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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文化三路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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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清楚地看到,梁漱溟的思想前后有三大转折。第一期约在二十岁前,那时他凡事皆以利害得失来说明是非善恶,认为有用的都是对的,是善的。反之,没用的当然则是不对的,是恶的。此种看法近于欧洲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肯定人生的欲望,或者说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欲望满足则乐,反之则为苦。第二期转入古印度的佛学思想,认为人生是苦的,慨叹人生不外是迷茫苦恼的一回事。人有无穷的欲望就有没有边际的苦,所以欲望便是迷茫。第三期则是梁漱溟1920年前后转入儒家思想,看到人生本是生趣盎然,充满无穷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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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的这种流转变化自然给予梁漱溟莫大的启迪。于是,他恍然意识到各民族的文化文明各自走着不同的路向,其间似乎并无共同或一般性的东西。因此他从此反对那种将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化硬塞进一个抽象的理论框架中的不同阶段的做法,坚持认为,文化都是特殊的具体的,抽象的普世性的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坚定地指出“中印两方文化文明之为两大派系,合起来西洋近代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下发展着现实幸福的社会风尚,岂不昭然其为世界文化文明三大体系乎”。(15)这就是他所谓的文化三路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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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三路向说的前提当然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文化的问题。而梁漱溟讨论文化问题是因为他感受到文化、东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紧迫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呢?第一,他指出,当时的世界几乎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在西方文化的压力之下,只有那些主动积极地接纳西方文化的国家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站得住脚,凡没有或来不及学会西方文化的国家纷纷地成为了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西方文化似乎不仅主宰了整个世界,而且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现代意义上的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都充满了西方的文化。整个世界的潮流是,非西方的国家只有西方化才能在此世界寻找到一席之地。这种西风压倒东风的一边倒的世界现状给梁漱溟非常大的刺激。第二,梁漱溟认为,从明末以来西方文化就一直压迫着中国文化,但中国人民在这几百年来似乎对于什么是西方文化有了逐步深刻的认识,但是直到新文化运动期间对于西方文化的一本源泉还是没有认识清楚。情形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好好地来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呢?因此梁漱溟说道:“现在对于东西文化的问题,差不多是要问:西方化对于东方化,是否要连根拔掉?中国人对于西方化的输入,态度逐渐变迁,东方化对于西方化步步的退让,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杀!到了最后的问题是已将枝叶去掉,要向喉咙去着刀!而将中国化根本打倒!我们很欢迎此种问题,因为从前枝枝节节的做去,实在徒劳无功。此时问到根本,正是要下解决的时候,非有此种解决,中国民族不会打出一条活路来。所以此种问题并非远大事业,是明明对于中国人逼着讨一个解决!中国人是否要将中国化连根的抛弃?”(16)所以文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到了非要根本解决不可的关键时刻。第三,即便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的北京大学,那些运动的干将们似乎对于文化、中国文化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也没有很清醒深刻的认识,并没有明确系统的了解。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蔡元培和几位教授要到欧洲去,教职员开欢送会,梁说:“那时候我记得有几位演说,他们所说的话大半都带一点希望这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洲,而将西洋文化带回来的意思。”(17)上述种种表明,在梁漱溟看来,东西文化关系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急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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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讨论文化问题的思想前提是佛家唯识学。他说:“我这个人未尝学问,种种都是妄谈,都不免‘强不知以为知’,心里所有只是一点佛家的意思,我只是本着一点佛家的意思裁量一切,这观察文化的方法,也别无所本,完全是出于佛家思想。”(18)梁自认是“完全出于佛家思想”,但他所理解的佛家唯识学与唯识学的本来面目是有区别的。他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比如他把唯识的非量理解成是直觉,直觉这一概念是从西方引进,如柏格森就大讲直觉而反对理智分析的方法,所以他的哲学思想又有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东西。从这样的思想前提出发,他来讨论什么是文化的问题。但要讨论文化问题,要讨论东西文化关系问题,就必须首先搞清楚究竟什么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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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文化下了这样的一个解说。他说:“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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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文化的问题又归结为生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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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又是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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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答道:“生活就是‘相续’。”(20)他认为生活与生活者没有区别,只有生活这件事,没有生活这件东西;所谓生物,只是生活,生活、生物非二,所以都可以叫作“相续”;生活才是根本,只有通过生活才可知道生活者或生物;宇宙也只是生活。他说“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由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似一的宛在,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在者也。”(21)这样的生活才是生活的真相,也才是生活的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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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生活的相续呢?梁认为,单就生活的表层上说,那么,生活即是在某范围内的“事事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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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事又是什么呢?