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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十一章 春秋公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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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的今文经学家以治春秋公羊学为主，庄存与为公羊学的不祧之祖，孔广森另辟蹊径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公羊学说，刘逢禄则建构起比较完备的正统公羊学体系，他们三人各有特色，大体反映乾嘉以来的公羊学特点，本章仅以此三人为例，展示一下清代公羊学的规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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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庄存与的赵氏公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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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晚号养恬，江苏武进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中进士，授编修，以大考擢侍讲，官至礼部左侍郎，历任湖南、顺天、山东学政，典湖北、浙江乡试，又充天文算法总裁官及乐部大臣，直上书房、南书房垂四十年，以年老休致。他于六经皆能阐发奥旨，不事笺注而独得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主要著作有《彖传论》、《彖象论》、《系辞传论附序卦传论》、《八卦观象解》、《卦气解》、《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周官记》、《周官说》、《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指》、《乐说》、《四书说》等，其著述收入《味经斋遗书》中。其学由侄庄述祖、外孙刘逢禄、宋翔凤发扬光大，遂演成清代常州今文经学派，开创之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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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公羊学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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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治公羊学远承于《春秋公羊传》，就近而言与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有关。他自幼治《春秋》，尤喜《公羊传》。十年（1745），他进京参加会试，试题为“拟董仲舒天人册第三篇”，因素精研董氏《春秋》，“且于原文册曰以下四条，一字不遗”。［2］十七年（1751），他参加大考，以二等升侍讲，接着入直南书房，授清高宗十一子成亲王永理经史。此间还任侍读学士、湖北乡试正考官、湖北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浙江乡试正考官、直隶学政等职。他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通籍后授成亲王经史十余年。自康熙以来，一般“一人仅直一斋，偶有两斋互调者”唯数不多见，而他却在“翰林时，以侍讲入直南书房，继又以内阁学士兼直上书房，一人兼直两斋”，［3］可见高宗给他的殊荣。魏源也称“武进庄方耕少宗伯，乾隆中以经术傅成亲王于上书房十有余载，讲幄宣敷，茹吐道谊。”［4］如此长的时间授王子经书，其身份地位实属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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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经学考据学如日中天，康熙时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辨东晋晚出《古文尚书》之伪，已为学术界所共识，当时有学臣议上言于朝，希望重写《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于学官，颁赐天下。庄存与则指出：“古籍坠湮十之八，颇藉伪书存者十之二。”“如《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在他看来，这些古籍“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5］。由此可知他治经“不专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6］。他在内廷传授皇子书，对内廷情况了解较深，常援引《春秋》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等微言大义，又以“言之有据”的大一统理论相比附，这很符合高宗在政治上独断专行的需要，因此“以经学受主知”。［7］这是今文经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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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及庄存与参加会试，朝廷以“拟董仲舒天人册第三篇”命题，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清廷对春秋公羊学的推崇。