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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生平和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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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是儒家思想的积极提倡者。“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论述，知行合一新论与直觉论，“心即理”的唯心论，构成他儒学思想的主要部分。他对儒学思想的解读直觉地融进了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西方文化或哲学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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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1902—1992），字自绍，四川省金堂县人，1902年9月20日生。父亲是一位清代秀才，曾主持乡县教育事务。家境殷实，衣食无忧。他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八岁入私塾发蒙，从《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百家姓》读起，一直读到“四书五经”，旁涉诸子书籍。他“从小深受儒家熏陶”，“特别感兴趣的是宋明理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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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那年，他读完小学，因身材矮小，又体弱多病，父母不放心他一人赴外地求学，于是要求他在家自修两年。1917年，他考入著名的四川成都省立石室中学，从此开始了独立求学的生涯。1919年，贺麟初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学校，曾当过《清华周刊》总编辑。在校期间，贺氏被梁启超的渊博的学识所折服。在此期间，他还曾多次拜访过梁漱溟。受梁启超、梁漱溟思想的影响，他对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将毕业的那一年，吴宓教授首次为高年级开设“外文翻译”课，讲授翻译的原理与技巧，于是贺麟选了这门课。在吴宓的影响下，他“想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身的‘志业’”。(2)1926年贺麟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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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贺麟赴美留学，插入美国奥柏林大学哲学三年级。奥柏林大学浓重的基督教的氛围及该校哲学系重实用主义哲学的传统都给贺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8年，贺麟修满了学分，提前半年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同年入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由于“不满于芝加哥大学偶尔碰见的那种在课上空谈经验的实用主义者，所以在28年下半年转往哈佛大学”。哈佛大学的哲学系重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是新黑格尔主义的重镇，理论思维水平较高，这与重视义理的贺麟相契合。在留美期间，贺麟基本上确立了研究西方哲学的方向。斯宾诺莎的哲学首先引起了他的学术兴趣。在哈佛读研究生期间，由于与怀特海接触，他研究斯宾诺莎的愿望变得更为强烈。而对斯宾诺沙哲学的探索遂使贺麟对黑格尔哲学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又自学了黑格尔的哲学。贺麟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是从新黑格尔主义契入的。他说道：“我最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格林和美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鲁一士，特别是鲁一士的《近代哲学之精神》和《近代理想主义演讲》这两本书对我启发甚大。”(3)为了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贺麟决意到黑格尔的故乡深造。1930年在哈佛取得硕士学位后，他便启程来到德国，入柏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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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贺麟回国。9月受聘于北京大学，任讲师。1932年至1936年任副教授，1936年任教授。他先后主讲过西方现代哲学、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哲学概论、黑格尔哲学、斯宾诺莎哲学、伦理学等十多门课程。同时他也在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哲学系兼课。1938年，贺麟到“西南联大”任教。此时，他也曾在设于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哲学一年。1935年，哲学界同仁发起成立了中国哲学会，贺麟在第一届年会上当选为理事。1937年又当选为常务理事，与另两位常务理事金岳霖、冯友兰共同主持学会日常工作。1942年，他任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随北京大学迁回北平，翌年贺麟任北京大学训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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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他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任研究员，先后担任西方哲学史研究组组长、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文《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名誉主编。曾任第二、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9月，贺麟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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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是中国近代自严复以来最杰出的翻译家。他在中国哲学界积极地从事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和介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译述和介绍才逐渐走上了严格认真、高层次、有系统、有计划的轨道。这有助于中、西哲学的交流和贯通。可以说贺麟是中国西方哲学史界当之无愧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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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介绍、译述西方哲学思想的宗旨是要从中吸收有利于重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贺麟在这一方面做的具体工作是将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与他认可的西方正宗的唯心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创立了“新心学”的唯心主义哲学。1940年，他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开始提出其“新心学”的基本思想。《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是他阐述“新心学”思想的基本著作。由是，贺麟也是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新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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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的主要著述有：《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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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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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中国的出路何在”是当时热烈讨论的问题。贺麟的答案是必须走“学术建国”的路，其核心在于要以儒家思想的真精神、真意义来建国，建国的标准是以能否契合儒家精神为标识。他认为，康有为以来的五十年的思想史的主潮就是新儒家思想的发展，而陆王心学的复兴和发扬是其中的主线。在这种考察的基础之上，贺麟提出了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他认为儒学本来就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因此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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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抗日战争的初期，贺麟就认为，实现现代化是当时中国的急迫之务。