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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170202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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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六章 王韬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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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字仲弢，号紫铨，别号弢园老人、天南遯叟。江苏苏州人。清思想家、学者。曾于香港主编《循环日报》，晚年任上海格致书院掌院。倡“君主立宪制”。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等数十种著述行世，今人编有《弢园文新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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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韬思想之“近代性”，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非议者亦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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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川《王韬——中国最早的现代性问题思想家》，直接以“现代性”界定王韬，认为他“是中国最早的集中、全面而系统地觉察到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认为他在诸多方面“作了富于原创意义的现代性转变尝试”，“是难能可贵的现代性开启者或先行者之一”，说：“只要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仍在继续，那么，王韬的思索就仍会闪烁其智慧的光芒。”〔1〕这是到目前为止，学界给予王韬思想的“最高”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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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世界主义”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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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已具备自觉的“世界主义”视野，总是把中国放到世界背景上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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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中》云：“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2〕中国一直在“变”，但“变”的背境有不同：当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之天下，欧洲未变富强；当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之天下，欧洲未变富强；当三代之天下一“变”而为秦汉以来之天下，欧洲未变富强。但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以来，中国之变便不能不面对一个富而强大的欧洲：同有舟，彼以轮船胜；同有车，彼以火车胜；同有驿递，彼以电音胜；同有火器，彼以枪炮胜；同有备御，彼以炮台水雷胜；同有陆兵水师，彼以兵法胜。中国除了“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已没有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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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自强上》云：“总之，欧洲升平之局，识者以为恐未能持久，而亚洲变故之生，亦岂人事之所能逆忆。惟先尽其在我，以听之于天而已。尽其在我，则莫先乎变法自强。今日之当变者有四：一曰取士，二曰练兵，三曰学校，四曰律例。”〔3〕中国“变法自强”的成败，取决于中国自己，更取决于欧洲之局：欧洲之局不平，俄、英、法等无暇东顾，则中国有机会；欧洲之局平，大国竞相东图，则中国无机会。这是站在世界立场对中国“变法自强”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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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之入侵中国，站在中国自身之角度，固是一种不幸；但若站在世界格局观察，却又未必尽为不幸。王韬在《英待中国意见不同》一文中分析认为，英国在今日“要当强中国以自辅”，而非“欲弱中国以自炫其威权”。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国与英合好，有利于英国应对俄人之东图及印度之崛起。〔4〕《中外合力防俄》一文亦持相同见解，认为亚洲防俄之主力在中国，其次在印度之英，再次在日本。〔5〕《英欲中国富强》一文更是直接说：“英于是熟思审处，以为此非致中国富强不为功。中国既富且强，……而西北可以永无俄患，欧洲之局可不至于再变，此非英之为中国，而实以自为也。英、中合，普、俄沮，而英仍可结法以为援。故曩者英、法助土以制俄，此为欧洲大局计也。今者英国强中以御俄，虽为亚洲计，而实不止为亚洲计也。”〔6〕“英国强中以御俄”，这就是当时中国在当时世界格局中之位置。又如《上丁中丞书》所言：“英知中国在今日可强而不可弱。盖强则足为英国助，而弱则欧洲诸国将乘之而起以从而觊觎者，不独一俄也。