梁漱溟自己答道:“一问一答即唯识家所谓一‘见分’一‘相分’。——是为一‘事’。一‘事’,一‘事’,又一‘事’……如是涌出不已,是为‘相续’。为什么这样联系涌出不已?因为我们问之不已——追寻不已。一问即有一答,问不已答不已,生活就成了无已的相续。”(22)他认为,这探问或追寻的工具其数有六,即眼、耳、鼻、舌、身、意。凡刹那间之一感觉或一念皆为一问一答的一“事”。所以,生活叫作“事的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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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这一问一答,又是由意欲操纵的。一问一答是事,所以生活就是由这一问一答的事的相续。一问一答又是由意欲决定的,所以他又认为“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23)所以,归根到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文化的根源在意欲。生活就是无尽的意欲与意欲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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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认为,在我们面前,这个差不多成定局的宇宙是由我们前此的自己而成为这样的。这个东西可以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所谓“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就是“物质世界能为我们所得到的,如白色、声响、坚硬等皆感觉对他现出来的影子呈露我们之前者”。而“现在的我”就是现在的意欲,这个“现在的我”,大家谓之“心”或“精神”。就是当下向前的活动,是与已成的我相对待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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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生活就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的一种奋斗。而奋斗就是应付环境。文化与文明有别。文明是我们生活中的成绩品。他说:“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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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所以文化的不同是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他说:“你要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在看文化的根源的意欲,这求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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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理解,他区别了中西印文化的路向为不同的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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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在此要解决一个到底什么是西方化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人从明末以来一直在考虑。但对于什么是西方化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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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同年间,人们只看到西洋大炮、铁甲、声、光、电、化的奇妙,所以,兴起了洋务运动,这时候人们全然没有留意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而来,却有它们的来源。梁认为,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他认为,有了西方的根本文化,才能产生西洋的大炮、铁甲、声、光、化、电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于东方文化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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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之站,海军全体覆没,于是大家开始意识到,火炮、铁甲、声、光、化、电,不是如此可以拿过来的,这些东西后面还有根本东西。于是大家逐渐意识到政治制度上面,遂有立宪论和革命论两派。梁认为,西洋的立宪制度、代议制度不是中国固有的制度,所以它们不能在中国实现,在中国生根,中国人不会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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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政治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提出伦理的觉悟为最根本的觉悟,这也就是说思想之改革较政治变革更为根本,于是陈独秀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里提出了科学与人权,认为这两样东西才算是西方文化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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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是很赞同陈独秀的看法的,指出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是无论世界上哪一地方皆不能自外的”。同时他也承认西方文化无论在精神生活方面,还是在社会生命方面和物质生命方面,都要远远地超过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同意把西方文化归结为民主与科学两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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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进一步的思考却使他认为,对西方文化这一认识仍有两个很重要的不称心的东西,即:第一,这样的说法没有能够表示出西方文化“征服自然”的特色。第二,民主和科学这两种精神彼此间有无相属关系,把它们算作一个精神成不成呢?梁认为,不能这样做。但是如果在表述西方文化的核心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标举科学与民主这两样东西,那么梁漱溟则对西方文化这样的看法还是有问题的,还可以进一步商榷。梁漱溟自觉到,他的任务是要在科学与民主背后去寻找这两样东西的共同一本的源泉。他指出,只有得到这样的源泉之后,我们才可以说对于西方文化有了根本性的认识,我们的考究也才可以说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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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认为,在讨论西方文化时,要求把许多说不尽的西方化归缩到一句两句话,把它表示出来,使那许多东西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于我们的心目中,才算是将我们的问题答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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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认为文化是一民族的生活的样法,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满足与不满足罢了,这样的话,我们要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我们只要求这家文化的根本的意欲。各民族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各民族满足意欲的方式的不同就是很显然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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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文化的这一看法,梁漱溟认为生活的样法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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