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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见天地心:儒家再临的蕴意与道路 第九章 栖居中的家何在?——非高科技的建筑现象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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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于《建筑·栖居·思想》(Bauen Wohnen Denken)[1]和《……人诗意地栖居……》[2]等文章中思考了人的建筑与居住的关系,展示出深刻的建筑现象学见地。本章就以讨论他的这个思想为开端,揭示在如此生动的建筑现象学中的一个重大缺失,即人的栖居中居然没有真实的家居,并分析这个缺失的哲学原因,由此而说明他对于现代技术的有力批判为什么会达到无力的结论。最后通过阴阳学说和《易》象来说明家源栖居的哲理以及它在建筑上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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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人的栖居必是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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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栖居·思想》(简称为《筑·居·思》)开头,海德格尔指出建筑与栖居并非两种分离的活动——我们建筑房子,以便栖居或居住;情况倒应该是,建筑与栖居之间有一种本质上的相互关联,即“筑造[即‘建筑’,Bauen,在本书中这两个中文词是同义的]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栖居。”(《选集》1189页)那么,什么是建筑或筑造呢?海德格尔首先从德语词源上找它的含义。“筑造,即buan,bhu,beo,也就是我们德语中的‘是’(bin)”(《选集》1190页)。众所周知,在德语和许多西方语言中,“是”(sein为原形)同时意味着“存在”。所以,按海德格尔的看法,建筑就是人据以在大地上存在的方式,是其所是的方式(《选集》1190页)。这种看法令人困惑,难道不搞建筑的人,比如住在山洞中的人,就失去其存在方式了吗?甚至就不是人类了吗?反过来,鸟筑巢、蜜蜂造窝,人能够筑造又有什么独特的呢?海德格尔以深化“建筑”的含义来避免这类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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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不是外在意义上的建造,它的真义要回头到栖居中找(《选集》1191页)。栖居的基本特征是保护人与事物的原本存在方式,使之始终处于原发生的自由自在之中(《选集》1192页)。比如,栖居让天、地、神、人相遇而四重合奏,也就是以相互跨越必要间隔的方式来引发那聚集之物(比如“桥”这个建筑—物),并守护着这相遇,以便不断生成人与物的存在可能(《选集》1193—1196页)。所以,“栖居作为这种保藏乃是一种筑造”(《选集》1195页)。这样,栖居深化了建筑的含义。也就是说,原本的建筑不是去建造对象化的“住房”、“交通工具”,而是创造一种原本的“之间”(Zwischen)(《选集》471页),或引发性的“空虚”(Leere)位置(《选集》487页),让天地神人得以相遇。这是所谓“建筑—物”的原本含义:“桥是一个位置(Ort)。作为这样一个物(Ding),桥提供出一个容纳了天、地、神、人的空间。”(《选集》1198页)没有这种建筑着的或构成着的物,人的本性就无法实现,人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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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理解的建筑就是栖居,而这么理解的栖居也就必是诗意的(dichterisch)建筑,因为只有原本的作诗(dichten)才使这个意义的栖居可能。德文中“作诗”(dichten)同时还有“创作”、“虚构”的意思,也就是上面讲的深刻意义上的建筑(bauen)的意思。所以海德格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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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作为让栖居(Wohnen lassen),乃是一种筑造。(《选集》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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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建造着栖居之本质。(《选集》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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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诗”就不止于一种文学形式,而是筑造人类生存可能性的道说(Sagen)(《选集》466页)。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反复引用了荷尔德林的著名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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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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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居在这片大地上。(《选集》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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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人的栖居必从根本上是诗意的,或创作、建筑着的,而不是现成的。但是,这诗意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肯定不会限于一般意义上的主观虚构或创作,“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选集》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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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更确切地意味着“在发生中采取尺度”(Mass-Nahme)(《选集》472页),也就是构成贯通大地与天空之间的维度。所以这尺度首先不是一种数量,而是“让……遭遇”,或“让它作为自行遮蔽着的东西显现出来”(《选集》476页),从而形成人的生存结构。“维度之本质乃是那个‘之间’,……测度(Vermessung)测定那个‘之间’,即把天空与大地两者相互带来的那个‘之间’。……测度乃是栖居之诗意因素。作诗即是度量(Messen)。……此尺度乃是人借以度量自身的神性。”(《选集》471—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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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人诗意地栖居……”就是指人总要创作出让天地神人交聚的可能,即引发性的“之间”或“空隙”。原本的建筑就是这种诗意创作的表现,那些相比而言非诗意的建筑,比如平板的高速公路和集体宿舍,也基于它,只是压抑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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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这种对建筑的理解是现象学的?