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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二章 杨时的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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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1053—1135），字中立，福建南剑将乐人，号龟山。熙宁九年（1077）中进士第。历知浏阳、余杭、萧山等地。迁为迩英殿说书、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国子祭酒。宋高宗即位后，除工部侍郎，兼侍讲。晚年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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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时早期师事程颢。程颢对他十分欣赏，在目送他回乡时，曾有“吾道南矣”之叹。【764】程颢去世后，杨时又前往洛中向程颐问学。《宋史》以“程氏正宗”称之。【765】有《龟山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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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学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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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王安石“新学”和新政的争议，是北宋后期思想的重心所在。二程开启的“洛学”传统，无疑是批判和清理王安石的政治和学术影响的中坚立量。其中，杨时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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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司马光、苏轼等人一样，杨时对王安石的批评，也首先集中在新政的具体措施上。对于新政中的青苗法，杨时在《神宗日录辨》中给出了极为深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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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平颁其兴积”，《新义》曰：“无问其欲否，概与之也，故谓之平。”则俵粟不取情愿，盖其本旨也。故台谏言广渊，不惟不以广渊为罪，乃更以为尽力。夫《周官》所谓平者，岂概与之谓哉？谓无偏陂而已。为是说者，特矫诬先王之法以为己资耳。泉府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盖贷民所以助不给，田不耕，宅不毛，犹使之出屋粟里布，则游惰之民自致困乏。与夫实非不给而妄冒称贷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国服为之息，则民不轻贷矣。莘老所谓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未为过论也。今兼并之家能以其资困细民者，初非能抑勒使之称贷也。皆其自愿耳。然而其求之艰，其出息重，非迫于其急不得已，则人孰肯贷也。今比户之民概与之，岂尽迫于其急不得已哉。细民无远虑，率多愿贷者，以其易得而息轻故也。以易贷之金资不急之用，至期而无以偿，则荷校束手为囚虏矣。乃复举贷于兼并之家，出倍称之息以还官逋。明年复贷于官，以还私债，岁岁转易无穷已也。欲摧兼并，其实助之。兴利之源，盖自兹始。而莘老之比作俑者，亦不为过论也。余以为青苗利害不在愿与不愿，正在官司以轻息诱致之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乃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无仁心仁闻，是谓徒法。然则周公法、今法安得不为异。【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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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关于青苗法的争议，往往围绕着贷款是否出于百姓自愿的问题。不问是否自愿而普遍施以青苗钱的问题，苏轼等人在新法推行之初即已明确指出。【767】在政策的实际推行过程中，“不许抑配”的原则基本上徒具空文。而且，从王安石新法的立意初衷看，“不许抑配”的原则倒像是某种权宜之计。因为正如杨时指出的那样，《周官新义》中将“平颁其兴积”解释为“无问其欲否，既与之也，故谓之平”，表明“不取情愿”正是青苗法的本旨。而在杨时看来，是否自愿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与民间“兼并之家”的高利贷相比，青苗法的问题恰在于利息之轻。贷款易得且利息甚轻，愿意称贷的人自然较多。但获取贷款以后，一般的百姓非但不知如何以之生利，反倒用来“资不急之用”，等到了偿还本息的期限时，不得已又要“举贷于兼并之家”。第二年再从官司贷款，来偿还私债。如此恶性循环，终致破荡家产而后止。因此，“轻息诱致”才是青苗法的根本问题。除此而外，杨时还讨论了获取贷款的成本问题：“又青苗虽名取二分之息，其实亦与民间无异。盖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请者，又有非不得已而用之，且如请钱千，或遇亲旧于州县间，须有酒食之费，不然亦须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钱，已可比民间四分之息。又请纳时往来之用，与官中门户之赂遗，至少亦不下百钱。”【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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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市易法，杨时也有切要的分析。《神宗日录》中记有宋神宗与王安石关于“市易卖果子烦细，且令罢却”的议论，针对王安石“《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几钱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卖”的辩白，杨时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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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官》泉府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以其价买之，以待不时之买者。所以与通货贿也。若果子非有不售而滞于民用者，而官皆敛之，此与贱丈夫登龙断而罔市利者何异哉？以是为政体不亦谬乎？【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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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市易法强调商业的官营，将已有的茶盐等特殊商品的国家专利，扩大到了其他货物之上。甚至连水果这样的东西，也由市易司经营。王安石在回应宋神宗的质疑时，引《周官》以为支持，认为市易司的做法是在收聚销售不畅、滞于民用的货物，从而在货物稀缺时平物价、周民用。然而，正如杨时指出的那样，水果这类商品在当时并不具备长期储存的条件，因此，市易司垄断水果经营就根本起不到“通货贿”的作用，而只是一种“罔市利”的手段。实际上，市易法与青苗法一样，都违背了儒家“藏富于民”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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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创立新法是以富国强兵为其目的的。然而施行以后，效果并不明显。苏轼在新政之初即已指出：“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770】通过售卖祠部度牒来增加国家岁入，是极受非议的举措。《神宗日录》中即记录了相关的议论：“上问程颢言不可卖祠部添常平本钱事如何。余曰：‘颢所言，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万，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性命。