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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道德自我的展开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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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对道德自我的建立初是从个体人格的超升上进行的，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道德自我，还只是一个主体性的自我，内在的自我和抽象的自我，这个自我尚需要在客观世界里展开，才能完成它自己。唐君毅对这一点阐述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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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或一特殊的文化价值之实现。……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道德之实践，内在于个人人格。文化之表现，则在超越个人之客观社会。然而，一不显为多，本不贯于末，理想不现实化，内在个人者，不显为超越个人者，则道德自我不能成就他自己。(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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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自我在各个文化领域里的展开，形成了人文世界，而丰富多样的人文世界，也都应在道德自我的统摄之下方不至于分裂。唐君毅所论述的人文世界图景，也就是他的主体性道德自我对象化自身、展开自身的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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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唐君毅欲构建的是一个以心灵本体和心灵活动为核心的形上学体系，因而，文化世界的建构，就被纳入了这个形上学体系之中。唐君毅对于文化的观念是在融合了中西方哲学传统的智识后形成的，因而，其理解的文化就更宽广和深邃。唐君毅对于文化的定义相当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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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文化之意义，则凡人在自然之上有所创造增加者，皆属于文化。(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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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认为，人类文化是精神活动的表现或创造，而精神最初属于个人。个人表现其精神于他人，遂有社会文化，而个人的精神，又根据其理想而生。所以，人的精神和理想是决定人的文化活动的第一因，现实世界的理想意义，都要根据人的精神、理想而定。人的一切精神活动的本性，就在于使主观理想现实化客观化，使客观现实理想化内在化。因而精神活动不仅仅是一主观的心理，而是综摄心与物，心与生命，生命与物，个人与社会，主客内外的相对，而成一绝对的文化价值流行之世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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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观念上，唐君毅继承了儒家尊人文的传统，从先秦孔子统六艺之文化于人心之仁，孟子的义利之辨和对人生的重视，荀子对人为与文化的强调，以至宋明儒中船山的气学，唐君毅都尤为重视。他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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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之论礼、乐、政教，犹能力求直透于宇宙人生之本原。唯王船山之论性与天道，过于重气，诚不如朱子、阳明重心与性理之纯。然重气即重精神之表现，由精神之表现以论文化，又较只本心性以论文化者，更能重文化之多方发展。而我今之论文化，即直承船山之重气重精神之表现之义而发展。然吾人之言心与性理，则仍依于朱子与阳明之路数，此即本书所承于中国儒家思想者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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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对于文化的观念，主要是中国儒家式的，但论述方法则采用了西方式的，并遵循了康德、黑格尔的理想主义传统。中国哲学论学方式往往是明体以达用，立本以持末，西方哲学传统则常常反之，是由末返本，由用识体，先肯定社会文化为一客观的存在，再反溯其形成的根据。唐君毅在论述道德自我展开时，就是由横面的论各种文化活动，揭示出它们的道德理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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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西文化各自的缺陷所在，唐君毅有清楚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应由本成末，现代西方文化，则应由末返本。他指出，道德自我、精神自我不仅应存在，而且要与各种文化活动贯通，从而为中西文化理想的会通，建立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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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方现代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唐君毅对于“自我”持类似于生存论的态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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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属于已成之现实者，皆属于过去之世界，而现在之自我或方生之自我，对于已成而过去之现实，皆可有不同之态度。凡过去之我或已成之现实之我之如此，均不涵蕴吾今后之必然如此。(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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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应当与否的判断，也应超越过去自我或既成自我，而以当下自我之自觉和不自觉的理想作标准。成就此理想的自我，也就是中国儒家所说的性理。