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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56 中国儒学史 [:1702022509]
1702081857 中国儒学史 第四章 曾国藩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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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59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清末理学思想代表人物之一。曾从倭仁、唐鉴习程朱理学,兼习思孟学派与陆王心学。倡“诚”、“命”、“复性”诸说与“孔门四科”之学。有《曾文正公全集》行世,今人编有《曾国藩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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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61 第一节 “道统”之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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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63 判定曾氏是否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标准不在西学,而在中学。换言之,不在他采了多少“西学”,而在他留了多少“中学”。如果“道统”之整体框架尚存,尚未被西学完全取代,则不得视为“近代化”已完成;如果“道统”之整体框架坍塌,西式框架取而代之,则可视为“近代化”已完成。因为现行学术框架中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西化”或“欧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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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65 以此观之曾氏,“道统”之整体框架并未坍塌,他亦完全不欲以西式框架取而代之,故“最终完成”之说,似难以成立。“道统”之整体框架为何?就是所谓“大人视野”与“宇宙背景”:中国哲人考虑一切问题,都要将其置于“宇宙背景”上去衡量,如置“生”之问题于“宇宙背景”而有所谓“大生”,置“死”之问题于“宇宙背景”而有所谓“大死”,置“利”之问题于“宇宙背景”而有所谓“大利”,置“心”之问题于“宇宙背景”而有所谓“大心”,置“仁”之问题于“宇宙背景”而有所谓“大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西洋哲学则反之,完全拆除这个“宇宙背景”而谈论一切,完全不能上升到这个“宇宙背景”的高度。以中国术语言之,就是“学不际天人”。这是中西学问的最根本不同。所谓“近代化”,就是拆除这个“宇宙背景”;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从这个“宇宙背景”中剥离。剥离之后,中国传统文化还剩下什么呢?一堆“乱码”,“不可思议”的一堆“无意义”的句辞。所以不是采了“西学”就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关键要看在采“西学”的同时,是否以不带“宇宙背景”的“西学”,拆除了“中学”那个赖以立命的“宇宙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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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67 捍卫“道统”就是捍卫这个“宇宙背景”,就是捍卫“大人视野”。曾国藩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西学东渐”之后最后一批这样的人之一。他之后还有冯桂芬,还有张之洞等“中体西用”论者,他们也号称捍卫“道统”,但其所捍卫者并非此“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而是所谓“伦常名教”,这就把捍卫的对象“矮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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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69 清同治元年(1862)四月十一日,曾氏夜读《论语》、《朱子》、《孟子》、《陶诗》后,“三更睡,倒床即成寐矣,是日又写扁字二十余个”。“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小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辱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1〕这就是把人生的各方面,放到“宇宙背景”上来考量。这是中国先哲惯用的思维方式。在这样的“宇宙背景”下,人缺少“西学”中所谓“独立”、“平等”、“自由选择”等等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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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71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六日,曾氏撰《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书,以“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告诫之:“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为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滑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已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2〕“民胞物与之量”讲的就是“宇宙背景”,“悲天命而悯人穷”讲的就是“宇宙背景”。就是要把一身之屈伸放到“宇宙背景”上来考量,把一家之饥饱放到“宇宙背景”上来考量,把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放到“宇宙背景”上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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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73 又撰《笔记二十七则·名望》,强调“知识”之重要性:“知识愈高,则天之所以责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则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严。故君子之自处,不肯与众人絜量长短。以为己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识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见贻讥于神明也。”〔3〕撰《笔记二十七则·君子小人》,强调“物我无间”:“大哉言乎!仁者物我无间之谓也,一有自私之心,则小人矣。义者无所为而为之谓也,一有自利之心,则小人矣。……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乌有所谓自私自利者哉?”〔4〕视天下之大如“敝屣”,视尧舜之业如“浮云”,表示曾氏确有超出一般“俗儒”之视野,在“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之上,还有一种“立天地”之冲动,或曰“为天地立心”之冲动,“物我无间”就是“立天地”之基础。在《顺性命之理论》一文中,此种冲动被称为“可以尽己之性,即可以尽人物之性”、“有以立吾命,即有以立万物之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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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75 曾氏撰文,时刻不忘这个“宇宙背景”。撰《送郭筠仙南归序》,谓:“苟尤大者不利于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则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赋大始,人作成物。传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6〕撰《书扁鹊仓公传》,谓:“夫执技以事上,名一能以济人,此小人之事也。大人者,德足以育物,智足以役众,彼诚有所择,不宜于此津津也。”〔7〕撰《送陈岱云出守吉安序》,谓:“父母者,育我;天者,先父母而生我;君者,后天而成我者也。有不忍忘本于父母者,而后爱身以及子姓;有不忍忘本于天者,而后爱吾君以及人民庶物。”