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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四节 儒家的理性至上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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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的分析表明,直觉或本能自身充满着不少说不清道不白的问题,用这样的理论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长之处则更会增长人们的怀疑或疑惑。但三路向说是梁漱溟文化思想的基石,是他的基本信念。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则是如何来寻找一个理论的切入点来解读中国文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约一年之后,经过长期思考后,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所以较之西方文化优越是因为她以理性见长。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明白地指出:“我尝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现在更正确地指实来说,那就是人类理性开发早,想明白中国过去文化,及中国本来的前途,都要先明白这个东西——理性。”(47)似乎就是在这本书中,梁漱溟开始以“理性”代替“直觉”或“本能”来说明中国文化的特异之点和优长之处。此后的几十年他都未改这一诠释中国文化的基本看法。如在《朝话》(作者于1932年至1935年间与学生作朝会时的部分讲话辑录)、《中国文化要义》(始作于1942年春,1944年中辍,1946年末重新写作,1949年6月完成)、《中国——理性之国》(始作于1967年,完成于1970年)中,作者都是从理性的角度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后两书的最为重要的或核心的概念即是“理性”。我们可以看到,约从1922年直至1970年前后,梁漱溟一直在以“理性”这一观念解读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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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理性呢?在《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梁漱溟是这样来解说“理性”的。他说:“所谓理性,是指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吾人心理平平静静没有什么事,这个时候,彼此之间无论说什么话,顶容易说得通。这似乎很浅,很寻常,然而这实在是宇宙间顶可宝贵的东西,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在这一点。”(48)对于理性的这一解读严格说来还不能算是道出了理性的本质特征,顶多只是个描述。但梁漱溟本人却始终坚持对理性的这一看法。如在后来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第七章中的第一节“理性是什么”解答理性的时候,他用的还是这同样的描述。从这一描述中,我们可以大略看到,他所谓的理性至少有如下的几点:第一,理性是人的理性,是人类特有的,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第二,理性既是人类的特征,而人是有思想有语言的,而思想与语言是有其自身的法则与结构,且不说思想,语言本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这就暗含着某种共性的东西在其中;第三,理性是平静通达的心理,这一说法表明:(一)梁漱溟仅仅是停留在心理学的层次而没有上升到纯粹哲学的层面上讨论理性,因此他讨论的所谓的理性是从对中国文化现象的概括提升,有别于西方哲学对于理性的讨论;(二)理性只是平静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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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类不只具有理性,正如梁漱溟在早期所主张的那样,人类还具有本能或直觉。除直觉或本能外,人类明显地还有所谓的理智。梁漱溟指出:“趋向本能者,即是生下来依其先天安排的方法以为生活。反之,先天安排的不够,而要靠后天想办法和学习,方能生活,便是理智之路。”(49)生物的方式大体就是这三种。蜜蜂、蚂蚁等是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则不同,他们依赖的是自己的理智,而且也只有人类才具有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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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漱溟看来,“理智只是本能中反乎本能的一种倾向。……有了理智就不要本能”。(50)可见,理智与本能二者是正相反对的,理智越强,本能越弱;而本能越强则理智越弱。动物,即便是高等动物,依然是依靠本能讨生活的。而人类则大不一样了。因为“人类是从本能生活中解放出来的”。人的生活当然是依靠其自身的器官,但人之为人重要的不在此,而在于人类能够自觉地扩大自己的心思作用。心思作用的特点,用梁漱溟后来在其《人心与人生》一书中的话说,就是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换句话说,就是人有自觉能动性,能够根据生活的需要及外在的环境制订计划,实施计划,从而改造环境。理智的重要的产物即是知识。知识越发达,人离乎本能也就越远。理智的心思作用或知识的发展已经使人类渐渐地与自然疏离淡远,开阔了他的视野,提高了他的境界。也使人类超脱了自己的物质生活,而更多地关注精神生活及其意义。理智超乎本能的这一趋势逐渐使人达到了梁漱溟所说的“无所为之境地”。在此境地上,人类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越出理智而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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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境界梁漱溟称之为“理性”。