唐君毅认为，此性理或理性，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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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生起创发一切具普遍性之理想之超越而内在的根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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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此理性或性理之自我，即一恒常悠久的具普遍性之超越自我。(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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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超越自我即是当下的超越自我。当下生发理想、志愿的意志，也即自我主宰与改造的道德意志，纯是自己为自己，所以是自由的，而一般的文化活动，则要寻求实现于外在的客观世界，因有一客观的外在世界相对与限制，故为不自由。可以说，我们的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自身，对于精神或文化活动起决定作用，是其创生的依据；他人和社会等客观的外在环境，对于精神或文化活动则起规定作用，构成其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后者只是消极地规定我们的精神或文化活动形态不能为其他种类，而不能积极地决定精神或文化活动必为何种类。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为体，一切精神或文化活动皆为其用。因而，由超越自我统摄的精神活动最终形成的文化，具有自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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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或文化活动，有自动自发之自由，其表现的文化活动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那么，何时为合理，何时为不合理呢？标准就是精神自我、超越自我的理性所形成之理想。顺承此理想和理性而生起或创发的活动，即是合理的活动，而没有此理想和理性之根据，只是依于我们个人的生物本能欲望，自然心习，任意联想等而生的活动，则不是合理的活动。自精神本性看来，精神的本性表现为依理性而形成理想，归宿于理性的圆满实现，所以，精神的本性就是理性自己。至于不合理的活动，也是精神自身的表现，只不过是精神欲完成自身所要经过的中间阶段和过程，精神经历其反面，方为自觉。可以看出，唐君毅将非理性看成理性或精神自我实现历程中一个终将被克服和超越的环节，而不是与理性并存的精神现实的一个方面。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其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这种对精神的认识与黑格尔精神“自我实现的历程”有很强的相似性。(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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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进一步探讨了合理的文化理想与活动的性质与类型。合理的文化理想与活动的性质主要是，超越当前感觉的超越性，指向主观心理之外的客观性，发自超越自我自身之直接性和内在性，使主观精神外在化，客观世界内在化的主宰性，表现理性之本性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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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各自包含的价值、目的和观念，合理的文化理想和活动又可分为十二种类型，分别是：求真的科学与哲学，求美的文学与艺术，求自我超越的宗教，道德，技术，经济，政治，家庭伦理，体育，军事，法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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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又将这十二种类型分成三组。前四种为一组，是人类理性最纯净的表现；中间四种是人类理性规范人的自然生命欲望的产物，所以与人的自然生命欲望相夹杂；最后四种旨在维护人类文化世界自身的存在。所有这些文化活动中，道德虽只为其中的一种，但这是指自觉的道德理想而言，实则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由人类理性自身生起与创发出，都为实现或表现一道德价值，也就是使人的超越自我、精神自我更尽现其本身依据的理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唐君毅在中期表现出较强烈的理性主义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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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认为，自然生命欲望、自然心理、物体、身体以及语言文字这些有形相的物事与精神的沟通，在于前者为后者提供凭借和场所，以及前者表现出自身的超越性之时。前者自我超越表现精神，启发理想的精神意义，超越自身的主观性而具有客观性，超越自身的机括性而具有活泼周流的生机，超越自身的被动性而见原初所依之理。而精神表现于物体，身体，文字之形相，可规定精神之形态，并成就人与人之间精神的贯通，以及人的自我的一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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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明对文化的基本认识之后，唐君毅一一论述了各种文化活动与精神的关系。由于唐君毅谈文化活动，重在其精神基础，所以同时也就很关注各种文化意识。他曾如此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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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化意识，在本原上皆为依吾人之超越自我或精神自我而生起之意识，亦即皆为一精神意识或精神活动。此即谓一切文化意识，皆有其理性之基础，并表现一成就精神自身之生发，提高吾人之人格之道德价值：而人之实现文化理想之要求，皆依于人深心之实现道德理想之要求。人形成其文化理想之理性，在本原上亦即一道德理性。人之各种文化的精神活动，皆人之道德的精神活动之各种化身。本书目的，只重在说明此义，使各种文化部门，统于一宗。(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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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化意识同为提高人格之道德价值，也共同建立在统一的道德理性基础——精神自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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