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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46 中国儒学史 [:1702022497]
1702078247 中国儒学史 第九章 汉学的别出及对汉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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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49 乾嘉汉学的主攻方向是经学,汉学的别出指一些汉学中人不局限于经学,其重心由经学返向史学,以史解经,提出经史平等、六经皆史等主张,开儒学发展的新气象。汉学虽然有自己的贡献,但也存在着流弊,对汉学的真正批评来自外部,主要指站在理学角度反对汉学,这预示着汉学渐趋衰落。这里主要探讨一下钱大昕、章学诚的经史之学,以及方东树对汉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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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51 第一节 钱大昕的经史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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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53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晚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四十八岁以后归里不出,以教学著述终老。钱大昕一生为学十分广博,涉及文字、音韵、训诂、天文历算、地理、氏族、金石等方面,其长处则是经史之学。主要著作有《廿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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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55 钱大昕早年为学受惠栋影响,在回顾自己与惠栋交往时,说:“予弱冠时,谒先生于泮环巷宅,与论《易》义,更仆不倦,盖谬以予为可与道古者。忽忽四十余载,楹书犹在,而典型日远,缀名简末,感慨系之。”“今士大夫多尊崇汉学,实出先生绪论。”[1]惠氏死后,他又为其作传,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2]他对戴震也极为推崇,相互交往,钦佩其学问。但他对由惠栋、戴震等掀起汉学之风而导致的尊经轻史现象甚为不满,曾说:“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3]于是自立为学宗旨,提出经史同等重要的思想。他可以说是乾嘉时期经史兼顾的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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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57 一、经史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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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59 与正统的汉学家治经不同,钱大昕不仅尊经而且也治史,他提出经史不分、经史同等重要的主张,说:“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记》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而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元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藉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阁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若元明言经者,非剿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4]古代儒学经史一家,其中《尚书》、《春秋》也是史。西汉初期刘向、刘歆父子为《六略》经史不分,东汉以后,始有经史之分。但未闻“陋史荣经”,也就是说经与史的地位是相等的,并没有尊经抑史的现象存在。到了北宋王安石推崇《周礼》、《尚书》、《诗》这三经,作《三经新义》之后,《春秋》在诸经中的地位开始降低,甚至被贬为“断烂朝报”。至于理学诸家则用力于心性而对史不感兴趣,以为玩物丧志。史学的地位愈来愈低下,经离开了史空发议论,流于空疏,不切实际,钱氏对此忧心忡忡。他反对那种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说法,以为经史同等重要,作为儒学的组成部分,孔子删述六经是经史合一的,《尚书》、《春秋》亦经亦史。乾嘉时期汉学大盛,学者大都趋于经学一途,一些学者则经史兼顾,甚至出现了由经返史的趋向,钱大昕则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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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61 在经史统一、同等重要的基础上,钱大昕还提出一套治经史的方法,他说:“大约经学要在以经证经,以先秦两汉之书证经,其训诂则参之《说文》、《方言》、《释名》,而元以后无稽之言,置之不道。”[5]以经证经,以史证经,以语言文字证经,经与经互证、经与史互证,加之训诂,经中所包含的内容甚为广博,综合治经才能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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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63 训诂是治经史的必要门径,它与义理是怎样的关系?他写道:“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6]讲义理,但必须由训诂引出,训诂又从解读文字开始。义理建立在文字训诂基础之上,说明最终的目的还是义理,所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7]他又说:“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8]治经应从训诂开始,离开训诂考据而谈义理则是凭空杜撰的义理,以上诸条充分发挥了戴震所谓的训诂明然后义理明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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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65 他推崇汉儒是因为汉儒尊经,其治经有师承、有家法,如说:“汉儒传经,各有师承”,但汉儒“文字训诂多有互异者”,“伏、郑所传,有古今文之别,要未必郑是而伏非也”。[9]汉儒训诂虽然不同,但不以人物论是非而要注意兼收并蓄。他又说:“近代言经术者,守一先生之言,无所可否,其失也俗;穿凿傅会,自出新意,而不衷于古,其夫也妄。”