他说:“盖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从这里不期而开出了无所私的感情(impersonalfeeling)——这便是理性。”(51)显然“无所私的感情”容易理解,比较困难的是“无所为”的含义。根据梁漱溟的解释,各种本能都是谋求生活的方法手段,我们要生活就必须运用本能作为手段方法。如果人类的生活仅仅局限于本能的生活,仅仅只是为了生存,那么生活就沦为了方法手段。这时的生活就是有所为。但当人类的生活发展或升华到了理性的境界,生命已然超脱了本能,物质生活在人的生活中只占据很小的部分的时候,生命本身成了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因此对生命而言,她已不仅仅是手段方法,而到达了“豁然开朗无所为之境地”。于此境地,人类有了好善求真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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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他所谓的理性具有如下的含义:第一,理性是无所私的,这应该是理性的核心内容。第二,理性是人类的心思作用的一种,人类的心思作用还有另一面叫做理智。理性与理智均属人类的心思作用。知的一面叫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就是理智,然求正确的心却叫理性。理性与情相干。第三,理性不是为了生存或生活本身。第四,理智作用无限,但做不了主,做主的是理性,而理性的取舍要以无私的感情为中心。第五,本能的生活无所谓错误不错误,高等动物虽有错误,但不自觉,亦不负责,唯人类自觉其错误,并能够本着理性而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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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智的观点来看人、自然,往往会将人、自然打成两截。如从理智来审视人,那么就不会将其看做整个的系统,而是将心、身打开。不仅个人的身心如此,自我与他我也是处在不和谐的状态之中。再来看自然,从理智的观点来看,自然只是人类改造的对象,人只按照自己的欲望无节制地榨取自然界,资源因此不断枯竭、环境也因此持续地遭到破坏。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斗争的历史,而且也是一部资本掠取、剥夺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资本的灵魂就是追逐无限制的欲望的满足,给这个世界带来无穷的问题,人祸日益严重以至今日。梁漱溟指出,一切问题都出在人自身。他说道:“盖清明不清明,和谐不和谐,都是生命自身的事。在人自见自知,自证自信,一寻求便向外去,而生命却不在外。今日科学家的方法,总无非本于生物有对态度向外寻求,止于看见生命的一些影子,而且偏于机械一面。和谐看不到,问题却看到了。其实,人绝不是不成问题。说问题都出在人身上,这话并没有错。但要晓得,问题在人;问题之解决仍在人自己,不能外求;不信赖人,又怎么样?信赖神吗?信赖国家吗?或信赖……吗?西洋人如此;中国人不如此。”(52)由理性的观点所看到一切不同于西方人的。中国人是从理性的观点来欣赏一切。于是“中国古人却正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人自身是和谐的(所谓“无礼之礼,无声之乐”指此);人与人是和谐的(所谓“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在此);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所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等等)。儒家对于宇宙人生,总不胜其赞叹;对于人总看得十分可贵,特别是他实际上对于人总是信赖,而从来不曾把人当成问题,要寻觅什么办法”。(53)从此种视角来看,梁漱溟又认为,所谓的理性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她就是和谐,即清明安和之心就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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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漱溟看来,理智与理性间的关系和理智与本能间的关系不一样。理智是反乎本能的一种心理倾向,理智越强则本能越弱,反之亦然。而理智与理性之间虽有区别,但两者并不南辕北辙,而是人类的心思作用的两面,已如上述。梁漱溟区别此两者的本意是在构建其中西文化比较的理论系统。由于他意识到前此以直觉解读中国文化的种种不妥,经过缜密细致的思索之后,他现在要以理性与理智来说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他的看法是:“心思作用为人类特长,人类文化即于此发生。文化明盛如古代中国、近代西洋者,都各曾把这种特长发挥到很可观地步。但似不免各有所偏,就是,西洋偏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偏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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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人理智偏长所以科学在西洋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中国数千年来却有好讲理的风气。试一翻看东、西方的书籍,就可以轻而易举看到无数的相关的例证。如中国人崇尚的是理,凡事以理为取舍的准则。所谓“有理讲倒人”、“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如中国人眼中的不同的宗教是可以相容的,不是绝对排斥的,因此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家庭内既供奉着菩萨,也信奉儒家的教义,同时对于道教也顶礼膜拜,常常是一个庙堂内并立着孔子、老子、释迦的像。民间常有欲以沟通各家宗教的倾向。