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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六章 王韬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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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字仲弢,号紫铨,别号弢园老人、天南遯叟。江苏苏州人。清思想家、学者。曾于香港主编《循环日报》,晚年任上海格致书院掌院。倡“君主立宪制”。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等数十种著述行世,今人编有《弢园文新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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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韬思想之“近代性”,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非议者亦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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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川《王韬——中国最早的现代性问题思想家》,直接以“现代性”界定王韬,认为他“是中国最早的集中、全面而系统地觉察到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认为他在诸多方面“作了富于原创意义的现代性转变尝试”,“是难能可贵的现代性开启者或先行者之一”,说:“只要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仍在继续,那么,王韬的思索就仍会闪烁其智慧的光芒。”〔1〕这是到目前为止,学界给予王韬思想的“最高”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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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世界主义”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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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已具备自觉的“世界主义”视野,总是把中国放到世界背景上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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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中》云:“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2〕中国一直在“变”,但“变”的背境有不同:当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之天下,欧洲未变富强;当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之天下,欧洲未变富强;当三代之天下一“变”而为秦汉以来之天下,欧洲未变富强。但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以来,中国之变便不能不面对一个富而强大的欧洲:同有舟,彼以轮船胜;同有车,彼以火车胜;同有驿递,彼以电音胜;同有火器,彼以枪炮胜;同有备御,彼以炮台水雷胜;同有陆兵水师,彼以兵法胜。中国除了“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已没有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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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自强上》云:“总之,欧洲升平之局,识者以为恐未能持久,而亚洲变故之生,亦岂人事之所能逆忆。惟先尽其在我,以听之于天而已。尽其在我,则莫先乎变法自强。今日之当变者有四:一曰取士,二曰练兵,三曰学校,四曰律例。”〔3〕中国“变法自强”的成败,取决于中国自己,更取决于欧洲之局:欧洲之局不平,俄、英、法等无暇东顾,则中国有机会;欧洲之局平,大国竞相东图,则中国无机会。这是站在世界立场对中国“变法自强”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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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之入侵中国,站在中国自身之角度,固是一种不幸;但若站在世界格局观察,却又未必尽为不幸。王韬在《英待中国意见不同》一文中分析认为,英国在今日“要当强中国以自辅”,而非“欲弱中国以自炫其威权”。因为一个强大的中国与英合好,有利于英国应对俄人之东图及印度之崛起。〔4〕《中外合力防俄》一文亦持相同见解,认为亚洲防俄之主力在中国,其次在印度之英,再次在日本。〔5〕《英欲中国富强》一文更是直接说:“英于是熟思审处,以为此非致中国富强不为功。中国既富且强,……而西北可以永无俄患,欧洲之局可不至于再变,此非英之为中国,而实以自为也。英、中合,普、俄沮,而英仍可结法以为援。故曩者英、法助土以制俄,此为欧洲大局计也。今者英国强中以御俄,虽为亚洲计,而实不止为亚洲计也。”〔6〕“英国强中以御俄”,这就是当时中国在当时世界格局中之位置。又如《上丁中丞书》所言:“英知中国在今日可强而不可弱。盖强则足为英国助,而弱则欧洲诸国将乘之而起以从而觊觎者,不独一俄也。英今日之所请于我国者,实欲增广其贸易而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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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日“世局”或“时势”,王韬明确定性为一个“大的春秋战国”,是人类之“春秋战国时代”。