《春秋》之作,岂独尔乎”?是以皆未喻《春秋》宗旨,故而不得其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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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传毕竟是了解《春秋》指意的入门阶梯,啖氏并未因之将其一笔抹杀。如评《左传》:虽有“是非交错,混然难证”的弊病,然而“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又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评《公》《榖》曰:二传“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榖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识,往往钩深”。“意有不合,亦复强通,舛驳不伦,或至矛盾。”啖助分析三传得失颇中肯綮,所谓舍传求经者,只不过是将其视为筌蹄,得其意而后弃之。实则于《公》《榖》旧说,颇多采择,会通三传以成其新学。啖氏之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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