因为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教虽不同,其理则一”,他们看重的是理,而不是不同形式的宗教间的差异。于是梁漱溟说道:“正见其是直接的信理,间接的信教。”(55)西洋人则不一样。他们虽也注重理,但其理的含义却与中国的大有不同。你试看一下亚里士多德的书所讲的形式逻辑的纯粹推理公式,看看他们所津津乐道的纯粹的毫无经验内容的数理推导系统,很容易明白西洋传统的自然科学讲究的就是这些,即便晚近以来的社会科学也有强劲的模拟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可见,中西两家讲的理是有很大的不同。梁漱溟有鉴于此,遂把西方人所乐意自得的这一套道理称之为“物理”,而中国的道理如父慈、子孝、君仁、臣敬、明德、亲民、至善之类说辞却偏在人世间许多情理。西方的科学之理,是一些静态的知识,是关乎外在的事物的知识,似乎与人的行动并无很大的关系。而中国人所说的理却在在指示人的行动的方向。不管怎么说,在梁漱溟看来,西方人所讲的是物理,中国人所讲的是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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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与情理是同属于人的心思作用的。这是两者间相同的一面。但她们之间的不同却也为梁漱溟注意到。第一,如物理关注的是外在世界。知识尽管是人的知识,但却是人关于外物的知识。所以物理是关于物的理,而不是关于人的理。情理却大不一样,她们不是关于外物的,不是知识,而是涉及人行为的内在动机,是关于人的理。第二,知识的基础是人对外物的经验观察,要得到正确而客观的观察内容,观察者首先要屏除主观的好恶是非等种种感情;而情理则不一样,她关乎的是人本身,是人的整个的自己。这其中当然有理的一面,即理是法则或规则,是人人必须遵循的;然她还有另一面,即情的一面,情理是关于人情的理,所以情理是基于感情之上的。如正义感,就是一种感情,“对于正义便欣然接受拥护,对于不合正义的便厌恶拒绝。正义感,即是正义之认识力;离开此感情,正义就不可得”。(56)他又说道:“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智,而以感情为其根本,但却不远于理智——此即所谓理性。理性不外乎人情。”(57)要注意的是,情理所谓的感情不是一己的或私的感情而是无私的或为大家认同的感情。第三,物理与情理间的区别也可以从负面得到说明。所谓负面是说,人极有可能会犯错误。从物理与情理的角度讲,人的错误就有两种。比如参加考试,学生复习工夫不够,自然会答错题。答错题是他对物理把握不好,是知识方面的错误,是学习能力上的错误。如果这一学生答不出题,于是作弊。此时他所犯的错误就不是物理方面的错误了,而是情理方面的错误。这一错误就不是能力方面的错误,而是品行方面的错误。梁漱溟认为,人的错误在很多场合下是由于理智方面的。有了错误而不甘心于错误,总想改正错误,这种改正之心正是出于人的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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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见,梁漱溟上面所说的那种情理就是他反复强调的理性。而且他进一步指认,中国文化中的理性或情理在历史上是由儒家所提倡的。他说:“儒家假如亦有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58)他有这一看法据他自己说是受了日本学者五来欣造的影响。五来欣造认为,儒家的思想就是理性的。在他看来,儒家所尊崇的既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也不是国家权力,且也不是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而是理性。(59)梁漱溟对此一看法极表赞同。他指出,正是在儒家的领导之下,二千多年来,中国文化形成了这种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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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认为,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的形成,周公与孔子的贡献最大。孔子以前的文化以周公为代表,周公以后的文化则以孔子为代表。他指出,在形成“周孔教化”方面,周公与孔子还是有所区别的。“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如礼乐制度之制作等。孔子则似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道理之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来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60)他认为:“孔子深爱理性,深信理性。他要启发众人的理性,他要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而其道就在礼乐制度。盖理性在人类,虽始于思想或语言,但要启发它实现它,却非仅从语言思想上所能为功。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而理性乃油然现前,其效最大最神。——我们知道礼乐设施之眼目,盖在清明安和四字。”(61)我们知道根据梁漱溟的理解“清明安和”就是理性。可见,理性是与礼乐是相通的。礼乐制定的依据就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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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认为,正是理性规定着中国文化的全部特征,使中国文化在历史上走着一条截然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文化发展之路。比如说,我们看世界上各个民族文化似乎都是以宗教为其核心而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则不一样。众所周知,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到底该如何来解释中国文化的这一最根本的发展趋向呢?