《合六国以制俄》以“战国”喻“世局”:“呜呼!俄罗斯今日之在欧洲,其犹战国时之秦哉。……其最与俄近者,土耳机也。……则土犹战国时之韩也,且夫俄何尝一日忘土哉!……此外,与俄近者莫如墺,……则墺犹战国时之魏也。其次则普,普犹战国时之赵也,……意大利界于欧洲之中,……则犹战国时之燕也。至英、法两大国,则犹战国时之齐、楚也。……若夫西、荷、比、嗹、葡、瑞各国,犹泗上十二诸侯也。”〔8〕在对待俄土之争问题上,他提醒欧洲诸国“毋蹈昔时六国之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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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国兵额日增》则以“春秋”喻“世局”:“欧洲诸国之在今日亦犹春秋时之列邦,若俄,若普,若英,若法,何异乎晋、楚、齐、秦也。”〔9〕基此王韬认为当日“有欧洲士人倡为弭兵之说”,乃是不能成立的。《普法战纪前序》亦以“春秋”喻“世局”:“以春秋列国之大势例之欧洲,普仅等宋、卫焉耳,英、法、俄、墺,则晋、楚、齐、秦也。……然而法国之兴衰强弱,实为欧洲变局一大关键。”〔10〕《送黎侍郎回越南前序》则以“春秋战国”喻“世局”:“欧洲诸国之在今日,其犹春秋时之列国,战国时之七雄也。英、法、普、俄四大并峙,其犹晋、楚、齐、秦欤,墺、意、土介其间,亦犹韩、魏也,西、葡、比、嗹、瑞、荷亦犹泗上十二诸侯也。……土为西欧之保障,犹之韩、魏之附秦也,韩、魏强则足以阻秦之东,土能自立则俄人不得复西,此其大势之较然者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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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面临的这个“春秋战国”,至少有两个根本的特性,一是“以力服人”,二是“背信弃义”。“欧洲固战斗之国也,未有升平三四十年而无兵革者”,“夫欲救欧洲之大局以定于一尊,非出于战不可”。〔12〕这就是“以力服人”。“今远人之势,张且盛矣”,“早有以窥我之微矣”。〔13〕这就是“以力服人”。“其间情伪相感,利害相攻,强并弱,众暴寡,不知凡几,而莫能有以一之”〔14〕。这就是“以力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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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背信弃义”,王韬则有《泰西立约不足恃》之专文分析之:“故夫约之立也,己强人弱,则不肯永守;己弱人强,则不能终守;或彼此皆强,而其约不便于己,亦必不欲久守。”〔15〕立约对于“泰西各国”而言,乃是“讬诚信以相孚,假礼义以相接”,“或意有所欲取而姑以此款之,或计有所欲行而先以此尝之,若利无所得,则先不能守矣”,因为他们相信武力,“千百年以来,皆以兵力相雄长,稍有龃龉,则枪炮交轰,杀人如麻,曾不爱惜”。“泰西各国”之间之立约情形如此,它们与中国之间之立约情形亦会如此,故王韬提醒中国当事者:“约可恃而不尽可恃”,“约不可恃,道在自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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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以力服人”、“背信弃义”的“世局”中,中国还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吗?对此王韬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悲观情绪:他以为列强环伺中国,于中国而言不是挑战,而是机遇,恰为中国“咸鱼翻身”之“天赐良机”。《六合将混为一》表达了“天下归中”的自信:“道无平而不陂,世无衰而不盛,屈久必伸,否极必泰,此理之自然也。凡今日之挟其所长以凌制我中国者,皆中国之所取法而资以混一土宇也。……故谓六合将混而为一者,乃其机已形,其兆已著。”〔17〕完成“混一土宇”、“混而为一”之“世界大同”之大业,最终将假中国人之手,因为中国终究将学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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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强弱论》以列强环伺为中国之“福”,云:“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此岂出于人意计所及料哉,天心为之也。……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18〕“罗马盛于汉,西域回部盛于唐,西班牙盛于宋,葡萄牙、荷兰盛于明,而今皆无闻”,考察世界各国兴衰强弱之机,王韬已有“中华复兴”之预感:“天其或者将大有造于中国也乎!”〔19〕《普法战纪后序》也持相同见解:“不知彼今日所挟以陵蔑诸国者,即他日有圣人起所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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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以“不世出之机”视中国:“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21〕中国之被列强之害愈深,其奋起之力便会愈强,“夫天下大利之所在即大害之所在,至危之所乘即至安之所乘”,“夫天下之为吾害者,何不可为吾利”,“天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22〕《上丁中丞书》以“振兴自励之机”视中国:“俄与普亲,英与法比,四国并峙而称雄,法弱而英势孤矣,此欧洲近时将变之局也。窃以为此正天与我中国振兴自励之机也。……或者天殆以磨砺我英雄智奇之士,奋发为雄,洞悉枢机,揣摩政要,俾百废具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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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王韬“世界主义”视野之大概。这个“世界主义”视野被朱维铮评为“旧式的世界主义”,谓:“贯穿王韬政论的是一种旧式的‘世界主义’的理想。