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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二章 明代儒学与宗教思想的融合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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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儒学地位最为巩固,基础最为深厚,对整个社会生活影响最为深至的时期。这一点也表现在儒学对各大宗教的影响及相互融合会通上。通过这种会通,儒学大大丰富了自身的内容,使自己更加宽容、开放和深刻。各大宗教对儒学的吸收,也使自己更加世俗化、大众化,更加广泛、更加内在地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有机成分。各大宗教之间也由于儒学的加入松弛了壁垒,互相间的融通、取益进一步加深。明代儒学与宗教的融合会通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内容,是儒学史不能遗忘的重要方面。本章分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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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四大高僧与明代儒佛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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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始,就处在不断地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中。唐代后期以来的儒学复兴,与儒佛融合同其步趋。如北宋初年名僧孤山智圆,以僧徒而自号中庸子,自谓“于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扬孟书。往往学为古文,以宗其道,又爱吟五七言诗,以乐其性情。”【1】在经注及书札序跋中,以佛补儒、融会儒佛之语处处可见。他极力倡导三教本同之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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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图之教流于华夏者,其权舆于东汉乎!其于训民也,大抵与姬公、孔子之说共为表里耳。何耶?导之以慈悲,所以广其好生恶杀也;敦之以喜舍,所以申乎博施济众也;指神明不灭,所以知乎能事鬼神之非妄也;谈三世报应,所以证福善祸淫之无差也。使夫黎元迁善而远罪,拨情而反性。核其理也,则明逾指掌;从其化也,则速若置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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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佛教之说正所以辅助儒家,内典外典,其宗旨本一。张内外之畛域,互相敌对,视为水火,则浅见无识之人。他指斥此种现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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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限于域内者,见世籍之不书,以人情之不测,故厚诬于吾教,谓弃之可也。世有滞于释氏者,自张大于己学,往往以儒为戏。岂知夫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拳拳服膺,罔敢懈慢,犹恐不至于道也,况弃之乎?呜呼!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儒,岂能庶中庸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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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圆的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初年倡导文治、崇尚儒学的思想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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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的契嵩(1007—1072),倡儒释道同教异、本同迹异之说,以与当时欧阳修、李觏之排佛相抗衡。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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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之谓道,阐道之谓教。教也者,圣人之垂迹也;道也者,众生之大本也。心无有外,道无不中,故物无不预道。圣人不私道,不弃物,道之所存,圣人皆与,是故其为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无不通也。通者统也,统以正之,欲其必与圣人同德。夫教也者,圣人乘时应机,不思议之大用也。是故其机大者,顿之;其机小者,渐之。渐也者,言乎权也;顿也者,言乎实也。……语夫圣人之全也,则周天下之善,遍百家之道。其救世济物之大权乎?语夫圣人之实也,则磅礴法界,与万物皆极,其天下穷理尽性之大道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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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儒与佛都是对心这一本体的阐释,心大无外,无处非道。圣人与道体为一,故无封限。其教遍一切处,顿渐权实,皆乘时应机之用。儒佛在世、出世上有别,在权实顿渐上有别,但在以不同方式表现道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是儒佛融通的基础。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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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圣人之教,善而已矣。夫圣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圣人垂迹,所以存本也;圣人行情,所以顺性也。存本而不滞迹,可以语夫权也;顺性而不溺情,可以语夫实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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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仍是说儒佛道同迹异,应该存本略迹,顺性忘情。故契嵩作《孝论》,大力阐扬孝道,视为儒佛皆不可或缺的第一要德。天下事物,首先要孝顺的是父母、师僧、至道之法。父母者身之本,师僧者教之本,道法者用之本。以此三者为本,亦儒佛之所同。天下人知孝为儒者之要道而不知其亦为佛者之要道,是不知佛。他认为在行孝上儒佛各自的作用是“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6】即以儒家之态度行孝,但要跳出世俗之范围;行动上要恪守孝道,但精神上须知晓道之广大。“不以佛道广之,则为善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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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嵩并且精研儒家之礼乐刑政,以之会通《中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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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者,盖礼之极,而仁义之原也。礼乐刑政仁义智信,其八者一于《中庸》者也。人失于中,性接于物,而喜怒哀惧爱恶欲生焉,嗜欲发焉。有圣人者,惧其天理将灭,而人伦不纪也,故为之礼乐刑政,以节其喜怒哀惧爱恶嗜欲也,为之仁义智信,以广其教道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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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嵩这里完全是从俗人的角度诠解《中庸》,不仅没有出家人惯常有的对俗世的批评与辩解,甚至也没有从出家人角度进行儒家与佛理的融会。他并且对儒家所倡导的君子有为,及修齐治平,也本以上《中庸》之旨大力阐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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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必修《中庸》然后举也。饮食可绝也,富贵崇高之势可让也,而《中庸》不可去也。其诚其心者,其修其身者,其正其家者,其治其国者,其明明德于天下者,舍《中庸》其何以为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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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说:“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赞陛下之化治。”但他多以儒家立场立论。如他对于性德、教化、情理等的解释,皆自俗人的立场出发。其撰著《传法正宗论》并把它进献于朝廷,甚至将自己的著作取名为《治平集》,意亦在定禅宗传法之统绪,息佛教内部种种争讼,以扶持世法,佐治国家。据僧传,契嵩完成《传法正宗记》、《禅宗定祖图》二书后,携书游京师,知开封府王素奏上宋仁宗,仁宗览之大加叹赏,付传法院编入藏经。下诏褒崇,赐号明教大师。宰相韩琦及参知政事欧阳修等皆请见尊礼之,而欧阳修尝写辟佛文。【9】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宋以来释家内部对儒学关注之深切程度,儒释融合之深切程度。至于宋元士大夫中的好佛者,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张商英、耶律楚材、赵孟等,其对于佛教的吸收与融会,更是学者时常道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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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明以来,朱元璋尊崇儒学,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但他也注重宗教对于稳定政权的作用,对佛教道教优礼有加。他尝作《三教论》,对儒释道安定国家、利益群生的作用加以肯定,他分析三教及其鬼神、灵异之作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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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崇尚者从而有之,则世人皆虚无,非时王之治;若弃绝之而杳然,则世无鬼神,人无畏天,王纲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唯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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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仍是儒释道三教理一而教异的思想。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又投白莲教郭子兴部下为兵,故即帝位后对佛教不能忘情,此属自然之事。但他也不主张佛道争讼,对道教十分宽容。他认为世人对老子之道常怀误解,认其为金丹、飞升之术,实际上,老子之道主要是清静无为,知雄守雌,与儒家之道密相呼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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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己,以时而举合宜,又非升遐禅定之机,实与仲尼之志齐,言简而意深。时人不识,故弗用,为前好仙佛者假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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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三教之理一,治理国家,三教皆不可缺,其不同者在阴阳虚实之形态:儒教是阳,是实,释教是阴,是虚。天下之道本一,阴阳相济,虚实相辅,正所以辅治国家,他解释此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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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之道云阴者何?举以鬼神,云以宿世,以及将来,其应莫知,所以幽远不测,所以阴之谓也、虚之谓也。其圣贤之道为阳教,以目前之事,亦及将来,其应甚速,稽之有不旋踵而验,所以阳之谓也,实之谓也。斯二说名之则也异,行之则也异,若守之于始,行之以终,则利济万物,理亦然也。所以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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