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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二节 治学研究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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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徐复观的看法，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主要应当归结到思想史的研究。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一直没有产生过一部像样的综合性著作，他认为这主要是由方法与态度决定的。徐复观有关治学方法的文章，主要体现在由香港“现代研究辅导中心”编印的《徐复观杂文·记所思》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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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方法？“方法是研究者向研究对象所提出的要求，及研究对象向研究者所呈现的答复，综合在一起的一种处理过程。所以真正的方法，是与被研究的对象不可分的。”(8)综观徐复观的著述，他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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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有在分析综合中的推理能力即思考力。治学最重要的资本是思考力。“要写一部像样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必须读书读得多、读得实在，第二必须受有思想的训练，第三必须有做人的自觉。三者缺一不可。”(9)第一点强调的是治学的功力，第二点则谈的就是思考力的重要性，第三点是对治学态度的重视，即在批评一门学问之前，应当先做了解的工作，而不能一开始就以反对者的立场来看待它。思考力决定了我们在研究思想史的过程中，要遵循具体——抽象——具体的原则。“由局部积累到全体（不可由局部看全体），由全体落实到局部，反复印证，这才是治思想史的可靠方法。”(10)不过，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则得到的只是纸上得来的抽象东西。治思想史的人，要先由文字实物的具体达到思想的抽象，再由思想的抽象走向人生与时代的具体。思考力也决定了我们在研究思想史的过程中，要遵循变化发展的原则。“我所作的这类思想史的工作，所以容易从混乱中脱出，以清理出比较清楚的条理，主要是得力于‘动地观点’、‘发展地观点’的应用。以动地观点代替静地观点，这是今后治思想史的人所必须努力的方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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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力对于治思想史的人如此重要，那么究竟如何获得这样的思考力？徐复观认为，思考力的培养，通过阅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要比纯粹读中国线装书来得容易。当然，这并不是说要以西方某种哲学的架子来研究中国哲学思想。这正如他自己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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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自己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的著作好比是一块砥石，我们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了的刀来分解我们思想史的材料，顺着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系统，但并不要搭上西方某种哲学的架子来安排我们的材料。我们与西方的比较研究，是两种不同的剧场、两种不同的演出相互间的比较研究，而不是我们穿上西方舞台的服装，用上他们的道具比较研究。我们中国哲学思想有无世界的意义，有无现代的价值，是要深入到现代世界实际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去加以衡量，而不是要在西方的哲学著作中去加以衡量。面对时代的巨变，西方玄学式的，与现实游离得太远的哲学思想，正受着严重的考验。我们“简易”的哲学思想，是要求从生命、生活中深透进去，作重新的发现，是否要假借西方玄学式的哲学架子以自重，我非常怀疑。(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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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有反省力。有反省力的人，才能在探索中不断改正自己在方法上与结论上的错误，并能吸收新材料、新观点，凭新材料突破原有观念，形成切合资料的新观念；没有反省力的人，他的心灵经常在闭锁状态之中，任何方法对于他都是无效的，只能以资料增益他原有的观念，凡与他原有观念不合的，只有被删除或歪曲的命运。徐复观之所以特别强调反省的重要，是因为：“第一，一个人对材料的掌握不易完全；第二，是对材料的解释、批评更非易事。”(13)关于材料的批评、解释并非易事，这是因为要进入到材料里去批评解释它，要把材料安放在它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去批评解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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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有由省察而来的自制力。个人的哲学思想应当和研究古人的哲学思想史完全分开。尽管可以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去衡断古人的哲学思想，但是万不可以将古人的思想涂上自己的哲学。不过这里面似乎存在的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如果没有哲学修养，如何能了解古人的哲学思想？如果有了哲学思想，便会形成自己的哲学，那么如何避免将自己的哲学与古人做某种程度的换位？徐复观的解决方案是，“在这种地方，就要求治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人，有由省察而来的自制力”。于是，对于古人的思想，只能在文字的把握上立基，而不可以先在自己的哲学思辨上立基。通过这样的自制力，可以达到原原本本地把握古人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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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有使方法发生真正作用的治学功力。方法是出自治学历程中所蓄积的经验的反省，由反省所集结出的方法，又可以引导治学中的操作过程。没有适当的方法，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但是悬空的谈论方法而将其概括为几句话，并不能发生什么真正作用。方法的真正作用，是与治学的功力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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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既坚持方法对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看重方法背后的研究态度。