[10]治经反对墨守一家之言,主张兼采众家之长,也不要泥于古义而要创发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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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67 治经求其是也是他治经史乃至为学的重要方法,如说:“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诚误耶,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恶得而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11]把做学问当成是有关千秋的大事,因此不可小视,其议论一定要认真,既公允又全面,对于宋儒也如此,不因其讹误而全盘否定。在这里他超越汉宋畛域,以事实为评判是非的标准。也就是说不像一些汉学家那样单纯的以古为是,惟汉是好,而是以事实为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只有这样对待古代文献,才能无愧于古人,也不至于贻误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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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69 儒家治经史在于经世,钱大昕继承这一传统,说:“儒林经济非两事”,“经史自可致治平”。[12]经史不可分,经世是儒学应有之义。他提出为文的四项宗旨:“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13]这四者就是以学术正人心,达到明道经世的目的。他论体用关系指出:“夫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而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用而不尚空谈如此。”[14]治经由训诂考据而明义理,然后是通经以明其体,运用于实际是致用。诸经皆为经世之言,《论语》、《孟子》尤其重视政治,心性与天道并不是主题。其他经书也皆为经世之言,他又说:“《易》、《书》、《诗》、《礼》、《春秋》,圣人所以经纬天地者也,上之可以淑世,次之可以治身,于道无所不通,于义无所不该。而残守专己者,辄奉一先生之言以为依归,虽心知其不然,而必强为之辞。又有甚者,吐弃一切,自夸心得,笑训诂为俗儒,诃博闻为玩物,于是有不读书而号为治经者,并有不读经而号为讲学者。”[15]儒家五经皆为经纬天地之书,其中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因此切不可小视,而要认真阅读。他尤其告诫不要拘泥于经生的注疏之说,如当时的一些汉学家把汉人经说置于诸经之上,但也不要因此而反对训诂与博闻。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以训诂考据通经,通经则在于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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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71 他又以语言文字与政事的关系论述通经与致用不可分离,如说:“夫书契之作,其用至于百官治、万民察。圣人论为政,必先正名,其效归于礼乐兴、刑罚中。张敞、杜林以识字而为汉名臣,贾文元、司马温公以辨音而为宋良相。”“公(谢启昆——引者)之于斯学,固有独见其大者。因文以载道,审音以知政,孰谓文学与经济为两事哉。”[16]儒家论政事首先要正名,这就涉及语言文字,因此必须先从文字角度弄清诸范畴本意。他还列举历史上的一些政治家都通晓语言文字,证明“文以载道,审音以知政”,文字与经世不可分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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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73 二、经世济民诸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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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75 钱大昕治学主张经世致用,关心君臣关系、民生、刑罚等问题,敢于对一些传统习俗发起挑战,体现其学以致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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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77 他论君臣关系说:“古之为大臣者,公耳忘私,国耳忘家,君推诚以任下,臣尽力以报上,循乎理之所当然,而未尝求余地以为藏身之固,以故功成名遂而自益安。”[17]为臣子应大公无私,君主也要真心信任臣子,臣子才能竭诚相报,君臣坦然相处,真心相交。他又说:“古之人君于其臣也,尊之信之,礼貌以待之,故臣不挟术以干君,君亦不忍徇利而弃臣。”[18]君主尊重信任臣子并以礼相待,君臣不相挟弃。历史上不乏弑君的现象,在他看来,君如果是有道之君就不会被弑,因此“遇弑者,皆无道之君也”。孔子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后世,俾其君为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各得其所,又何乱臣贼子之有!”[19]他不是简单的反对弑君,所反对的被弑之君即是无道之君。有道之君即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为己任,在这种条件下,不会出现弑君的乱臣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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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79 在古代君臣论政中,纳谏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他给予高度的重视,说:“治国之道如养生,然养生不能保身之无病,而务求医以药之;治国者不能必政之无失,而务纳谏以救之。是故血气之强壮非不可恃也,而讳疾而不慎者,身虽强必夭;人民之富庶非不可恃也,而拒谏而自矜者,国虽安必亡。”“有天下而保之者,必自纲谏始。”[20]以治病比喻纳谏,养生不能确保无病,有病必须积极用药治疗,为政也如此,采取积极进取的精神。这里主要指当权者要纳谏,不可讳疾忌医、拒绝纳谏,治国安天下从纳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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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81 《大学》提出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从修身开始,他十分赞同这一主张,并指出:“古之治天下国家者,未有不先治其身者也。身之不治而求治于民,所谓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者也。”“以一人治天下,不若使天下各自治其身,故曰与国人交,天子之视庶人,犹友朋也,忠恕之至也。天子修其身于上,庶人修其身于下,不敢尊己而卑人,不敢责人而宽己,不以己之所难者强诸人,不以己之所恶者加诸人。夫然,故施之于家,而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无辟也;施之于国与天下,而上下、前后、左右无拂也。”