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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170202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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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导言 “中国近代儒学”源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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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儒学”从何时写起，这在目前的中国学界，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从鸦片战争写起。这是大家公认的“中国近代儒学”在时间上的上限。至于下限，则有不同看法，有些人主张定在“五四”运动（1919），有些人则主张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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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主张把“中国近代哲学”的时间上限定在鸦片战争，下限定在“五四”运动，并认为其主要内容是“中西旧新”之争：“在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封建主义文化是属于中学或旧学的营垒。与此相对立的，是西学或新学，即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它们是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资产阶级新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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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主张把“中国近代哲学”的时间上限定在鸦片战争，下限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且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古今中西”之争。在叙述了进化论与唯物史观、“心物（知行）”之辩、逻辑与方法论问题、人的自由与理想问题这四大哲学论争之后，冯著说：“以上是中国近代哲学论争的四个主要问题。……这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要线索。……总的来看，四个论争都反映了‘古今中西’之争，既继承了传统而又有近代的特色，既受西方影响而又有中国的特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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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林祥著《中国儒学史·近代卷》，也是主张把“中国近代儒学”的时间上限定在鸦片战争，下限定在1949年，认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09年，是中国的近代社会”。相应地，“中国近代儒学”也宜以此为上下限，因为“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荡与变革，传统儒学也经历了一个由衰落、正统地位的丧失以及向近代转换的过程”〔3〕。关于“中国近代儒学”的核心内容，姜著列举了如下诸项：“东西文化冲突中的儒学”、“儒学的日渐式微与独尊地位的终结”、“各派社会政治势力、思想流派对儒学的基本态度”、“近代儒学的特殊命运及其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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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冯二氏虽说确定的是“中国近代哲学”的时间上下限，但我们也可认定为“中国近代儒学”的时间上下限，因为这两个东西是无法分开的。这样去看侯、冯、姜三人，他们都认定“中国近代儒学”的时间上限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个时间上限是依据史学上“中国近代史”的时间上限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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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学上“中国近代史”的时间上限，为哲学上“中国近代儒学史”的时间上限，是不是可行，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讲是可行的，但凡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中国近代儒学史”而言，这个上限的设定理由显得很不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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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的核心内容是“中西旧新”之争，冯契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古今中西”之争，姜林祥认为“中国近代儒学”的核心内容是“东西文化冲突”，他们有一个“公约数”，就是“中学与西学”之争，或曰“中西之争”。具体到“中国近代儒学史”，其核心就应是“儒学与西学”之争，或曰“儒西之争”。“儒西之争”就是“中国近代儒学史”的主线，找到了“儒西之争”的源头，也就找到了“中国近代儒学史”的源头。“儒西之争”的源头在哪里呢？著者以为不在1840年鸦片战争，而在明末。鸦片战争之后的“儒西之争”，不过是明末“儒西之争”的一种延续与拓展。可以说鸦片战争之后的“儒西之争”是流，而不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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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国儒学史·近代卷》是从思想史角度讨论此时期“儒学”变迁之轨迹，故对当时儒学之经学研究方面甚少涉及。此盖因“西学”之传入致使中华文化遇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使儒学日益衰微。然而，儒学自有其学术传统，因而本卷将以“儒西之争”思想史料之阐述为主体，此是时代变化之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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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末“西洋哲学”之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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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会有人说，明末时“西洋哲学”尚未传入中国，哪里有什么“儒西之争”？实际情况不然。