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可以综括为“实事求是，多作反省”。对于方法与态度的关心，徐复观认为，研究方法与研究态度是不可分的。决定如何处理材料的是方法，但决定运用方法的则是研究者的态度。所谓态度，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自然流露，它是由心理作用的惯性所形成的。与研究自然科学不同，研究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与研究者现实生活的态度密切相关，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的态度，常能干涉到研究时的态度。“态度问题比方法问题更重要。”(14)有了能虚、能勤、能慎、能改的态度，那么方法是在工夫中产生、修正的。研究思想史的正确态度应当是：首先要很客观地承认思想本身，要先顺着前人的思想去思想，随着前人思想的展开而展开。据此，才可以提出怀疑、评判，才能与前人思想的本身相应，否则只能算是一种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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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人在文史方面所谈论的科学方法，都还没有跳出清朝考据的范围，于是徐复观便对义理与考据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多次详细论述，这样的论述和争鸣是围绕学术方法而展开的。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围绕考据和义理、历史的考订和历史的解释孰轻孰重的争论。针对钱穆、毛子水、劳干、张春树等学者强调考据、忽视义理的观点，徐复观对其进行了积极的批判，并借此提出了自己的相关主张。他的有关思想主要体现在《两篇难懂的文章》、《答毛子水先生的〈再论考据与义理〉》、《考据与义理之争的插曲》、《有关思想史的若干问题》、《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两汉思想史〉卷三代序》等文章当中。他认为，以段玉裁为代表的一些标榜考据的人，犯了两个毛病：一是把义理之学与研究义理之学的历史即研究思想史混而不分；一是仅靠训诂来讲思想，来满足思想史的要求，却不了解要研究思想史，除了文字训诂以外还有进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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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关系，徐复观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如果站在现代学术上“为知识而知识”的立场，从近代以知识为主的学问来说，那么凡是知识都有其本身自足的价值，因此考据与义理没有本末可言，它们应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不可偏废。但是如果站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说，可以说义理是本而考据是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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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从来不否认考据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在思想史研究中谈论考据，必须向三个层面扩展，知人论世的层面，在历史中探求思想发展演变之迹的层面，以归纳方法从全书中抽出结论的层面。(15)但是，他更为重视思想史研究中的义理阐述一面。因为治思想史的工作，当然要根据有关的文献，凡是关涉到文献而需要训诂、考据的，当然要通过训诂、考据，但是，“并非每一思想史的文献都需要做训诂、考据的工作。并且这种工作，对治思想史而言，也只是起码的初步工作，因为仅有这步工作并不能做出思想史”。(16)治思想史是在求得一种知识，凡为求得知识，都应遵守知识所得以成立的基本规定。再有，古人的思想，保存在遗留的文献里。因此，治思想史的人，自然首先必须注重文献的搜集考订，但这只是初步的文献学工作。如果工作仅仅停留在文献学的阶段，这并不是没有价值，但不能称之为思想史，紧靠训诂、考据，是难以把握到古人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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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义理与考据关系的争辩，本质上是延续了清代“汉学”与“宋学”之争。胡适与冯友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思想交锋，其中的一点就是围绕此而展开的。徐复观有关义理与考据关系的辩证理解，是准确而合理的。这样的理解也左右了他的治思想史的方法，在他的大量思想史著作当中，都能体现出来这种方法的运用。因此，如果想去客观地了解他的思想史，首先就要把握他所提出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以及他对于义理与考据关系的辩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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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 第三节 文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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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儒家与传统的先秦和宋明儒家学者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不同，即他们面对的时代背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果说儒家前两期处理的主要是中国文化内部的问题，也就是说，先秦儒学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礼坏乐崩的时代提出解决的办法以及如何在众多理论派别中站稳脚跟，宋明儒学则主要针对佛学的盛行而力图将中国文化的核心重新归结到由孔孟开创的儒学传统中去，那么，当代新儒家所面对的则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之时，如何去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由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曾经长期在中国的历史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一名主要成员，徐复观自然也在文化的问题上进行了多方潜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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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深受熊十力的“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的提撕，徐复观认为，“中国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文化的问题”。(17)对于人类文化的三大支柱即道德、艺术和科学，徐复观对于前两者都有系统的研究。在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徐复观与其他新儒家学者一样，对中国文化采取的是一种客观的同情和理解态度。