英今日之所请于我国者，实欲增广其贸易而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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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日“世局”或“时势”，王韬明确定性为一个“大的春秋战国”，是人类之“春秋战国时代”。《合六国以制俄》以“战国”喻“世局”：“呜呼！俄罗斯今日之在欧洲，其犹战国时之秦哉。……其最与俄近者，土耳机也。……则土犹战国时之韩也，且夫俄何尝一日忘土哉！……此外，与俄近者莫如墺，……则墺犹战国时之魏也。其次则普，普犹战国时之赵也，……意大利界于欧洲之中，……则犹战国时之燕也。至英、法两大国，则犹战国时之齐、楚也。……若夫西、荷、比、嗹、葡、瑞各国，犹泗上十二诸侯也。”〔8〕在对待俄土之争问题上，他提醒欧洲诸国“毋蹈昔时六国之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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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国兵额日增》则以“春秋”喻“世局”：“欧洲诸国之在今日亦犹春秋时之列邦，若俄，若普，若英，若法，何异乎晋、楚、齐、秦也。”〔9〕基此王韬认为当日“有欧洲士人倡为弭兵之说”，乃是不能成立的。《普法战纪前序》亦以“春秋”喻“世局”：“以春秋列国之大势例之欧洲，普仅等宋、卫焉耳，英、法、俄、墺，则晋、楚、齐、秦也。……然而法国之兴衰强弱，实为欧洲变局一大关键。”〔10〕《送黎侍郎回越南前序》则以“春秋战国”喻“世局”：“欧洲诸国之在今日，其犹春秋时之列国，战国时之七雄也。英、法、普、俄四大并峙，其犹晋、楚、齐、秦欤，墺、意、土介其间，亦犹韩、魏也，西、葡、比、嗹、瑞、荷亦犹泗上十二诸侯也。……土为西欧之保障，犹之韩、魏之附秦也，韩、魏强则足以阻秦之东，土能自立则俄人不得复西，此其大势之较然者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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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面临的这个“春秋战国”，至少有两个根本的特性，一是“以力服人”，二是“背信弃义”。“欧洲固战斗之国也，未有升平三四十年而无兵革者”，“夫欲救欧洲之大局以定于一尊，非出于战不可”。〔12〕这就是“以力服人”。“今远人之势，张且盛矣”，“早有以窥我之微矣”。〔13〕这就是“以力服人”。“其间情伪相感，利害相攻，强并弱，众暴寡，不知凡几，而莫能有以一之”〔14〕。这就是“以力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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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背信弃义”，王韬则有《泰西立约不足恃》之专文分析之：“故夫约之立也，己强人弱，则不肯永守；己弱人强，则不能终守；或彼此皆强，而其约不便于己，亦必不欲久守。”〔15〕立约对于“泰西各国”而言，乃是“讬诚信以相孚，假礼义以相接”，“或意有所欲取而姑以此款之，或计有所欲行而先以此尝之，若利无所得，则先不能守矣”，因为他们相信武力，“千百年以来，皆以兵力相雄长，稍有龃龉，则枪炮交轰，杀人如麻，曾不爱惜”。“泰西各国”之间之立约情形如此，它们与中国之间之立约情形亦会如此，故王韬提醒中国当事者：“约可恃而不尽可恃”，“约不可恃，道在自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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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以力服人”、“背信弃义”的“世局”中，中国还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吗？对此王韬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悲观情绪：他以为列强环伺中国，于中国而言不是挑战，而是机遇，恰为中国“咸鱼翻身”之“天赐良机”。《六合将混为一》表达了“天下归中”的自信：“道无平而不陂，世无衰而不盛，屈久必伸，否极必泰，此理之自然也。凡今日之挟其所长以凌制我中国者，皆中国之所取法而资以混一土宇也。……故谓六合将混而为一者，乃其机已形，其兆已著。”〔17〕完成“混一土宇”、“混而为一”之“世界大同”之大业，最终将假中国人之手，因为中国终究将学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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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强弱论》以列强环伺为中国之“福”，云：“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此岂出于人意计所及料哉，天心为之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18〕“罗马盛于汉，西域回部盛于唐，西班牙盛于宋，葡萄牙、荷兰盛于明，而今皆无闻”，考察世界各国兴衰强弱之机，王韬已有“中华复兴”之预感：“天其或者将大有造于中国也乎！”〔19〕《普法战纪后序》也持相同见解：“不知彼今日所挟以陵蔑诸国者，即他日有圣人起所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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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以“不世出之机”视中国：“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21〕中国之被列强之害愈深，其奋起之力便会愈强，“夫天下大利之所在即大害之所在，至危之所乘即至安之所乘”，“夫天下之为吾害者，何不可为吾利”，“天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22〕《上丁中丞书》以“振兴自励之机”视中国：“俄与普亲，英与法比，四国并峙而称雄，法弱而英势孤矣，此欧洲近时将变之局也。窃以为此正天与我中国振兴自励之机也。……或者天殆以磨砺我英雄智奇之士，奋发为雄，洞悉枢机，揣摩政要，俾百废具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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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王韬“世界主义”视野之大概。这个“世界主义”视野被朱维铮评为“旧式的世界主义”，谓：“贯穿王韬政论的是一种旧式的‘世界主义’的理想。