其实高宗本人积极倡导并参与经筵，他对公羊学也情有独钟，在为二十三年（1758）成书的《春秋直解》“御制”解说“元年春王正月事”条目时写道：“《春秋》，圣人尊王之经也。元年春王正月，开宗明义之第一也。解此者自三传以至后儒，其说充栋，或致操戈，无容置议，然识圣人之深意者有几乎？王道熄而作《春秋》，《春秋》鲁之旧史也。自隐公始则不得不书隐公元年，而即继之曰春王正月，前史所无有也。盖言公之元年乃秉王之春、王之正而得，是非尊王之义乎？且是年也，于齐为九年，于晋为二年，卫、郑以下各为其年，不可娄指，数而总为平王之四十九年。于斯时也，世人将何以纪其年而知其岁乎？是则圣人之书元年春王正月也者，其亦有感于斯乎？行夏之时，圣人之私议，不能行于时；言春王而不言王春，月可改而春不可改，以隐寓夏之时与王之元，所谓大一统足以一天下之心而不可任其纷，有不能行之叹矣。兹为开宗始义，乃贯《春秋》之本末，而绝笔于获麟。盖圣人之道在万世，即圣人之忧在万世，是则封建之说不惟不可行于后世，知圣人亦未必以为宜然也。”［8］这一段话把君权神授、尊王室、大一统等《春秋》微言大义阐释得淋漓尽致，由此也可以看出清廷尊《春秋》公羊的目的，不过是想以此来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维护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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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多次表示出对《春秋》公羊及董仲舒的好感，如说：“中古之书，莫大于《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属辞比事，而原夫成书之始，即游、夏不能赞一辞。”该序指斥宋儒胡安国《春秋传》傅会臆断，宣称《春秋直解》以清圣祖所定《春秋传说汇纂》为指南，“意在息诸说之纷歧以翼传，融诸传之同异以尊经”［9］。高宗前后多次在策试天下贡士时也说：“董仲舒以为，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又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10］又说：“汉仲舒董氏，经术最醇。”［11］高宗举行经筵讲《论语》“克己复礼”，以董仲舒与朱熹之说相比较，认为“董仲舒正谊明道之论，略为近之”［12］。推崇公羊学、董仲舒是想以此加强王权统治，强化君主专制，试图振兴业已腐朽衰败的清王朝。由此皆为庄存与治公羊学创造了外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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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理而言，庄存与的公羊学直接源于元儒赵汸，称：“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辄不自量，为隐括其条，正列其义，更名曰《正辞》，备遗忘也。以尊圣尚贤信古而不乱，或庶几焉。”［13］肯定赵氏的《春秋属辞》，并对其修改、引申、订正撰成《春秋正辞》一书，此书共十一卷分为奉天辞、天子辞、内辞、二伯辞、诸夏辞、外辞、禁暴辞、诛乱辞、传疑辞八类，卷末附《春秋要旨》、《春秋举例》各一卷。《奉天辞》主讲君权神授，旨在确立君权的合法性；《天子辞》讲天子统治的绝对权威，臣民皆得服从；《内辞》讲周室的承传，尤其是大道的延续，在诸侯国中以鲁国为正宗；《二伯辞》讲齐桓公、晋文公尊王攘夷的贡献；《诸夏辞》讲圣人对子民的治理；《外辞》讲诸夏与夷狄的关系，强调诸夏的正统地位；《禁暴辞》讲圣人本天而伐；《诛乱辞》讲诛杀篡位，拨乱返治；《传疑辞》讲文辞折中性。全书涉及《春秋》一书的性质，即非记事之事，以及尊王室、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等一系列微言大义，开启了后来公羊学发展的诸多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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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举例》总结《春秋》属辞比事如下规则：1．《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2．《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3．一事而再见者先目而后凡也。4．《春秋》见者不复见也。5．《春秋》不待贬绝而罪恶见者，不贬绝以见罪恶也。6．贬绝然后罪恶见者，贬绝以见罪恶也。7．择其重者而讥焉。8．贬必于其重者。9．讥始、疾始。10．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14］他总结这十条带有规律性的体例旨在阐发其微言大义。既然美恶可以同辞，贵贱可以同号，那么《春秋》中同一书法，同一称谓，把它解释为肯定、褒奖或许有道理，反之，把它说成是讥讽、贬斥也能说得通，“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的提法很难说出确凿的根据。另外如《春秋》“不贬绝以见罪恶”，“贬绝以见罪恶”，以及《春秋》“见者不复见”，“书之重，辞之复，呜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等，都是二律背反，自相矛盾，但又是《春秋》的定例，也可以说反映了《春秋》体例灵活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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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秋》非记事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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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存与发挥公羊学的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认为《春秋》不是记事之史而是政论之书，其中包括着哲理。