对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肯认，是新儒家学者的共同主张。徐复观认为，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不应该再是‘五四’时代的武断的打倒，或是颟顸的拥护。而是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后面，以发现贯穿于历史之流的普遍而永恒的常道，并看出这种常道在过去历史的具体条件中所受到的限制。因其受有限制，于是或者显现的程度不够，或者显现的形式有偏差”。(18)这里面所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常道”，明显地表明徐复观抱有的是一种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立场。一方面，他承认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是人间的性格与现世的性格，因此在中国文化的主流中不可能含有反科学的因素，但中国文化毕竟采取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向，征服自然以为己用的意识不强，因此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知识未能得到顺利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国文化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源，它不假借神化、迷信的力量，使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一念之间于现实世界中生稳根、站稳脚，并且凭借人类自觉之力，可以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以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于是，“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地意义，同时也有现代地将来地意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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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关心文化问题的学者，势必会提出自己对文化的某种规定，徐复观当然也不例外。他因受贺麟《文化与人生》的影响，也将文化定义为一种精神的存在物，其间饱含着价值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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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在多处著述中都对文化进行了规定。例如，“文化是人性对生活的一种自觉，由自觉而发生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即价值判断）”；(20)“文化是由生活的自觉而来的生活自身及生活方式这方面的价值的充实与提高”；(21)“文化是从生活各种程度的反省中而逐渐建立起来的。所以由生活的目的性、理想性所建立起来的东西，我们才可称为文化”；(22)“所谓文化，‘是按照个人与集体的生活要求，以支配并创造诸自然、诸事物，使其能把生活推向理想方面进展。这种努力的过程称为文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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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徐复观对文化含义的诸多规定来看，围绕生活和价值来谈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一贯的立场。文化当然离不开生活，可生活并不等同于文化，文化是对生活的反省、自觉，是对生活的理想的追求，是对生活的价值的充实与提高，因此，无自觉、无理想、无价值的生活并不是文化。文化总是被徐复观归结为一种精神价值的东西，它起源于人性对生活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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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言称这样的文化，徐复观又在文化与文明之间做了对比。文化是因对生活进行自觉而具有的价值的充实与提高，它的内容包括道德、宗教、艺术等，而文明是根据我们改进生活环境所得的结果，它的内容主要是科学技术。于是，尽管未否认文化和文明的相互联系，徐复观却认为，作为价值系统的文化与作为科学系统的文明是有着根本区别的，这种区别背后所强调的是道德与知识、“有颜色”与“无颜色”的二元分立以及道德对知识的统领地位。“道德的没落，必会引起知识的混乱、堕退。这是今日谈思想文化的人，所应注意的大问题。”(24)徐复观以价值角度来谈文化，并基于此批评科学主义所鼓吹的科学一层论，显然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借此强调道德与知识的分立，便必然面临如何合理处理知识与道德、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相统一这一许多当代新儒家学者面临的棘手问题。徐复观一贯坚持儒家看重德性之知而忽视见闻之知这一立场，因而将价值世界高悬于科学世界之上，于是难免落入道德主位主义的窠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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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承认文化具有共性和个性双重特性，这是因为人同时具有共性和个性，而文化又是由人创造的。人的共性与个性、一与多，当然会反映在他所创造的文化上，从而成为文化的一与多、文化的共性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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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涉及文化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关于此，徐复观在承认文化发展的统一性的同时，更重视的是批判文化进化论，他持有的是文化相对主义观点。他主张，不能以一种文化性格作为尺度来抹煞其余的文化，各民族各有自身的价值系统，不能以西方的价值系统作为衡量其他文化的唯一标准。在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的相互关系方面，他承认二者相互含摄，“在文化的共性上，我们应该承认有一个世界文化；在文化的个性上，我们应该承认各民族国家各有其民族国家的文化。并且各民族国家所反映出的文化底个性，是不断地向世界文化底共性而上升”。(25)也就是说，共性与个性之间、个性与个性之间，经过不断地接触和吸收，将使某些个性的若干原有部分发生一种解体现象。不过，这种解体不是个性的消灭，而是个性新的凝聚。个性的不断上升与凝聚是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从观照的态度说，是文化共性的不断扩大；而从实践的态度说，又是文化个性的不断完成。“无个性以外的共性，也无隔离孤独的个性。个性中有共性，而仍不失其为个性；共性中有个性，亦仍不失其为共性。说某一文化无个性，这是等于说根本无此一文化，或者说此系一不具体底文化。”(26)徐复观对于文化共性与个性的理解，应当说是极具辩证性的，正是通过这种辩证理解，他对于中国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便具有了理所当然的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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