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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章 魏源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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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清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曾从刘逢禄学《公羊春秋》，好今文经学。倡“通经致用”之学。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诗古微》等著述行世，今人编有《魏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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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进入其视野之“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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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夷长技以制夷”所说的“长技”，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但从魏源思想的总体框架来看，似乎是以“技术”为主，不涉及“科学”，更不涉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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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英军攻占定海，魏源就英俘口供并其他材料，撰《英吉利小记》，首次提出“欲师夷技收夷用”之构想〔1〕，此处“夷技”专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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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英军攻陷镇海，钦差大臣裕谦自杀殉国，曾得裕谦延致幕府的魏源，感而著《圣武记》，再次提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之口号。此处“长技”亦以“技术”为主，包括兵制兵饷、掌故考证、事功杂述、议武等内容。继而撰《道光洋艘征抚记》（上、下），提出更明确之口号，曰：“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2〕此处“羽翼”与“长技”，亦未超出“技术”范畴，主要是“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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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禁烟失败，被发配新疆，途中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会魏源于镇江，嘱魏源以其所译《四洲志》及所辑《澳门月报》为基础，编《海国图志》。先有50卷本面世，后扩至60卷，再扩至100卷。魏源自述其编撰之动机云：“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4〕此处所谓“长技”，是否依然只局限于“技术”层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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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上的确如此。他明言“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5〕，此三项均属“技术”层面。但其又有言曰：“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6〕是不是魏源已从西人那里发现超出“技术”层面的“长技”呢？似又不是。他的解释是“赡之厚故选之精，练之勤故御之整”，“刀械则昼夜不离，训练则风雨无阻”，“鱼贯肩随，行列严整”〔7〕等等。这是属于军容军纪。“养兵练兵之法”方面的，虽比“船炮”高出一层，但依然只能归诸“技术”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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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其《筹海篇》，满目所见，都只是“技术”词汇，曰：“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请先陈其形势。”〔8〕又曰：“故可乘而不乘，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调度外夷之人也。”〔9〕又曰：“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10〕再曰：“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如内地钟表亦可以定时刻，逮二十五年大修之期，即可自行改造，一也。……不致以昂价膺物受欺，二也。……守在四夷，折冲万里，三也。……以用财为节财，四也。……其文吏愿乘海艘入京者，听，惟不许承办船工，五也。……故知水师不能舍船械而空谈韬略，武备不能舍船炮而专重弓马，六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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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之主观出发点，是唯以“技术”为西人之“长技”。李泽厚先生撰《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亦对此有明确判定。他以为《海国图志》总结性地提出了反抗侵略的两大纲领——“以夷攻夷”与“师夷长技以制夷”，前者是对西方列强自由竞争时代争夺国际市场之矛盾并试图加以利用之“粗浅幼稚的认识”，后者是经仔细考察、科学研究后得出之“抵抗侵略战争的有效方案”。但其主要内容“还只是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和购置制造新式枪炮”，其对“长技”的认识“还完全停留在武器和‘养兵练兵之法’的狭隘范围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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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李先生没有注意到主观与客观之分：魏源撰《海国图志》，主观上只引进“养兵练兵”之法，客观上却超出了这个范围，已经“接触了西方科学、民主思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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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篇介绍“瑞士国”，以之为“西土之桃花源”，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其政治上的民主，“皆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如是者五百余年，地无鸣吠，西土羡之”，“仍其旧俗，共推乡官理事……诸大国不得钤制”。〔14〕又介绍“英吉利国”，涉及其“律好司”（Law House）即法院，“巴厘满”（Parliament）即国会，“甘文好司”（Goverment House）即内阁，“布来勿冈色尔”（Privg Cormcil）即枢密院等政治内容，并称赞其政治体制，谓：“始革世袭之职，皆凭考取录用，开港通市，日渐富庶，遂为欧罗巴大国。”〔15〕又论其国家决策过程谓：“甘文好词，理各部落之事，并赴巴里满衙门会议政事，……统共六百五十八名，各由各部落议举殷实老成者充之，遇国中有事，即传集部民至国都巴厘满会议。嗣因各部民不能俱至，故每部落各举一二绅耆，至国会议事，毕各回，后复议定公举之人常住甘文好司衙门办事，国家亦给以薪水。”〔16〕又论其“政事”谓：“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民即甘文好司供职之人），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凡新改条例，新设职官，增减税饷及行相币，皆王颁巴厘满，转行甘文好司而分布之。惟除授大臣及刑官，则权在国王。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岁终会核于巴厘满，而行其黜陟。”〔17〕这不是抽象的民主政治的介绍，而是非常具体、非常细致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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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吉利国广述》一节又介绍英国“议会”民主体制云：“其乡绅之会，则各邑士民所推选者，议国大小事，每年征赋若干，大臣贤否，筹画藩属国事宜，斟酌邻国和战，变置律例，舌辩之士，尽可详悉妥议奏闻。