[21]治理天下国家从自身做起,这个自身不仅包括统治者的率先垂范,也包括一般百姓的修为,如《大学》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循序渐进、由近及远的路子。修身就是反身修己,从自我做起,然后推及家人及其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人如此,社会就会形成相互尊重的链条,国家由此而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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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83 治国要以民为本,他说:“《大学》论平天下,至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帝王之能事毕矣。然而所好之不可不慎也。民之所好者利,而上亦好之,则必至夺民之利;利聚于上而悖出之,患随之矣。”[22]原则上说统治者应以民的好恶为自己的好恶,不能夺人所好,而是关心促成其所好,这是从民出发,能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国家就无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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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85 以民为本,关心民生,因此重视生财之道,《大学》主张生财之道,反对理财之术,他加以发挥道:“言理财者,皆聚敛之小人也。小人得志,未有不媢嫉君子者;君子退而小人进,则人君之所好者在小人,所恶者必在君子;好恶拂乎人之性,而失众失国之形成矣。三代之制,取民不过什一,而国用未尝不足,用之有节故也。有小丈夫焉,惧上用之不足,而巧为聚敛之术,夺士农工贾之利而致之于君,人君乐闻其言,谓真可不加赋而足用也。由是弃仁义,违忠信,任好恶,长骄泰,而壹其心力于财用之间;民力日以竭,人心日以坏,国脉日以促,而灾害日至,以即于亡。”[23]这里把理财理解为聚敛,聚敛天下财富使天下的财产不平等,出现两极分化,造成社会阶层的对立,最终酿成社会动乱。天地之财是有限的,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当务之急是生财。除了反对聚敛财富之外,还要开源节流,免除赋税,增加财富,而不是在财富未增加的情况下实施不合理的掠夺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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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87 《周易》讲易简之道,他以此论生财说:“财者,天之所生,上与下共之者也。上不多取于下,则下不觊觎于上,上下各安其欲,而无自利之心,吏不贪残,国无奸盗,此久安长治,至易至简之道也。”[24]从理论上说财为天所生,天下人理应共同享有,彼此尊重各自的财产则相安无事,此为《周易》所说的易简之道。易简之道原指自然界的规律、法则,如“四时行,百物生,天地之易简也。无欲速,无见小利,帝王之易简也”[25]。治理社会也应遵循易简原则,如果花天酒地,聚敛天下之财为己有,那就违背自然界生养规律及社会发展公平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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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89 治理国家刑罚不可或缺,钱大昕十分重视,主张:“任刑之君,常至于乱国;任法之臣,常至于杀身,鞅、斯惨礉而秦速亡,萧、曹清静而汉后灭。”[26]不赞同专任刑法,刑法过于严厉会招致灭亡。他指出:“准乎情,酌乎理,而断之以法,审之于用法之先,而持之于定法之后杀之,法当杀也,非有司所得而杀也;宥之,法当宥也,非天子所得而宥也。天子以三尺法付之士师,而士师即奉斯法以从事,一出一入,民之生杀系焉。法当杀而故出之,是之谓纵;法当宥而故入之,是之谓滥。天子之不可以纵奸,而士师之不可以滥杀也。”[27]不反对用法,但要“准乎情,酌乎理”,慎重施法。杀罚与宽免都要以法行事,不依法行事就会出现纵奸或滥杀的现象,这是倡导法治而非人治。传统政治主要是人治,人治则没有客观的标准,有很大的随意性,主观臆断等起作用。法治则不同,法虽然是由人制定,但一经制定就有一个公认的标准而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对避免徇私枉法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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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91 在论刑罚中,他提及恩,指出:“夫恩出自上,非大公之治也。帝王之治天下,如天地然:春温秋肃,造物不居其功;赏庆刑威,朝廷不矜其断;惟无私而已矣。人有罪而杀之,可矜而宥之,皋陶之仁,即尧之仁也。士师得其职,而天下无冤民,天子之仁,孰大于是!顾沾沾焉侵有司之权,活数人之命,以市恩于天下,曾谓尧之圣而为之哉?欲恩之出于己,而委怨于有司,是上贼下也。计恩之必出于上,而锻炼周内以入人之罪,四海之大,其丽于法者多矣,天子虽甚圣神,安得人人而平反之?是下贼上也。上下之间,以术相欺,刑罚之不中,必自此始矣。”[28]统治者治天下,顺其自然,功成而不自居。有罪则杀之,可矜则宽免,这就是仁。人尽其财,天下无冤民,这是天子之仁。反对无原则的施恩于天人,这里的恩有人情之味,无原则的恩会产生相互欺骗,影响上下关系,可能会导致枉法,刑罚不适中。而且恩也是有限的,不能推及所有人,尤其是不能代替法。他反对施恩实质上是强调法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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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93 他分析尊亲与是非的关系说:“尊亲者,一人之私也;是非者,天下之公也。祖父有恶,子孙不忍言之,而不能是之。宋人云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斯言也,施于家则可,施于国与天下则不可。”[29]尊亲属于血缘,因此是一人之私,而是非属于对所有人,因此所追求的是夭下的公正。尊亲与是非不能相互混淆,治国平天下应超越尊亲之私,以是非来做判断,这才是天下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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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78295 传统的陋习是妇人从一而终,这一观念在清代中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袁枚、汪中等人都给予批判,倡导妇女从这一习俗中解放出来,钱大昕也唱为同调之鸣,鞭挞这一旧习俗,敢于对传统陋习发起挑战。他说:“女子之义,从一而终,女而未嫁,圣人固不以从一之义责之也。”[30]言外之意圣人并不反对改嫁。沈圭说:“妇人以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钱氏则评曰:“虽为下等人说,然却是救时名论。”[31]把妇人改嫁是全其名节称之为“救时名论”,已完全表明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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