〔8〕撰《书学案小识后》,谓:“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9〕撰《君子慎独论》,谓:“惟夫君子者,……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10〕撰《原才》,谓:“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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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77 我们读曾氏所撰所有文字,似觉这个“宇宙背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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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79 第二节 “道统”之内涵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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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81 儒家“道统”之说,始于《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此为尧传舜,舜传禹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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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83 孟子接续之,并定五百年为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12〕并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孔子,五百有余岁”〔13〕。此为尧舜传汤,汤传文王,文王传孔子,孔子传孟子之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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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85 西汉扬雄再接续之:“或闻五百岁而圣人出,有诸?曰:尧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处;汤孔子数百岁而生。”〔14〕此为否定孟子“五百年”之期,并非否定孟子所定之统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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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87 唐韩愈撰《原道》,以“儒统”而辟“佛统”与“老统”,谓:“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15〕这是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后,勉强加上一个荀与扬。之后就是韩愈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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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89 南宋朱熹则另行排定统绪:不以韩愈上承孟子,而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上承孟子,朱熹本人则上承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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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91 可知韩愈所排“道统”与朱熹所排“道统”,上半截相同,均是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轲。差别只在下半截:韩愈以为是孟轲传韩愈;朱熹则以为是孟轲传周、程,周、程传朱熹。韩愈之“道统”偏于以“德”排序,朱熹之“道统”则偏于以“理”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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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93 曾国藩之“道统”则着力于“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试图超越“德”与“理”,而另行构筑中华文明之“道统”。这个“道统”不仅是儒家的,更是涵盖儒、释、道各家的。《圣哲画像记》云:“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16〕又云:“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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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95 “义理”有义理之统绪,如文、周、孔、孟、周、程、张、朱;“词章”有词章之统绪,如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考据”有考据之统绪,如许、郑、杜、马、顾、秦、姚、王。曾国藩以为“道统”是“不可以一方体论”的,最好是分科而言“道统”。这就可纠韩愈“道统”之偏与朱熹“道统”之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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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97 《王船山遗书序》云:“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18〕仁为体而礼为用,就此体用之统绪而言,是孔子传孟子,孟子传汉儒(如小戴氏),汉儒传宋儒(如张横渠),横渠传王船山,王船山传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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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899 冯友兰撰《中国哲学史新编》,曾说明曾氏力挺船山学之理由,谓:“曾国藩所保卫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宋明道学。他是一个道学家,但不是一个空头道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两个阶段,其主要标志是由信奉程朱发展到信奉王夫之。……王夫之的《正蒙注》以及全部《船山遗书》正是他所要寻找的武器。”〔19〕曾氏力挺王夫之,是因为王夫之代表了曾氏心中高于“政统”的那个“道统”;曾氏尤重《读道鉴论》及《张子正蒙注》,只因为此二书代表了曾氏心中高于“政统”的那个“道统”。“道统”是经,是常,“政统”是权,是暂,“政统”可变而“道统”不可变。有了对于“道统”的信心,曾国藩就有了战胜一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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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901 从张横渠到王船山,从王船山到曾国藩的这个“道统”,核心内容就是:“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20〕“育物之仁”、“穷探极论”云云,以今语言之,就是要把一切所为放到“宇宙背景”上去考量,此即所谓“大人视野”。捍卫此“宇宙背景”者,即是“道统”之一环;摒弃此“宇宙背景”者,即不在“道统”之列。张横渠守此最力,故曾氏宗之;王船山守此亦最力,故曾氏亦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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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903 此“宇宙背景”化为“文章之道”,就是所谓“光明俊伟”:“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澈,固自不可几及也。”〔21〕“文章之道”也有一个“道统”,就是由孟子而韩子,由韩子而贾生,由贾生而陆敬舆,由陆敬舆而苏子瞻,由苏子瞻而王阳明,由王阳明而曾国藩。这个“道统”的核心,也是所谓“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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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1905 “道统”虽可分科而言,然各科“道统”均得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共同的“极”,就是所谓的“宇宙背景”。旅行之路有千万条,均依“北辰”而得定位;学问之路有千万条,均依“宇宙背景”而得定位。这“宇宙背景”就是各科“道统”所共有的“极”。捍卫此“极”,就是捍卫了中华文明之总体框架;放弃此“极”,就是放弃了中华文明之总体框架。洪秀全欲放弃之,故曾国藩誓死捍卫;满人入主中原欲放弃之,故王船山誓死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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