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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377 中国儒学史 [:1702022514]
1702085378 中国儒学史 第九章 梁启超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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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380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哲学家、学者。曾师事康有为,共主变法维新,史称“康梁”。于先秦、明清、近代之历史与学术,均有卓越见解。倡改良主义及“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著述极宏富,编为《饮冰室合集》十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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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382 “梁启超的中学”,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根主线三步曲”。“一根主线”就是“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1〕;“三步曲”就是以“以西化中”为第一步,以“中西并尊”为第二步,以“以中化西”为第三步。第一步他称之为“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二步他称之为“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三步他称之为“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的好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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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384 梁氏“儒学思想”是其“中学思想”的一部分,同样遵循这个“一根主线三步曲”的原则。“三步曲”于梁氏,大致也就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戊戌变法失败前,他试图“以西化儒”;第二阶段是1903年“美游”之后,他倾向于“儒西并尊”;第三阶段是1919年“欧游”之后,他倾向于“以儒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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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386 学界讨论“梁启超的儒学”,有涉及三层面者,但未视其为“三步曲”。如温克勤《浅谈梁启超的儒学研究》谓其“对儒家思想及其价值作出符合近代科学意义的诠释”及“对儒家思想给予较为中肯的评价和批判”,大致相当于第一步;又谓其“具体分析儒家思想的价值,批评鄙薄和否定儒家思想的论点”,大致相当于第二步;又谓其“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广阔视野思考儒学的世界价值和未来价值”,大致相当于第三步。〔3〕温文是“同时态”列举,没有以“历时态”排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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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388 又如黄克武《梁启超与儒家传统:以清末王学为中心之考察》,已注意到“梁启超在1903年访美前后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这一问题,也就是注意到了梁氏从第一步向第二步的转变,并论及了第二步的一些重要内容,但未及综合三步曲而宏观考察之。黄文论此第二步说:“梁启超在1903年之后从发明新道德转向宣扬王学。此一转变,一方面受日本阳明学与大和魂精神的影响,企图建构新民以追求富强,但另一方面亦有深厚的传统学术之根基。对任公而言,儒家的道德信念,与佛学、墨学、西方科学,以及康德所代表西方伦理哲学的传统,可以融洽地结合在一起,并帮助人们接受进取冒险、权利、自由、自治、进步、合群、尚武等新价值,培养出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国民。这一思路影响到现代新儒家,并开创出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性如何接轨的严肃议题。”〔4〕此段议论用于梁氏“儒学思想”之第二步,是很恰当的。但黄文未及论述第一步与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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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390 第一节 第一步:“以西化儒”与“以西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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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392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氏撰成《变法通议》,提出了“法者天下之公器”之核心命题,说:“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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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394 “变”之作为“公理”,自然没有问题;“法”之作为“公器”,则可能有歧义。因为清末所谓“法”,只是指“西法”,而非“中法”。以“法”为天下之“公器”,实际就是以“西法”为天下之“公器”,实际就是默认“西法”之“普世性”,默认“西式道路”是人类进步之唯一正确的道路。以“西法”为天下之“公器”,必然的结局就是“以西化儒”、“以西化中”,这是梁氏《变法通议》默认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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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397 《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一节,针对“今子所谓新法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功,苟迁其地则弗良矣”之诘难,云:“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请言中国,有土地焉,测之,绘之,化之,分之,审其土宜,教民树艺,神农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岁杪制用,夫家众寡,六畜牛羊,纤悉书之,周礼王制,非西书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就大学,升造爵官,皆俟学成,庠序学校,非西名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国疑则询,国迁则询,议郎博士,非西官也。流宥五刑,疑狱众共,轻刑之法,陪审之员,非西律也。