梁漱溟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是因为中国文化是理性的文化。而孔子是使中国文化走上理性之路的设计者。他指出,孔子的思想与宗教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宗教总是要讲生死鬼神这一套,但孔子却偏不谈这一套东西。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其次,一般宗教都有罪福观念及其祈祷消灾的宗教行为,但孔子却是反对请祷。孔子说过“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第三,“宗教所必具之要素,在孔子不具备,在孔子有他一种精神,又为宗教所不能有的。这就是他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事该作,什么事不该作,从理性上原自明白。一时若不明白,终可明白。因此孔子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而要人自己反省”。(62)第四,儒家极其注重礼,但孔子却可以随时随地讨论修改礼。其他的宗教绝不可能随意修改制作礼仪。第五,一般宗教所奉行的教戒不是出于个人的制作,其实施的标准是外在的,是呆定的,是绝对的。但孔子教人所行之礼,则是人行其自己觉得应行之事,斟酌于人情之所宜,其标准不在外而在内,不是呆定的,而是活动的。第六,一切宗教都有不少的神话与迷信,而中国的经书中却少有神话与迷信,这与孔子的删定应有莫大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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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与宗教间的上述区别清楚地表明,孔子时时处处在启迪人的理性,使得中国人的头脑中少了许多的障蔽,避免了宗教的通病——迷信与独断。因此梁漱溟极力赞扬孔子的理性精神,指出:“他总是教人自己省察,自己用心去想,养成你自己的辨别力。尤其要当心你自己容易错误,而勿甘心于错误。儒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这是何等精神!人类便再进步一万年,怕亦不得超过罢!”(63)又说:“宗教是一怪东西。它一面涵有理性成分,一面又障蔽了理性,它方使人在此得相联通,同时却又使人在彼隔阂起来。上说那些歧见猜防,褊心固陋,如其不尽出于宗教迷信,至少亦与宗教有关。在西洋,其文化所以不能统一,民族所以难于融合,至今欧洲卒必分若干单位而不止者,正为他们当初走宗教之路所不可免。而中国的好处,就在早早脱开宗教,创辟其非宗教的文化。所以论人口,我与欧洲相埒,且他们经济进步而我未能,他们交通发达而我未能,相形之下,人们在生活关系上自又大为疏远,地面又显得格外辽阔,却是他们所不可得之融合统一,我先得到。此即中国文化虽未能以理智制胜于物,独能以理性互通于人,他们尽管身近而心不近,我们虽则身远而心不远。”(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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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孔子的理性精神的启迪,中国文化遂走上了道德代宗教的路子。道德为理性之事,完全依赖于个人的自觉自律。人生行为的是非曲直标准不在外,就在人的内心的情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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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因此由理性而走上道德代宗教的路子。但直接以道德代宗教是不行的,必须取径于礼,应该有一整套的礼乐制度来规范人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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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就是从理性这一角度来研究中国民族性的。经过研究,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十四个重要的特征,归根结底,一切的一切,总不外理性早熟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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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列的第一个特征是说中国文化是“无兵的文化”。梁漱溟指出,中国的“无兵文化”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第二个特征“不像国家”而来。中国之所以不像个国家是因为她融国家于社会。其所以如此,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人是集团生活见长,从集团生活便逐渐走向了国家,而中国则始终未走上国家但却总能够长久存在不被淘汰。还有更深层的第二个原因,即因为理性早熟,周孔教化主导的中国文化使传统的宗法制度转向中国文化特有的伦理组织或伦理社会,以伦理本位代替了家族本位。《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还进一步论述了为什么西方社会产生了民主制度,而中国没有民主制度的原因。这仍然是由于西方社会由强大的集团生活走向了国家制度,而中国则由于不像国家,没有强大的集团生活的缘故(详见《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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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社会走宗教法律之路。梁漱溟认为,宗教自来为集团形成之本,而集团内部组织秩序的维护依靠的就是法律。在他看来,宗教与法律是紧密相连的。而中国走的是道德礼俗之路。道德要以自觉自律为其本,而礼俗是在社会中逐渐地演化而成,非由某种强力由外强加的。两相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古人之迥出寻常者,即在其有见于人心之清明正直,而信赖人自己。……是倚乎自力,而非如西洋之必倚乎他力。我所云理性早启者,正指此点。……唯理性为道德在人类生命中之真根据”。