他从理论层面和史实层面论证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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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层面讲，庄存与明确指出《春秋》不是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要人在语言文字之外求圣人的微言大义。他说：“《春秋》之义，不可书则避之，不忍书则隐之，不足书则去之，不胜书则省之。辞有据正则不当书者皆书，其可书以见其所不书。辞有诡正，书者皆隐其所大，不忍辟（避）其所大，不可；而后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辞若可去可省而书者，常人之所轻，圣人之所重。《春秋》非记事之史，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15］以为《春秋》书法有以下几种形式：不可以书而回避、不忍心书而隐晦、不足以书而舍弃、不值得书而省略。“不书多于书，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说明《春秋》不是纯粹的记事之史，或历史事件的实录，而是对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一些历史事件的评述，也就是说《春秋》的作者抓住其中一些带有微言大义的事实，可以伸张圣人教义的史例大书而特书，借此阐释经世致用等主张，这是公羊家们所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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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春秋》“详内略外，详尊略卑，详重略轻，详近略远，详大略小，详变略常，详正略否”。“《春秋》治乱必表其微，所谓礼禁未然之前也。凡所书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无空文。”［16］这里所讲的详略、轻重反映了公羊家对《春秋》大义的理解，包括确立中原华夏中心、君权至上、立足于当代等观念，反映倡导大一统、尊王室等用心。《春秋》重视对治乱的细微描述，目的是以礼防患于未然。《春秋》无空文，即在其文字背后承载着诸多微言大义，这些需要后人破解。他把《春秋》当成义理之书、哲理或政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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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事辞文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说：“《春秋》辞异则指异；事异而辞同则以事见之，事不见则文以起之。嫌者使异，不嫌从同。”“《春秋》志天事必以尊严之辞承之。志灾异皆以前后事求之。异不在大，于事有明征则记之；征之不明，则不存也；人莫之省，则不见也，患其亵之也。志分土，近者详，远者略，见经世之志。”［17］辞不相同，宗旨也不相同，事不相同而辞相同则通过事见，事不可见则通过文显现。《春秋》书天事用尊严之辞，实际上体现了对天子的尊重。书灾异则考虑到前后的事实，重视证据，包括书分土等并非记叙，而是通过书写反映作者的经世志向，《春秋》为经世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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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虽然有诸多体例，但他强调不能执一，应该知权，如说：“《春秋》以辞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后世，以圣心之极。观其辞，以圣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故善说《春秋》者，止诸至圣之法而已矣。公羊子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无或执一辞以为见圣，无或放一辞而不至于圣。推见至隐，怀之为难，违之斯已难；得其起问，又得其应问，则几无难。应而不本其所起，见为附也；起而不达其所以应，见为惑也。《诗》曰唐棣之华，偏其反而。《春秋》之辞，其起人之问，有如此也。执一者不知问，无权者不能应。”［18］《春秋》的特点是以辞成象，以象垂法，通过法来昭示后世，观《春秋》之辞主要是透过其辞来理解圣人之心。《春秋》为圣人立法，称王为周文王，道尧舜之道，这是基本原则。但不能执一，权即变，无权即不知变，不知变就无所应对，要灵活运用，领会的是圣人的用心、圣人立法的精神实质，而不是采取僵硬、刻板的理解，或墨守陈规，以及局限于某一具体的体例，这样做会曲解《春秋》的大义。他又说：“《春秋》礼义之大宗也，治有司者也。”［19］《春秋》之道不穷，法则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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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实层面，庄存与旁征博引以《春秋》所记载的史实证明其非记事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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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桓公五年载云：“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公羊传》简单解释“从王，正也。”何休说：“美得其正义也，故以从王征伐录之。盖起时，天子微弱，诸侯背叛，莫肯从王征伐。以善三国之君独能尊天子死节。”