三老啬夫,由民自推,辟署功曹,不用他郡,乡亭之官,非西秩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商约之文,非西史也。交邻有道,不辱君命,绝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职,工舆居一,国有九经,工在所劝,保护工艺,非西例也。当宁而立,当扆而立,礼无不答,旅揖士人,礼经所陈,非西制也。天子巡守,以观民风,皇王大典,非西仪也。地有四游,地动不止,日之所生为星,毖纬雅言,非西文也。腐水离木,均发均县,临立景,蜕水谓气,电缘气生,墨翟亢仓,关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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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399 以“西法”为中国“所固有之物”,乃是清末的一股“时代思潮”,目标不在“学理”,而在“功效”,是说服反对者的一种“手腕”。学理上叫“西学中源”。持“西学中源”之说者,可以走上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或走向“以西化中”,以“西法”遍推于中国;或走向“以中化西”,阻止“西法”行于中国。梁氏此处之目标是前者,是希望假“西学中源”之名,行“以西化中”之实。既人“非西人”,则中人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名“非西名”,则中名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官“非西官”,则中官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律“非西律”,则中律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秩“非西秩”,则中秩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史“非西史”,则中史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政“非西政”,则中政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例“非西例”,则中例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制“非西制”,则中制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既仪“非西仪”,则中仪之西化未为不可也。总之,既然“西法”为中国“所固有”,非为洋人“所特有”,则“西法”行于中国就不是“用彝变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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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401 这个“以西化中”的立场,在同年撰写的《古议院考》中延续下来。此文之核心观念,就是以西式议院政治为框架,重新释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构成政治学上之典型的“以西化中”。该文自问自答云:“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问:议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二者斯强矣。问:子言西政必推本于古,以求其从同之迹,敢问议院于古有征乎?曰:法先王者法其意,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均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佥同’,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以众辅志而蔽谋’;其在《记》曰‘与国人交止于信’,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乎身’;其在《孟子》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苟不由此,何以能询;苟不由此,何以能交;苟不由此,何以能见民之所好恶。故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也。”〔7〕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就此被“西式议院政治”完全“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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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403 《古议院考》又云:“汉制议员之职有三:一曰谏大夫,二曰博士,三曰议郎。《通典》云:谏大夫掌议论,无常员,多至数十人。汉旧仪云:博士,国有疑事则承问,有大事则与中二千石会议。中世以后,博士多加给事中,入中朝,备顾问,称为腹心,上所折中定疑。《汉官解诂》云:议郎,不属署,不直事,国有大政大狱之礼,则与中二千石博士会议。夫曰多至数十人,则其数与西国同;曰不属署,不直事,则其职与西国同;国有大事乃承问会议,则其开院之例与西国同;或制书征,或大臣举,则其举人之例亦与西国略同。虽法之精密有未逮,而规模条理亦略具矣。”〔8〕既然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与西国同”,则引进“西式政治”就不是“用彝变夏”,这就是梁氏的初衷。然梁氏未料及这样做所导致“学理”上之不良后果,却很严重:“中式政治”就此成为“乱码”,“西式政治”就此成为“普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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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405 光绪二十二年任公又撰《说群序》,以西洋“群术”重新释读中国“三世说”:“善治国者,知君之与民同为一群中之一人,因以知夫一群之中所以然之理,所常行之事,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夫是之谓群术。天下之有列国也,己群与他群所由分也。据乱世之治群多以独,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以独术与独术相遇,犹可以自存;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9〕以“独术”指称“据乱世”,以“群术”指称“太平世”,这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恐怕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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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407 所谓“群术”,不外“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也。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以“专制”形式存在,就是所谓“以独治群”;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以“民主”形式存在,就是所谓“以群治群”。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西洋近代以降之“特产”,中国从未有此种思想,以之“化中”,自是大头戴小帽。中国各派思想共同倡导“世界主义”,只是在实现“世界主义”之途径上各执己见;换言之,在中国只有“世界主义”实现途径之争,没有“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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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409 但任公“化中”心切,也就顾不得这么多了。