“西洋哲学”在明末传入中国之规模，恐怕不逊于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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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记法》（1595）对西洋哲学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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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法》，又名《西国记法》，利玛窦诠著，晋绛朱鼎瀚参定，耶稣会同学高一志、毕方济共订，值会阳玛诺准。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卷四谓“惜无刊印年月”〔4〕，卷九《译著者传略》则明载“1595年南昌印行”〔5〕。兹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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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法》专门探讨“记忆”问题，是一部介绍西洋“认识论”或“知识论”的专著。共分原本、明用、设法、立象、定识、广资六篇。“原本”篇是对记忆本身的一个说明，提出“后脑说”，认为“记含有所在脑囊，盖颅额后枕骨下为记含之室”〔6〕。提出“印脑说”，认为“当其入也，物必有物之象，事必有事之象，均似以印印脑”〔7〕。提出“情绪影响记忆说”，云：“凡人晨旦记识最易者，其脑清也，若应接烦扰，或心神劳瘁，皆能致（乾）脑。”〔8〕提出“食物影响记忆说”，云：“或邪寒酷炎冷热过宜，或醉饱过度，又食物中有坚韧油腻难消化者，或果食未熟，蔬菜腌肉，及诸乳诸豆，豆腐核桃，河池鱼凡浮胀之物，俱能混浊调脑之气，滞塞通脑之脉，故难记易忘。”〔9〕提出“养记法”，即记忆提高之法，云：“养记之法，大略时习而日用之，庶免生疏，但须先其难者，后其易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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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用”篇介绍“象记法”，即“形象记忆法”，谓：“凡学记法，须以本物之象及本事之象，次第安顿于各处所，故谓之象记忆法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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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位”篇介绍“方位记忆法”，谓：“凡记法，须预定处所，以安顿所记之象。”〔12〕并列举使用此种方法之宜忌十三款：一宜舒广，二宜闲静，三宜整饬，四宜光明，五宜贵美，六宜洁垲，七宜覆盖，八宜平坦，九宜守夺，十宜匀适，十一宜镇定，十二宜平稳，十三宜奇异相别。〔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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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象”篇专门针对汉字，讨论“象形文字记忆法”，谓：“盖闻中国文字，祖于六书。古之六书，以象形为□，其次指事，次会意，次谐声，次假借，终以转注，皆以补象形之不足，然后事物之理备焉。”〔14〕从认识论的角度讲，这是最早的以汉字为例讨论“记忆”的认识论专篇；从文字学的角度讲，这又是最早的西洋哲学家撰写的有关汉字的文字学专论。值得文、史、哲各方面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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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识”篇讨论“记忆”之针对性问题，谓：“凡记识，或逐字逐句，或融会意旨，皆因其难易之寡，量力用之。”〔15〕并列举学习“记法”十原则：一宜生动有致，二宜好丑悬殊，三宜鲜明起観，四宜装束合体，五宜奇偏可喜，六宜怪异可骇，七宜态状可笑，八器技宜肖，九象所宜称，十疑似相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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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资”篇又以汉字为例，讨论“记忆法”之推广的问题，谓：“然其用事用意，则有活而实，死而实，虚而活，实而死，又有半活半死，半实半虚，文殊理别，难以雷同。兹以世所恒用，如天文、地理、时令、干支、人事、器物等类，标列百数十字，以为程式，其用事用意，虚实死活，因可概见。学者取而推广焉，或可为心机之一助。”〔17〕这又是一篇以汉字为对象的讨论“记忆”的认识论专论，以及一篇西洋哲学家撰写的有关汉字的文字学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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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童幼教育》（1620）对西洋哲学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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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幼教育》，教育学及伦理学专著，属哲学之一支。分上、下两卷，每卷各十章。1620年刊印。耶稣会士高一志著，山西绛州段兖、韩霖阅，耶稣会中同学龙华民、费奇规、邓玉函共订，值会阳玛诺准，寓菴居士韩霖序。高一志，字则圣，初名王丰肃，南京教难后更名。意大利人，1605年来华，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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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霖《童幼教育序》认为该书是一部哲学书，其言曰：“西儒高则圣先生，居东雍八年，所著天学之书以十数。其厄第加之学，译言修齐治平者，为斐禄所费亚之第五支。童幼教育又齐家中之一支也。……此非独童幼书也，修齐治平尽在是矣。……虽谓此书为厄第加之全书可也。”〔18〕“厄第加”即伦理学，“斐禄所费亚”即哲学，“童幼教育”属伦理学的一支，伦理学属哲学的一支。此即本书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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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卷之上各章内容为：教育之原第一、育之功第二、教之主第三、教之助第四、教之法第五、教之翼第六、学之始第七、学之次第八、洁身第九、知耻第十；卷之下各章内容为：缄默第一、言信第二、文学第三、正书第四、西学第五、饮食第六、衣裳第七、寝寐第八、交友第九、闲戏第十。各章均是对“西学”的介绍，但介绍“西洋哲学”最集中者，当属卷之下的《西学》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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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章首先言明介绍“西学”的目的在“助中国之学”：“或问：文学既为国家之急务，童幼之要业，当如何则可？余曰：国有道，必有学焉。但学之序，彼此不同。吾将陈西学之节，或有所取而助中国之学。”〔19〕又云：“□□小童开蒙之后，遂习于文，盖言者人所以别□，而交接于物则始学，无不宜修文者。然太西之文，总归于五而成。先究事物人时之势，而思具所当言之道理，以发明其美意焉。次贵乎先后布置有序，如帅之智者，节制行伍，勇者置于军之前后，而懦者屯之于中。次以古语美言润饰之，次以所成议论习成诵，默识心胸，终至于公堂或诸智者之前辨诵之。此五者之中，必贵实理而致于用焉，岂徒具其文而苟吐散于空中乎？”〔20〕此段介绍西洋童幼教育“习于文”的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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