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071867
中国儒学史 [:1702022484]
1702071868
1702071869
中国儒学史 第十二章 明代儒学与宗教思想的融合会通
1702071870
1702071871
明代是儒学地位最为巩固，基础最为深厚，对整个社会生活影响最为深至的时期。这一点也表现在儒学对各大宗教的影响及相互融合会通上。通过这种会通，儒学大大丰富了自身的内容，使自己更加宽容、开放和深刻。各大宗教对儒学的吸收，也使自己更加世俗化、大众化，更加广泛、更加内在地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有机成分。各大宗教之间也由于儒学的加入松弛了壁垒，互相间的融通、取益进一步加深。明代儒学与宗教的融合会通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内容，是儒学史不能遗忘的重要方面。本章分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加以论述。
1702071872
1702071873
第一节 四大高僧与明代儒佛融合
1702071874
1702071875
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始，就处在不断地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中。唐代后期以来的儒学复兴，与儒佛融合同其步趋。如北宋初年名僧孤山智圆，以僧徒而自号中庸子，自谓“于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扬孟书。往往学为古文，以宗其道，又爱吟五七言诗，以乐其性情。”【1】在经注及书札序跋中，以佛补儒、融会儒佛之语处处可见。他极力倡导三教本同之旨，说：
1702071876
1702071877
浮图之教流于华夏者，其权舆于东汉乎！其于训民也，大抵与姬公、孔子之说共为表里耳。何耶？导之以慈悲，所以广其好生恶杀也；敦之以喜舍，所以申乎博施济众也；指神明不灭，所以知乎能事鬼神之非妄也；谈三世报应，所以证福善祸淫之无差也。使夫黎元迁善而远罪，拨情而反性。核其理也，则明逾指掌；从其化也，则速若置邮。【2】
1702071878
1702071879
认为佛教之说正所以辅助儒家，内典外典，其宗旨本一。张内外之畛域，互相敌对，视为水火，则浅见无识之人。他指斥此种现象说：
1702071880
1702071881
世有限于域内者，见世籍之不书，以人情之不测，故厚诬于吾教，谓弃之可也。世有滞于释氏者，自张大于己学，往往以儒为戏。岂知夫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慢，犹恐不至于道也，况弃之乎？呜呼！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儒，岂能庶中庸乎？【3】
1702071882
1702071883
智圆的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初年倡导文治、崇尚儒学的思想风潮。
1702071884
1702071885
稍后的契嵩（1007—1072），倡儒释道同教异、本同迹异之说，以与当时欧阳修、李觏之排佛相抗衡。他说：
1702071886
1702071887
唯心之谓道，阐道之谓教。教也者，圣人之垂迹也；道也者，众生之大本也。心无有外，道无不中，故物无不预道。圣人不私道，不弃物，道之所存，圣人皆与，是故其为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无不通也。通者统也，统以正之，欲其必与圣人同德。夫教也者，圣人乘时应机，不思议之大用也。是故其机大者，顿之；其机小者，渐之。渐也者，言乎权也；顿也者，言乎实也。……语夫圣人之全也，则周天下之善，遍百家之道。其救世济物之大权乎？语夫圣人之实也，则磅礴法界，与万物皆极，其天下穷理尽性之大道乎！【4】
1702071888
1702071889
这是说，儒与佛都是对心这一本体的阐释，心大无外，无处非道。圣人与道体为一，故无封限。其教遍一切处，顿渐权实，皆乘时应机之用。儒佛在世、出世上有别，在权实顿渐上有别，但在以不同方式表现道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是儒佛融通的基础。他又说：
1702071890
1702071891
夫圣人之教，善而已矣。夫圣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圣人垂迹，所以存本也；圣人行情，所以顺性也。存本而不滞迹，可以语夫权也；顺性而不溺情，可以语夫实也。【5】
1702071892
1702071893