《春秋》书法对王的行为有讽刺，又“称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内之主，当秉纲撮要，而亲自用兵，故见其微弱”，“不使王者道兵者，不为王举也。”意识到周天子此时的地位渐趋微弱，不能持操大权以征伐郑国，这在君主至尊的社会里是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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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庄存与解释说：“蔡、卫、陈皆可以称人？侯不行，使大夫从也。其与几何？《春秋》不志王室事，天子伐国不可见，以从王伐国者见之。何为见之？非所以伐也。郑伯当诛矣，王躬不可以不省，不可以不重。轻用其民，王室危；轻用其身，天下危。从命拒命不竟录也。郑罪既盈于诛，《春秋》之义，务全至尊而立人纪焉。月不系王，伤三王之道坏也。诸侯不知有天子，此可忍言，孰不可忍言？以天下言之，曰天王，王承天也。系王于天一人，匪自号曰天王也。自侯氏言之，从王焉，朝于王焉，至尊者王也，不止援于天。若王后、王世子、王子、王姬，系于王则止，皆不得以不称天为疑问矣。”［20］郑伯有罪当诛，作为至尊的周天子不可不慎重加以对待。如果轻易地使用百姓劳师征伐，这可能导致周王室的衰危，如果亲征则使天下处于危险之中。《春秋》之义在于维护周天子的崇高地位，以谴责诸侯不知有天下而作乱。就天下而言，说天王表明周天子承命而当王，王受命于天，当然对天负责，替天管理天下。同样诸侯由天子所封，受命于天子，当然对天子负责，替天子管理诸侯国，推尊天子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天子得天命而治国，应有绝对的权威，是人伦纲纪的根本，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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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隐公七年、九年各有一条“王使”记载：“（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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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前一条说：“此天子之使，其聘者何？天子所以抚诸侯者，存頫省问皆聘也。北面称臣，受之于大庙，则何以书？荣之也，喜之也。诸侯有功德于其民，则天子使问之云尔。鲁使可以自省矣，有则荣之，无则愧之。……公羊家传之矣。”［21］隐公七年冬，周天子派凡伯来鲁国聘问。周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派使者聘问鲁侯，抚恤褒奖他，体现对鲁国的格外重视，使鲁侯备感荣耀，同时也说明鲁侯有功德于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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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一条，他又解释说：“八年于兹，公不一如京师，又不使大夫聘，天王则再使上大夫来聘，周德虽衰，不如是之甚也。公如京师矣，以为常事而不书也。宋公不王，而谋伐之，在此岁矣。齐人朝王，在往年矣，书曰：天王使南季来聘。见公之朝于天子也，公一朝，王比使聘，则以为非常数而志之矣。得其常数，不志于《春秋》。《春秋》，非记事之史也。”［22］周天子派南季聘问鲁侯，周天子多次派使者聘问鲁侯，说明周天子的地位正在衰弱，否则应该是鲁侯多派使者朝见天子以示尊奉。其实鲁侯派使者朝见天子，这可以从齐人朝王之事得到佐证。这一年（隐公九年）“宋公不王”，即宋侯不供王职，引起诸侯共同讨伐，这是对天子的尊重。去年齐侯也朝见天子，这些在《春秋》都有记载，而鲁侯朝见天子和鲁使聘问周却没有记载，这是因为“得其常数，不记于《春秋》”，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属于常规礼节，不必记载，周天子派使者聘问鲁侯，这本身已经包含鲁侯朝见天子的事。所以说《春秋》不是记事的史书，其于“于所书求所不书，于所不书求所书”，这才是《春秋》所特有的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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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桓公霸业的评价，他解释庄公二十五年“春，陈侯使女叔来聘”时说：“终《春秋》而一志聘者，中国诸侯惟陈尔。舍陈则无简者乎？曰：郑亦简矣。舍郑而无简者呼？曰：有，皆狄之矣。陈侯使女叔来聘，何以书？录齐桓之功也。桓公纠合诸侯，谋其不协，玉帛之使盛于中国，不可胜书。书必于简策者，陈三恪之封也。自我言之，迩与戚不若宋、卫；自陈言之，齐桓没而日役于楚矣。齐桓主中国，则陈不知有楚患，国家安宁，而志一以奉王事，嘉好之使，接于我焉。志陈之聘我，则中国诸侯见矣。终《春秋》而一志聘者，陈与郑尔。何言乎陈侯使女叔来聘？言齐桓之力，安中国而义睦诸侯也。”［23］陈国与鲁国的关系远于宋、卫等国，《春秋》为何记载陈侯派女叔来鲁国聘问之事，这与齐桓公的霸业有关。齐桓公称霸是想通过协调统一诸侯尊王攘夷，重新确立周天子的地位。陈国位于齐桓公称霸与南方楚国两大对立势力范围的前哨，陈国只有得到齐国的庇护才不至于被楚国灭掉，因此陈侯派女叔来聘是想得到齐国的保护，并与中原诸侯国相互交往。通过陈侯派使者来聘之事说明齐桓公建立霸业的强大，在周天子地位逐渐降低的情况下，霸业的确立对团结中原诸侯，使他们和睦相处，保持周朝的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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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有三处诸侯国使者聘鲁的记载表现了《春秋》具有“同辞而异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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