但是他认为现代化决不应该局限在所谓的实业化、工业化、机械化、行政机构的现代化等方面，而且应该包括现代化的思想、现代化的道德。假如思想道德不现代，那么实业、军事、政治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这反映出贺麟对思想道德与经济实业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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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他分析说：经济实业可以影响思想道德，思想道德也可以影响经济实业。但是，照他看：“被动的为经济所影响的思想道德，非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思想道德。反之，为思想道德的努力所建设的经济实业，方是真正的经济实业。”(4)这是因为，“真正的道德行为乃为自由的意志和思想的考虑所决定，而非受物质条件的决定”。(5)这就是说，心为心因，物为物因。思想决定思想，经济决定经济。所以，经济实业与思想道德是同一社会的两面，不能互为因果，互相决定。然而，就经济实业的本质言，“经济实业乃道德努力的收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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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进一步分析道，自然非经济，必须利用自然方是经济。经济是人造的。经济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力征服自然的收获。所以，贺麟说：“就经济的性质或意义论来，经济就是为人力所决定的东西，是由人类的理智和道德的努力创造而成的东西。由此足见一切经济或一切金钱，其背后均有道德的观念和意识的作用在支配它。更足见经济既是理智的和道德的产物，故即所以代表能产生此经济的主人公的意志、思想或道德观念。经济既是代表它背后的主人公的意志、思想或道德观念的工具，故有时一个人的行为虽表面上好似受经济的支配，而其实乃是受那经济背后的主人公的意志的支配。”(7)可见，在贺麟看来，经济乃人类利用理智的努力和道德的努力所得到的结果。所以，其结论便是，经济的现代化并不能使思想道德随之也现代化，只有思想道德的真正现代化才能有经济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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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不仅讨论了思想道德和经济实业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也进而讨论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同样，政治也是独立自由的，也有其特殊的领域和神圣的使命，也有自己的规矩准绳，纪纲律例。据此，学术与政治之间彼此应当互不侵犯，两者各有自己独立自主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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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贺麟又说，学术与政治这两者之间又应该有一种密切的联系，而失掉了这种联系，就会两败俱伤。具体而言之，就是一个自由独立的政府，一定会尊重学术的自由独立，一个自由独立的学术也一定能够培植独立自由的人格，帮助建树独立自由的政治。他据此明确地指出：“学术是政治的根本、政治的源泉。”(8)他进而用“体”与“用”的关系来说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说：“学术是‘体’，政治是‘用’。学术不能够推动政治，学术就无‘用’，政治不能够植基于学术，政治就无‘体’。……政治是学术理想在社会人生的应用、组织和实现。……政治没有学术作体，就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学术没有政治作用，就是少数人支离空疏的玩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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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关于学术与政治的这种关系的理论，贺麟明确地提出了“学术建国”的思想。他认为日本除了崇奉武力及与武力有关的科技外，看不出日本文化的创进与发扬。以文化学术在世界上列于第三等国的日本，政治军事一跃而居一等强国之列，这种先天不足，本末倒置，实为日本的根本危机。学术文化的一等国，政治军事虽偶遭挫折，终必复兴。譬如德国在欧战后，政治军力，虽一落千丈，但学术文化仍居一等国地位，故终将复兴为第一等强国。他所以如此来比较日本和德国，是因为他认为：“学术文化是培育精神自由的基础。一个精神自由的民族，军事政治方面必不会久居人下，而学术文化居二、三等国地位，政治军备却为一等强国的国家，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若不急从文化学术方面作固本浚源工夫，以期对于人类文化和世界和平有所贡献，终将自取覆灭，此乃势理之必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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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关于学术与政治的这种关系的理论，贺麟指出，中国百年来所以备受异族侵凌，国势不振，“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学术不如人”。(11)而中国之所以能够复兴建国，是因为“中华民族是有文化敏感，反可引起新生机，逐渐繁荣滋长。近数十年来，虚心努力，学习西洋新学术，接受西洋近代化的结果，我们整个民族已再生了，觉悟了，有精神自由的要求了，已决非任何机械的武力、外来的统治所能屈服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抗战建国运动，乃是有深厚的精神背景和普遍的学术文化基础的抗战建国运动，不是义和团式不学无术的抗战，不是袁世凯式的不学无术的建国。由此看来，我们抗战的真正最后胜利，必是文化学术的胜利。我们真正完成的建国，必是建筑在对于新文化、新学术各方面各部门的研究、把握、创造、发展、应用上。换言之，必应是学术的建国”。(12)也就是说，中国民族百年来的危机乃是“学术不如人”，而中国民族复兴的希望在于中国有悠久的文化学术传统，而又虚心向西方学习。总之，贺麟的观点是：“任何建国运动，最后必然是学术建国运动。离开学术而言建国，则国家无异建筑在沙上。”(13)这就是贺麟“学术建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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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国具有数千年深厚的文化基础，中华民族又是有文化敏感、学术修养的民族，为什么又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是学术文化不如人呢？贺麟认为，这是因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更具体而言之，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是“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14)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不是来自外部的，而仍旧是内在的文化的原因。贺麟说：“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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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儒家思想真精神的丢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如果说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那么“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总之，“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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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贺麟所谓的“学术建国”，其核心在于以儒家思想的真精神、真意来建国。其建国的标准也是以能否契合儒家精神为标识。他坚信：“中国许多问题，必达到契合儒家精神的解决，方算得达到至中至正、最合理而无流弊的解决。如果无论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上各项问题的解决，都能契合儒家精神，都能代表中国人的真意思、真态度，同时又能善于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从哲学、科学、宗教、道德、艺术、技术各方面加以发扬和改进，我们相信，儒家思想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文化的前途也是光明的。”(17)于是，贺麟提出了“儒家思想新开展”这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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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地探讨“儒家思想新开展”的途径，贺麟对康有为以来的五十年的思想史作了详尽的考察。他认为，中国哲学在近五十年来有了进步。这进步的来源，“可以说是由于西学的刺激，清末革新运动的勃兴，和从佛学的新研究里得到方法的训练，和思想识度的提高与加深”。(18)其中最主要的是“西学的刺激”，“我们打开了文化的大门，让西洋的文化思想的各方面汹涌进来。对于我们自己旧的文化，即使不根本加以怀疑破坏的话，至少也得用新方法新观点去加以批评的反省和解释，因而觉得有无限丰富的宝藏，有待于我们的发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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