其五爵之会亦如之。遇国有大臣擅权，其乡绅即禁止纳饷。计乡绅六百五十八人，自每年十二月至次年四五月，皆云集焉。若乡绅有罪，惟同僚能监禁之。英国之人自立，悉赖此乡绅。苟或加害，则众皆协力抗拒。”〔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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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大西洋》篇介绍“弥利坚”（又称“美理哥国”）即美国之政治体制，谓：“国制，首领之位，以四年为限，华盛顿在位二次，始末八年，传与阿丹士（按：即约翰·亚当斯）。”〔19〕又云：“美理哥国有都城之官，有各部落之官。各部落内，一首领，一副领，议拟人员无定数。公选议事者，或十余人，或数十人，无定。各省设一公堂，为首领、副领及士人议事之所。事无大小，必须各官合议，然后准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本省之官，由本省之民选择会举。”〔20〕此为地方民主体制之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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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都城内有一统领为主，一副领为佐，正副统领亦由各人选择。每省择二人至都城，合为议事阁，又选几人合为选议处。统领每年收各省饷项，除支贮库不得滥用外，每年定例享禄二万五千元。若非三十五岁以上，及不在本地生者，皆不能任此职。例以四年为一任，期满别选，如无贤可代者，公举复任。若四年未满，或已身没，或自解任，则以副统领当之。副统领不愿，则推议事阁之首。若亦不愿，则以选议处之首护理。设终无人愿当此职，则吏政府移文于各部首领，遍示士民速举焉。统领三职，文武官皆听其号令。若遣使于邻邦，或迎使别国，皆统领主之。副统领亦由民选举，亦四年一任，享禄每年五千元，所司无事，不过议事居首而已。”〔21〕此为总统、副总统民选体制之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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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至议事阁与选议处，皆以每年十二月内之初礼拜一日，齐集都城公所会议。议事阁之职，每部有二人，计二十六部五十二人。选议处共二百四十三人。以议事阁五十二人，分为三等，以二年为期，轮退后复择新者，是以每等以六年为一任，不过或先或后而已。又定例，年未及三十以上者，不能当此职。议事处则以二十五岁以上为例，二年为一任，期满别选，以十二月初礼拜之一日齐集会议。凡国中农务、工作、兵丁、贸易、赏罚、刑法、来往、宾使、修筑基桥之事，皆此时议之。”〔22〕此为众议院（议事阁）与参议院（选议处）民选体制之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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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详细介绍政府（吏政府）建制，分别论及户政府、兵政府、礼政府、驿政府等机构。又详细介绍“国之大政”、“新国制例”、“议事人”、“县官之职”、“国中察院”、“律例院”、“刑法”、“济贫之法”、乡县等级“学馆”及“大学馆”等等之情形〔23〕，几成美国政治体制之“百科全书”。并称赞其为“可垂奕世而无弊”，云：“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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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体制，已经纤细毕露地进入魏源的视野；亦可知在《海国图志》的时代，中国已具备一切的外部条件去了解、接受西方的民主体制。只是内部的条件还不具备，还没有找到接纳此种制度的土壤。此时正当日本启动“明治维新”前约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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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进入魏源视野的西学已远远超出“技术”之范围；第二，《海国图志》之最可关注然尚未被关注之重点，不在西洋“技术”之介绍，而在西洋“政事”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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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于儒学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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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1976年3月版《魏源集》之“前言”，谓魏源思想中“有明显的尊法反儒的倾向”，谓其视“六经”为“诗文”、“文献”，视孔孟之徒为“庸儒”、“腐儒”，视周孔之书为“误天下”、“同于异端”。〔25〕此种判定，当然跟当时“意识形态”的大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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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法反儒”之判定的主要依据，是如下一段话：“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粃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剿袭者不可与言文。善琴弈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靡独无益一时也，又使天下之人不信圣人之道。……君子学古之道，犹食筍而去其箨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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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话以“反儒”释读之，实有些“太过”；以“历史进化论”释读之〔27〕，实有些“太高”。此段话有“反儒”之意，但不是一般地“反儒”，只是反对不分时间、地点的、无条件的那个“儒”。此段话又有“不反儒”之意，只要儒是有条件的，它就不反。“不泥法”，就是有条件地“讲法”；“亲历诸身”，就是结合此时此地的情势“讲儒”；周、孔之书固然可“用以误天下”，但在另一些条件下又是可“用以治天下”的；“食筍而去其箨”，讲的就是有条件地“食”，而非无条件地“食”。“儒”而有条件，就不是“庸儒”。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28〕。注重于“今日”，是我们释读魏源思想的根本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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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对于儒家宗师，多有赞颂。撰《孔孟赞》，谓：“始知圣贤之学一贯同揆，如月落千潭而一印。”〔29〕撰《曾子赞》，谓：“以言大节，则讬孤寄命而有余；以言大勇，则任重道远而可必。”〔30〕撰《颜冉赞》，谓：“一则严视听言动于四勿，一则出门使民如宾祭之敬恭。宜乎可为邦，可南面，而用行忧世之相同。”〔31〕撰《孟子补赞》，谓：“宜乎泰山岩岩之象，江汉浩浩之流，配神禹，称鲁邹，而百世无休。”〔32〕撰《周程二子赞》，谓：“宜乎动而无动，静而未静，上同于孔子之毋意必固我，下同于孔子之无欲而静。”〔33〕撰《程朱二子赞》，谓：“虽均未光风霁月，而均守规矩准绳。……宜乎为吴草庐、王文成所同诤。”〔34〕撰《朱子赞》，谓：“宜求其德感之所以然，始知公之见尊信于世者，不尽在乎著述。”〔35〕撰《陆子赞》，谓：“宜乎教人能使旦异而晡不同，与程朱文成并立，皆百世之师，如伊尹惠夷颜孟之不妨小异。”〔36〕撰《朱陆异同赞》，谓：“南渡以来，足踏实地，惟二公皆严公乎义利，宜其兴起百世，顽廉懦立。”〔37〕撰《杨子慈湖赞》，谓：“至于以《大学》、《系辞》多非夫子之言，此则公自成家，非后学所敢轻议。”〔38〕撰《王文成公赞》，谓：“道学传孟陆之统，事功如伊尹之任，与程朱皆百世之师，如夷惠各得其所近之性。”〔39〕撰《明儒高刘二子赞》，谓：“皆同于孔子不逾矩，……皆能先立其大，乃本然之良知，不待于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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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于历代儒者的赞颂，在“反儒”的心境之下，是写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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