(65)对于什么是“自觉自律”,《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也从“理性”的角度予以解释。“云何为自觉自律?好好恶恶而心中了了,是曰自觉;基于自觉而行吾所好,别无所为,是曰自律。”梁漱溟指出,理性,即指自觉自律之条理天成而言。(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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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是在西方社会中孕育与发展、繁荣起来的,为什么科学出现在西方而未能在中国出现,其故何在?这是现代中国人经常思考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可以给出种种不同的解答。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梁漱溟当然也必须给出自己的回答。既然他认为理性是中国文化所有一切特征的源泉,所以他自然也是站在理性的视角来解读中国为何没有能够形成现代科学。他指出:“科学在人类生命中之根据是理智,而道德在人类生命中之根据则是理性。道德与科学不冲突,理性与理智更无悖,然理性早熟却掩蔽了理智而不得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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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说,中国文化不是以知识擅长,不是以经济擅长,亦非以政治军事擅长,在历史上经历过极多的变故,分分合合,虽有时亡于异族的野蛮武力,但总能复兴。对周边民族不是以武力相慑,而往往以文化取胜。中国自分而合,化异为同,吸纳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成就了中国文化统一的伟大局面且绵延了数千年之久。那么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了这一历史事实,由于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所以对这一现象有着不同的解释。梁漱溟考察了几位学者的看法,但深感不满。他认为,中国文化统一的伟业的形成应该有如下的原因。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化统一的重要的力量,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虽然语音有别,但文字却是相同的。语言为交流思想表达情感的工具,且更为重要的是圣贤经典都是以汉字流传下来的,如此等等,所以汉字在中国文化统一的伟业中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可低估。但梁漱溟指出,文字不过是承载文化的工具,文化的核心不应该在文字。而且语言文字虽然是人类生命相联相通的工具,有了此一工具,但人类的生命却未见得就能够相通。因此,他认为,文化的统一“首在其人生态度礼俗信念,次则在其生活上经验方法技术,并不在文字上”。(68)他认为,要探询中国文化之能够成就统一伟业的原因,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中国人的“宽宏仁让,与人相处易得融合”的一面。其次是中国人“开明通达,没有什么迷信固执”。(69)迷信固执就不易与人相处,且容易起争端甚或战争。中国人的仁厚宽容与开明通达而不迷信固执表现在人生态度上就是正当适中。什么是正当适中呢?梁漱溟解释道:所谓正当适中是既不落于禁欲,也不落于恣欲。禁欲违反身体,恣欲则不免陷在身体中。所以禁欲与恣欲总不免偏于极端。而中国人却“得乎人类生命之和谐而与大自然相融合,是即正当人生仁厚有容,开明无执,皆不过其表现于外者。非宗教的文化之出现于中国古代,正为其时有人体现了此种人生,体验了此种人生——这就是所谓圣人,他本乎此种人生以领导人,就有所谓周孔教化。异族之同化,即与我一同向往于此种人生,文化之统一,即统一于此种人生之向往”。(70)我们看到,仁厚宽容,开明通达、没有迷信固执的人生态度最近情最入理,当然也就最正当适中。中国人的此种人生态度就是理性指导下形成的人生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梁漱溟指出,是理性成就了中国文化统一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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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在梁漱溟看来,正是由于孔子的设计和弘扬,中国文化才因此走上了理性之路。而正是理性规定了中国文化的一切特征。中国文化的长处在斯,其短处也在斯。梁漱溟这一解读的基本立场是认为,人类的本能、理智和理性应该是循序渐进的,由本能而理智再进而为理性,而中国文化却不,她是直接地由本能而进入了理性,因此步骤显得凌乱,秩序因此出错。而所以步骤出错显然是因为孔子的伟大聪明,过早地引导中国文化走向了理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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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结论是:“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中国的欠缺,却非理性的欠缺(理性无欠缺),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欠缺。……所有中国文化之许多特征,其实不外‘文化早熟’之总结果。”(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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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把中国文化看做是理性的,并从理性的角度审读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质,应该说是正确的,是有见地的,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秘密,确实发前人之所未发。说孔子热爱理性、赞美理性是完全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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