……在此层面,王韬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仍然指望一个‘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世界,人类在制度、行为、语言、生产、生活中必然会出现某些一致,而通商贸易和战争兼并将在世界趋同中起作用。”〔24〕又被王一川评为“中国式的‘全球化’理论”或“全球化问题的中国式论述”,谓:“因此,王韬的‘天下’概念是对中国古代宇宙观的一种突破,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现代世界‘道同’宇宙观。”〔25〕既是“全新”的现代世界宇宙观,则其“世界主义”就当是“新式的”,而非“旧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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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世界主义”立足于中国看世界,把世界放到中国之大背景上来定位;王韬的“世界主义”则立足于世界看中国,把中国放到世界之大背景上来定位。如果说传统“世界主义”是“旧式的”,则王韬之“世界主义”就是“新式的”;如果说王韬之“世界主义”是“旧式的”,则传统“世界主义”就是“新式的”。不管是朱维铮之“旧式”说,还是王一川之“新式”说,均不否认王韬已立足世界看中国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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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视为世界中之一国,且为处于弱势中之一国,乃是一种重大的“视角转换”;认此一国正得“天赐良机”,列国环伺不为祸而为福,亦是一种极端正的“处世心态”。无此心态,则阵脚全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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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儒学”与“中学”之“不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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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韬的《变法》一文中,儒学得到充分的肯定。其言曰:“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三纲五伦,生人之初已具,能尽乎人之分所当为,乃可无憾。圣贤之学,需自此基。”〔26〕《变法》一文是讲“变”的,却又明言“其道不变”,莫非自相矛盾?其实只要注意文化的分层,王韬此处就没有矛盾可言。他讲“变法”,要变的是“器物”与“制度”;他讲“其道不变”,“不变”的是“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董仲舒讲“天不变道亦不变”,并非指所有的东西都不变,只是“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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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一方面而观之,王韬以为中国无时不在“变法”中:“泰西人士尝阅中国史籍,以为五千年来未之或变也。夫中国亦何尝不变哉!巢燧羲轩,开辟草昧,则为创制之天下;唐虞继统,号曰中天,则为文明之天下;三代以来,至秦而一变;汉唐以来,至今日而又一变。西人动讥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变,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由此观之,中国何尝不变哉!即欧洲诸国之为治,亦由渐而变,初何尝一蹴而几,自矜速化欤?”〔27〕孔子既讲“因”,也讲“革”,既讲“不变”,也讲“变”。他答颜子之问为邦,强调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于三代之典章制度斟酌得中,求不悖于古,亦以宜乎今。答子夏之问,强调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讲“因”,讲“不变”。同时又讲“革”,讲“变”:“言其常,则一王继治,有革有需,势不能尽废前代之制而不用;言其变,则未及数百年而祖龙崛起,封建废而为郡县,焚诗书,坑儒士,乐坏礼崩,法律荡然,亦孔子之所未及料者也。”〔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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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强环伺之下,中国的目标是“变”,“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同时又是“不变”,“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不能变。因为“文化根本”与“观念大义”是本,“器物”与“制度”是末,“此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29〕。儒学在此处,处于“本”的位置,不在“变法”的范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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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欲中国富强》一文同样强调“孔孟之道”的“不变”地位:“论者谓富强之道,必当仿效西法,则其效易于速见。惟恐识见拘墟,智虑浅薄,以为舍己从人,必不可行。不知事贵变通,势无中立,今在中土,既创开辟以来未有之局,亦当为开辟以来未有之事,则庶不至甘居乎西国之后。至于孔孟之道,自垂天壤,所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固阅万世而不变者也,而又何疑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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