因为它悬置了对于建筑的现成对象和建筑者的关注,而让我们直接朝向原本的建筑,即出自人的实际生存需要的建构,由此才有具体的建筑者、建筑理念、建筑设计和建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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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栖居中有没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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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居是个人的栖居、情人们的栖居、信仰团体的栖居、国家机构的栖居,还是家庭的栖居?照理说,由于“家庭也像语言一样,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标志”[3],栖居首先应该是家的栖居。既然“语言是存在之家(Haus)”[4],那么家对于人的原本性应该不输于语言。但是,“家”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一直处于一个暧昧的地位,或者是一种“作为自行遮蔽着的东西显现出来”的东西。一方面,他不但有时提及家园(Heimat, Heim),而且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越来越肯定家园的原初地位,[5]甚至将它与他终身关心的存在本身的含意相等同(《全集》53卷,143、150页),并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将“人的无家可归状态”(Heimatlosigkeit)与人“遗忘存在的状态”(Seinsvergessenheit)相比拟(《选集》382页;《路标》1976年版359页);但另一方面,他又从不正面讨论家的本义,也就是家庭(Familie)的含义,好像这含义已经现成可知了,或者说是可以忽视的。所以,我们可以发问:海德格尔的哲学,或者说是他关于建筑和栖居的思想,是否也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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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艺术与空间》中谈到了栖居、人的家园与无家可归,它们都源自“空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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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本己来看,空间化乃是开放诸位置(Orten),在那里,栖居着的人的命运回归到家园之美妙中,或回归到无家可归的不妙之境中,甚至回归到对有家和无家的妙与不妙的冷漠状态中。(《选集》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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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雕塑表现中有空虚(Leere)在游戏,其游戏方式是寻索着—筹谋着创建诸位置(suchend-entwerfendes Stiften von Orten)。……凭诸位置,雕塑便是一种对人的可能栖居之地带的开启。(《选集》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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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意思是,空间艺术的作品,比如雕塑、建筑—物如小桥,造就了开放位置的空间,或引发意义的境域结构,它带回了家园之美妙。但他同时很正确地指出,这种空间化不能保证栖居的家园回归,那里也可能出现无家可归,或更糟糕的对于有家与无家的冷漠状态。这就是家园式栖居的非现成性,或困境。在《建筑·栖居·思想》的末尾,海德格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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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居的真正困境并不只在于住房匮乏。……(而)在于:终有一死者总是重新去寻求栖居的本质,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栖居。倘若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就在于人还根本没有把真正的栖居困境当作困境来思考,那又如何呢?可是,一旦人去思考无家可归状态,它就已经不再是什么不幸了。正确思之并且好好牢记,这种无家可归状态乃是把终有一死者唤入栖居中的唯一呼声。(《选集》1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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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栖居困境”指栖居的诗意本性,也就是说,它是非现成的,总须要重新学会的,而不能像喜鹊一样天生就会造窝,无须寻求栖居的本质。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就在于认识不到这一困境,而以为建筑就是建造现成的房子和桥梁。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个困境,以诗意的方式来思考它,那么栖居就出现了,无家可归状态也就消散了。仔细阅读这段话,海德格尔似乎是将“无家可归”中的“家”就看作栖居,有了真实的栖居就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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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栖居就等于有家吗?不是的。从以上的阐述,可知这栖居是诗意的或发生构成着的,但其中不一定有严格意义上的家室(Heim)、家宅(Haus),尤其是家庭(Familie)。上面引述的《艺术与空间》的那段话,也表明了“栖居着的人的命运”不一定是有家的。而且,海德格尔始终逃避正面阐发家室与家庭的关系,[6]显示出艺术化和诗意的栖居与实际生活中的家庭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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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海德格尔有权忽视家庭吗?他在《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区分了存在(Sein)和存在者(Seiende),认为前者是后者的依据,更原本,不可还原为后者。人的生存被称为“缘在”(Dasein),它是一种存在者,但相比其他所有存在者,享有一个特权地位,即它的存在与存在本身有根本的关联,这从这个词的词根就可以直接看出。这样,缘在就获得了一种根本的双重身份,或者说是暧昧的身份,处于一般的现成存在者和存在本身之间。凭借这种双重身份,它可以进入世界、人间,可以挥舞锤子、听见行军的声音,分辨左右手和房子的阴阳面,甚至能与“人们”(das Man)闲聊天,混日子,还能听到良知的声音,在“朝向死亡的存在”状态中形成“先行的决断”,等等。总之,它可以突破传统西方哲学中“主体”的抽象性,过上某种实际的生活,有了能使用工具、散步和说话的身体,很有语言天赋,而且(如他的后期著作所表现的)还富于艺术品味和诗人灵感。但是,由于它与存在本身的特权联系,它又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人群的实际生活,而不必为这种脱离负责任。比如它(das Dasein)不必有性别,是中性的;它不必感到饥饿,与睡眠没有什么深刻的关联;也没有童年、老年,等等。尤其是,联系到我们这里的主题,它是无家可言的。它没有妻子或丈夫,也没有父母和子女,更没有祖先与家族,顶多有某种抽象的近邻(die Naehe)。对于这些缺失,海德格尔可能的辩护是:它们,比如亲属关系,只是一些存在者状态,是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他的缘在分析必须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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