……在此层面，王韬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仍然指望一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世界，人类在制度、行为、语言、生产、生活中必然会出现某些一致，而通商贸易和战争兼并将在世界趋同中起作用。”〔24〕又被王一川评为“中国式的‘全球化’理论”或“全球化问题的中国式论述”，谓：“因此，王韬的‘天下’概念是对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一种突破，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现代世界‘道同’宇宙观。”〔25〕既是“全新”的现代世界宇宙观，则其“世界主义”就当是“新式的”，而非“旧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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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世界主义”立足于中国看世界，把世界放到中国之大背景上来定位；王韬的“世界主义”则立足于世界看中国，把中国放到世界之大背景上来定位。如果说传统“世界主义”是“旧式的”，则王韬之“世界主义”就是“新式的”；如果说王韬之“世界主义”是“旧式的”，则传统“世界主义”就是“新式的”。不管是朱维铮之“旧式”说，还是王一川之“新式”说，均不否认王韬已立足世界看中国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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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视为世界中之一国，且为处于弱势中之一国，乃是一种重大的“视角转换”；认此一国正得“天赐良机”，列国环伺不为祸而为福，亦是一种极端正的“处世心态”。无此心态，则阵脚全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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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儒学”与“中学”之“不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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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韬的《变法》一文中，儒学得到充分的肯定。其言曰：“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需自此基。”〔26〕《变法》一文是讲“变”的，却又明言“其道不变”，莫非自相矛盾？其实只要注意文化的分层，王韬此处就没有矛盾可言。他讲“变法”，要变的是“器物”与“制度”；他讲“其道不变”，“不变”的是“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董仲舒讲“天不变道亦不变”，并非指所有的东西都不变，只是“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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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一方面而观之，王韬以为中国无时不在“变法”中：“泰西人士尝阅中国史籍，以为五千年来未之或变也。夫中国亦何尝不变哉！巢燧羲轩，开辟草昧，则为创制之天下；唐虞继统，号曰中天，则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西人动讥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变，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由此观之，中国何尝不变哉！即欧洲诸国之为治，亦由渐而变，初何尝一蹴而几，自矜速化欤？”〔27〕孔子既讲“因”，也讲“革”，既讲“不变”，也讲“变”。他答颜子之问为邦，强调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于三代之典章制度斟酌得中，求不悖于古，亦以宜乎今。答子夏之问，强调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讲“因”，讲“不变”。同时又讲“革”，讲“变”：“言其常，则一王继治，有革有需，势不能尽废前代之制而不用；言其变，则未及数百年而祖龙崛起，封建废而为郡县，焚诗书，坑儒士，乐坏礼崩，法律荡然，亦孔子之所未及料者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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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强环伺之下，中国的目标是“变”，“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同时又是“不变”，“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不能变。因为“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是本，“器物”与“制度”是末，“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29〕。儒学在此处，处于“本”的位置，不在“变法”的范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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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欲中国富强》一文同样强调“孔孟之道”的“不变”地位：“论者谓富强之道，必当仿效西法，则其效易于速见。惟恐识见拘墟，智虑浅薄，以为舍己从人，必不可行。不知事贵变通，势无中立，今在中土，既创开辟以来未有之局，亦当为开辟以来未有之事，则庶不至甘居乎西国之后。至于孔孟之道，自垂天壤，所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固阅万世而不变者也，而又何疑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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