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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389 中国儒学史 [:1702022505]
1702080390 中国儒学史 导言 “中国近代儒学”源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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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392 “中国近代儒学”从何时写起,这在目前的中国学界,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从鸦片战争写起。这是大家公认的“中国近代儒学”在时间上的上限。至于下限,则有不同看法,有些人主张定在“五四”运动(1919),有些人则主张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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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394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主张把“中国近代哲学”的时间上限定在鸦片战争,下限定在“五四”运动,并认为其主要内容是“中西旧新”之争:“在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战线上,封建主义文化是属于中学或旧学的营垒。与此相对立的,是西学或新学,即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它们是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资产阶级新文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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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396 冯契著《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主张把“中国近代哲学”的时间上限定在鸦片战争,下限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且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古今中西”之争。在叙述了进化论与唯物史观、“心物(知行)”之辩、逻辑与方法论问题、人的自由与理想问题这四大哲学论争之后,冯著说:“以上是中国近代哲学论争的四个主要问题。……这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要线索。……总的来看,四个论争都反映了‘古今中西’之争,既继承了传统而又有近代的特色,既受西方影响而又有中国的特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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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398 姜林祥著《中国儒学史·近代卷》,也是主张把“中国近代儒学”的时间上限定在鸦片战争,下限定在1949年,认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09年,是中国的近代社会”。相应地,“中国近代儒学”也宜以此为上下限,因为“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荡与变革,传统儒学也经历了一个由衰落、正统地位的丧失以及向近代转换的过程”〔3〕。关于“中国近代儒学”的核心内容,姜著列举了如下诸项:“东西文化冲突中的儒学”、“儒学的日渐式微与独尊地位的终结”、“各派社会政治势力、思想流派对儒学的基本态度”、“近代儒学的特殊命运及其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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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00 侯、冯二氏虽说确定的是“中国近代哲学”的时间上下限,但我们也可认定为“中国近代儒学”的时间上下限,因为这两个东西是无法分开的。这样去看侯、冯、姜三人,他们都认定“中国近代儒学”的时间上限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个时间上限是依据史学上“中国近代史”的时间上限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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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02 以史学上“中国近代史”的时间上限,为哲学上“中国近代儒学史”的时间上限,是不是可行,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讲是可行的,但凡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中国近代儒学史”而言,这个上限的设定理由显得很不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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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04 侯外庐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的核心内容是“中西旧新”之争,冯契认为“中国近代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古今中西”之争,姜林祥认为“中国近代儒学”的核心内容是“东西文化冲突”,他们有一个“公约数”,就是“中学与西学”之争,或曰“中西之争”。具体到“中国近代儒学史”,其核心就应是“儒学与西学”之争,或曰“儒西之争”。“儒西之争”就是“中国近代儒学史”的主线,找到了“儒西之争”的源头,也就找到了“中国近代儒学史”的源头。“儒西之争”的源头在哪里呢?著者以为不在1840年鸦片战争,而在明末。鸦片战争之后的“儒西之争”,不过是明末“儒西之争”的一种延续与拓展。可以说鸦片战争之后的“儒西之争”是流,而不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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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06 本卷《中国儒学史·近代卷》是从思想史角度讨论此时期“儒学”变迁之轨迹,故对当时儒学之经学研究方面甚少涉及。此盖因“西学”之传入致使中华文化遇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使儒学日益衰微。然而,儒学自有其学术传统,因而本卷将以“儒西之争”思想史料之阐述为主体,此是时代变化之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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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08 第一节 明末“西洋哲学”之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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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10 也许会有人说,明末时“西洋哲学”尚未传入中国,哪里有什么“儒西之争”?实际情况不然。