这仍是说儒佛道同迹异，应该存本略迹，顺性忘情。故契嵩作《孝论》，大力阐扬孝道，视为儒佛皆不可或缺的第一要德。天下事物，首先要孝顺的是父母、师僧、至道之法。父母者身之本，师僧者教之本，道法者用之本。以此三者为本，亦儒佛之所同。天下人知孝为儒者之要道而不知其亦为佛者之要道，是不知佛。他认为在行孝上儒佛各自的作用是“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6】即以儒家之态度行孝，但要跳出世俗之范围；行动上要恪守孝道，但精神上须知晓道之广大。“不以佛道广之，则为善不大”。
1702071894
1702071895
契嵩并且精研儒家之礼乐刑政，以之会通《中庸》，说：
1702071896
1702071897
《中庸》者，盖礼之极，而仁义之原也。礼乐刑政仁义智信，其八者一于《中庸》者也。人失于中，性接于物，而喜怒哀惧爱恶欲生焉，嗜欲发焉。有圣人者，惧其天理将灭，而人伦不纪也，故为之礼乐刑政，以节其喜怒哀惧爱恶嗜欲也，为之仁义智信，以广其教道也。【7】
1702071898
1702071899
契嵩这里完全是从俗人的角度诠解《中庸》，不仅没有出家人惯常有的对俗世的批评与辩解，甚至也没有从出家人角度进行儒家与佛理的融会。他并且对儒家所倡导的君子有为，及修齐治平，也本以上《中庸》之旨大力阐扬：
1702071900
1702071901
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后举也。饮食可绝也，富贵崇高之势可让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诚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国者，其明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为也？【8】
1702071902
1702071903
1702071904
他虽然说：“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赞陛下之化治。”但他多以儒家立场立论。如他对于性德、教化、情理等的解释，皆自俗人的立场出发。其撰著《传法正宗论》并把它进献于朝廷，甚至将自己的著作取名为《治平集》，意亦在定禅宗传法之统绪，息佛教内部种种争讼，以扶持世法，佐治国家。据僧传，契嵩完成《传法正宗记》、《禅宗定祖图》二书后，携书游京师，知开封府王素奏上宋仁宗，仁宗览之大加叹赏，付传法院编入藏经。下诏褒崇，赐号明教大师。宰相韩琦及参知政事欧阳修等皆请见尊礼之，而欧阳修尝写辟佛文。【9】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宋以来释家内部对儒学关注之深切程度，儒释融合之深切程度。至于宋元士大夫中的好佛者，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张商英、耶律楚材、赵孟等，其对于佛教的吸收与融会，更是学者时常道及的。
1702071905
1702071906
入明以来，朱元璋尊崇儒学，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但他也注重宗教对于稳定政权的作用，对佛教道教优礼有加。他尝作《三教论》，对儒释道安定国家、利益群生的作用加以肯定，他分析三教及其鬼神、灵异之作用说：
1702071907
1702071908
若崇尚者从而有之，则世人皆虚无，非时王之治；若弃绝之而杳然，则世无鬼神，人无畏天，王纲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唯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10】
1702071909
1702071910
这仍是儒释道三教理一而教异的思想。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又投白莲教郭子兴部下为兵，故即帝位后对佛教不能忘情，此属自然之事。但他也不主张佛道争讼，对道教十分宽容。他认为世人对老子之道常怀误解，认其为金丹、飞升之术，实际上，老子之道主要是清静无为，知雄守雌，与儒家之道密相呼应，他说：
1702071911
1702071912
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己，以时而举合宜，又非升遐禅定之机，实与仲尼之志齐，言简而意深。时人不识，故弗用，为前好仙佛者假之。【11】
1702071913
1702071914
认为三教之理一，治理国家，三教皆不可缺，其不同者在阴阳虚实之形态：儒教是阳，是实，释教是阴，是虚。天下之道本一，阴阳相济，虚实相辅，正所以辅治国家，他解释此意说：
1702071915
1702071916
所以佛之道云阴者何？举以鬼神，云以宿世，以及将来，其应莫知，所以幽远不测，所以阴之谓也、虚之谓也。其圣贤之道为阳教，以目前之事，亦及将来，其应甚速，稽之有不旋踵而验，所以阳之谓也，实之谓也。斯二说名之则也异，行之则也异，若守之于始，行之以终，则利济万物，理亦然也。所以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