今欲为凶年计，当以凶岁为之，而国用有所不暇。故卖祠部所剃三千人头，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771】对于王安石的辩白，杨时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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鬻祠部三千，盖六十余万缗。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于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蚕而衣，不耕而食，亦取赀于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则其害益甚。是未及赈饥而先困吾民，以资游手也。先王之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积。故凶年饥岁，民免于死亡。以其豫备故也。不知为政，乃欲髠其人而取其赀，以为赈饥之术。正孟子所谓虽得禽若丘陵弗为也。以是为王道之权，岂不谬哉？《诗》云：“谁生厉阶，至今为梗。”【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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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岁入的根本来源还在于百姓的生产。祠部卖度牒所得的收入，从根本上讲，也是“取之于力本之民”。而每年多度三千人，也就意味着额外减少了三干农业劳动力。因此，从根本上讲，仍是对国家经济基础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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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时看来，新法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以谋利为本旨。而王安石在义利问题上的混淆，则是导致这一错误倾向的根本原因。关于理财，王安石曾有这样的议论：“理财诚方今所先，然人主当以礼义成廉耻之俗为急。凡利者，阴也。阴当隐伏。义者，阳也。阳当宣著。此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也。若宣著为利之实，而礼义廉耻之俗坏，则天下不胜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终于逸乐无为而治也。”对此，杨时批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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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有艺，用之有节，先王所以理财也。故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取其所当取，则利即义矣。故曰：“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则义利初无二致焉。何宣著隐伏之有？若夫宣著为善之名而阴收为利之实，此五霸假仁义之术，王者不为也。故青苗意在于取息，而以补助为名；市易欲尽笼商贾之利，而以均济贫苦为说，皆此意也。【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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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时看来，王安石在义利问题上是在以义为标榜来掩盖其根柢里的谋利之实。此中阳义阴利的思想，与新政的具体施行是一致的。杨时还指出了王安石这一思想的来源：“荆公云：‘利者阴也，阴当隐伏。义者阳也，阳当宣著。’此说源流发于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术之蔽，观其所为，虽名为义，其实为利。”【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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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新政的反思和批评外，杨时还对王安石的“新学”做了学术上的清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王安石《字说》的批评。《字说》一书今已散佚。不过，从杨时《王氏字说辨》中引用的一些条目看，此书对于字义的发挥虽然展开了一个极大的语义解释空间，从而将各种思想要素融会起来，但也确有穿凿附会之弊。比如，在解释“空”字时，《字说》云：“空。无土以为穴，则空无相；无工以穴之，则空无作。无相无作，则空名不立。”对此，杨时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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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相之说，出于佛氏，吾儒无有也。佛之言曰：“空即无相，无相即无作，则空之名不为作相而立也。”工穴之为空，是灭色明空，佛氏以为断空，非真空也。太空之空，岂工能穴之耶？色空，吾儒本无此说。其义于儒佛两失之矣。【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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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以佛家“相”“作”的概念解释“空”，但又未能穷达佛家思想的真义。因此，这一解释无论从儒家的立场还是佛家的立场看，都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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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说》对“同”的解释，问题更为突出：“同。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冂一口，则是非同矣。”此处杨时的批评显然更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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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非门其一口所能同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必溃矣，何同之有？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乃能同也。同异之名不为是非而有也。如乐统同，礼辨异，同姓异姓之类，何是非之有。【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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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时看来，王安石对“同”字的解释，其实是其一贯的思想和行为风格的体现。程颢亦曾指出王氏个性的“狠愎”。而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排除异见，恐怕是熙丰变法中王安石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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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说》释“童”曰：“童。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稚，仁端见矣。”杨时论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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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端皆根于人心，与生俱生也，非特信仁而已。以蒙为信本，稚为仁端，皆无是理也。【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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