“西洋哲学”在明末传入中国之规模,恐怕不逊于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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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12 一、《记法》(1595)对西洋哲学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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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14 《记法》,又名《西国记法》,利玛窦诠著,晋绛朱鼎瀚参定,耶稣会同学高一志、毕方济共订,值会阳玛诺准。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卷四谓“惜无刊印年月”〔4〕,卷九《译著者传略》则明载“1595年南昌印行”〔5〕。兹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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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16 《记法》专门探讨“记忆”问题,是一部介绍西洋“认识论”或“知识论”的专著。共分原本、明用、设法、立象、定识、广资六篇。“原本”篇是对记忆本身的一个说明,提出“后脑说”,认为“记含有所在脑囊,盖颅额后枕骨下为记含之室”〔6〕。提出“印脑说”,认为“当其入也,物必有物之象,事必有事之象,均似以印印脑”〔7〕。提出“情绪影响记忆说”,云:“凡人晨旦记识最易者,其脑清也,若应接烦扰,或心神劳瘁,皆能致(乾)脑。”〔8〕提出“食物影响记忆说”,云:“或邪寒酷炎冷热过宜,或醉饱过度,又食物中有坚韧油腻难消化者,或果食未熟,蔬菜腌肉,及诸乳诸豆,豆腐核桃,河池鱼凡浮胀之物,俱能混浊调脑之气,滞塞通脑之脉,故难记易忘。”〔9〕提出“养记法”,即记忆提高之法,云:“养记之法,大略时习而日用之,庶免生疏,但须先其难者,后其易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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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18 “明用”篇介绍“象记法”,即“形象记忆法”,谓:“凡学记法,须以本物之象及本事之象,次第安顿于各处所,故谓之象记忆法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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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20 “设位”篇介绍“方位记忆法”,谓:“凡记法,须预定处所,以安顿所记之象。”〔12〕并列举使用此种方法之宜忌十三款:一宜舒广,二宜闲静,三宜整饬,四宜光明,五宜贵美,六宜洁垲,七宜覆盖,八宜平坦,九宜守夺,十宜匀适,十一宜镇定,十二宜平稳,十三宜奇异相别。〔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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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22 “立象”篇专门针对汉字,讨论“象形文字记忆法”,谓:“盖闻中国文字,祖于六书。古之六书,以象形为□,其次指事,次会意,次谐声,次假借,终以转注,皆以补象形之不足,然后事物之理备焉。”〔14〕从认识论的角度讲,这是最早的以汉字为例讨论“记忆”的认识论专篇;从文字学的角度讲,这又是最早的西洋哲学家撰写的有关汉字的文字学专论。值得文、史、哲各方面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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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24 “定识”篇讨论“记忆”之针对性问题,谓:“凡记识,或逐字逐句,或融会意旨,皆因其难易之寡,量力用之。”〔15〕并列举学习“记法”十原则:一宜生动有致,二宜好丑悬殊,三宜鲜明起観,四宜装束合体,五宜奇偏可喜,六宜怪异可骇,七宜态状可笑,八器技宜肖,九象所宜称,十疑似相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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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26 “广资”篇又以汉字为例,讨论“记忆法”之推广的问题,谓:“然其用事用意,则有活而实,死而实,虚而活,实而死,又有半活半死,半实半虚,文殊理别,难以雷同。兹以世所恒用,如天文、地理、时令、干支、人事、器物等类,标列百数十字,以为程式,其用事用意,虚实死活,因可概见。学者取而推广焉,或可为心机之一助。”〔17〕这又是一篇以汉字为对象的讨论“记忆”的认识论专论,以及一篇西洋哲学家撰写的有关汉字的文字学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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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28 二、《童幼教育》(1620)对西洋哲学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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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30 《童幼教育》,教育学及伦理学专著,属哲学之一支。分上、下两卷,每卷各十章。1620年刊印。耶稣会士高一志著,山西绛州段兖、韩霖阅,耶稣会中同学龙华民、费奇规、邓玉函共订,值会阳玛诺准,寓菴居士韩霖序。高一志,字则圣,初名王丰肃,南京教难后更名。意大利人,1605年来华,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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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32 韩霖《童幼教育序》认为该书是一部哲学书,其言曰:“西儒高则圣先生,居东雍八年,所著天学之书以十数。其厄第加之学,译言修齐治平者,为斐禄所费亚之第五支。童幼教育又齐家中之一支也。……此非独童幼书也,修齐治平尽在是矣。……虽谓此书为厄第加之全书可也。”〔18〕“厄第加”即伦理学,“斐禄所费亚”即哲学,“童幼教育”属伦理学的一支,伦理学属哲学的一支。此即本书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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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34 该书卷之上各章内容为:教育之原第一、育之功第二、教之主第三、教之助第四、教之法第五、教之翼第六、学之始第七、学之次第八、洁身第九、知耻第十;卷之下各章内容为:缄默第一、言信第二、文学第三、正书第四、西学第五、饮食第六、衣裳第七、寝寐第八、交友第九、闲戏第十。各章均是对“西学”的介绍,但介绍“西洋哲学”最集中者,当属卷之下的《西学》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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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0437 《西学》章首先言明介绍“西学”的目的在“助中国之学”:“或问:文学既为国家之急务,童幼之要业,当如何则可?余曰:国有道,必有学焉。但学之序,彼此不同。吾将陈西学之节,或有所取而助中国之学。”〔19〕又云:“□□小童开蒙之后,遂习于文,盖言者人所以别□,而交接于物则始学,无不宜修文者。然太西之文,总归于五而成。先究事物人时之势,而思具所当言之道理,以发明其美意焉。次贵乎先后布置有序,如帅之智者,节制行伍,勇者置于军之前后,而懦者屯之于中。次以古语美言润饰之,次以所成议论习成诵,默识心胸,终至于公堂或诸智者之前辨诵之。此五者之中,必贵实理而致于用焉,岂徒具其文而苟吐散于空中乎?”〔20〕此段介绍西洋童幼教育“习于文”的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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