《说群序》又云:“彼泰西群术之善,直百年以来焉耳,而其浡兴也若此。今以吾喜独之质点,而效人乐善之行事,是犹饰西颦于嫫眉,蒙虎皮于羊质,是以万变而万不当也。抑吾闻之,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易》曰:见群龙无首,吉。《春秋》曰:太平之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其斯为天下群者哉,其斯为天下群者哉!”〔10〕“国群”就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近代西洋以此发家;“天下群”就是天下主义、世界主义,中国自古以此立基。近代中西之战而以中国败,乃是天下主义之败于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之败于国家主义。任公以“群术”化中时,已注意到这一点。中国屡战屡败之结果,是转而放弃天下主义以构建民族主义,放弃世界主义以构建国家主义,此一构建已耗时将近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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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411 任公在《说群一群理一》中,提出“群者天下之公理也”、“群者万物之公性也”〔11〕等命题,没有说明此处所谓“群”是“国群”还是“天下群”。若此处所谓“群”是“国群”,则任公主张中国进西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退中国天下主义、世界主义;若此处所谓“群”是“天下群”,则任公主张中国守自己本有之天下主义、世界主义,而拒西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于门外。中国面临两难境地:放弃天下主义、世界主义,文明之一大损失也;固守天下主义、世界主义,有亡国亡种之危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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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413 光绪二十三年任公撰《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以西洋政体学说化中土“三世说”:“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12〕以“多君为政”释“据乱世”,以“一君为政”释“升平世”,以“民为政”释“太平世”,乃是典型的“以西化中”,同样是大头戴小帽,戴不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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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415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又云:“世之贤知太过者,或疑孔子何必言小康,此大谬也。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间必经一君之政,乃始克达。所异者西人则多君之运长,一君之运短,中国则多君之运短,一君之运长。至其自今以往,同归民政,所谓及其成功一也。此犹佛法之有顿有渐,而同一法门。若会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来杀机寡于西国者,则小康之功德无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13〕此处依然还是“以西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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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417 任公撰《论支那宗教改革》,是在慈禧诛“戊戌六君子”之后,然其“以西化中”之立场犹在。具体说来,就是以“西式宗教”化“孔子之教”,以西洋之主义重新释读“支那宗教”。“以西化中”之结果,是得出“孔子之教旨”的六个方面;进化主义,非保守主义;平等主义,非专制主义;兼善主义,非独善主义;强立主义,非文弱主义;博包主义(亦谓之相容无碍主义),非单狭主义;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14〕其中“进化主义”、“平等主义”诸项,是中国思想完全没有的:中国思想是以彻底之“循环主义”而纳“进化主义”为其环节,置“循环”于“进化”之上,如何能说是“进化主义”?中国思想又以彻底之“机体主义”而纳“平等主义”为其环节,置“机体”于“平等”之上,兼采“不平等主义”,如何能说是“平等主义”?以西洋之“主义”而“发明孔子真教旨”,是给孔子穿上西装,是其全体“以西化中”努力之一部分,主旨在“政治”,不在“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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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419 《论支那宗教改革》之“以西化中”立场,是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这假定就是:西国之富强源于其宗教改革。任公曰:“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于宗教改革,而古学复兴也。盖宗教者,铸造国民脑质之药料也。”〔15〕泰西既赖“宗教改革”而致富强,中国当然亦应施行“宗教改革”。问题是中国本无“国教”,无从改起;于是只得先造一个“宗教”,然后改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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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421 任公所造之“宗教”,就是所谓“孔教”:“我支那当周秦之间,思想勃兴,才智云涌,不让西方之希腊。而自汉以后,二千余年,每下愈况,至于今日,而衰萎愈甚,远出西国之下者,由于误六经之精意,失孔教之本旨,贱儒务曲学以阿世,君相讬教旨以愚民,遂使二千年来孔子之真面目湮而不见。此实东方之厄运也。故今欲振兴东方,不可不发明孔子之真教旨。”〔16〕又云:“今当发明并行不悖之义,知诸子之学即孔子之学,尊诸子即所以尊孔教,使天下人人破门户之意见,除保守之藩篱,庶几周秦古学复兴而人智发达矣。”〔17〕“孔教”既被设定为中国人之“国教”,则“宗教改革”就是所谓“孔教改革”,改革之方式就是“以西化中”,给孔子穿上西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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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423 总之“以西化儒”、“以西化中”,是梁任公“儒学思想”第一步之思维格式,也是他早年之思维格式。此格式至今仍是中国学界处理中学与西学之关系的“主流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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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085425 第二节 第二步:“儒西并尊”与“中西并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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