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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中国之道（修订版） 第十六章 孔子与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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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就在他自己的时代，孔子就是政治保守主义者，还对君主专制主义给予了强劲的支持。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进而认为，儒学主要是专制帝王为了迫使其臣民的服从而使用的宣传工具。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之下，孔子的名字当然会在中华民国的某些集群中备受诅咒。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孔子的名字确实经常被某些军阀和其他一些人（至多也只是民主政治的可疑朋友）所利用，这对孔子的声誉有损无益。因而，在孔子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中，人们对于负面东西的印象在日渐加深；这样一来，中国革命的进程也就成为传统儒学被引进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取而代之的过程。对于这样的结局，我们并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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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儒学被局限为仅仅是一种受到清王朝保护的僵硬的国家正统思想的话，以上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通过我们的研究，却发现与后世的正统儒家思想相比，孔子本人的哲学是相当不同的东西。在上几个世纪里，满清帝国之内兴起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由许多相当有才能的和具有独立性的学者发起，其目的是力图复兴早期的儒学。在上一章中我们就已看到，由耶稣会士带到欧洲的早期儒家思想对西方民主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事实上，儒家思想在中华民国的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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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并不是仅靠儒学自身就产生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产生，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压力，这种压力明显证明，中国不能继续在他当时的道路上走下去，也不能继续保持专制政治了。但是，对于民国政体的形式，以及可能还对于中国完全变成一个共和国的事实，儒学确实是有所作为的。西方对日本的压力使这个国家在1868年深刻改变了他的政体，但日本人并未实行共和制，而是建立了牢固的中央集权君主立宪制。日本和中国对于基本相同的刺激的不同回应主要是由于他们的不同的传统哲学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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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20世纪的许多中国人并不能把正统的国家儒学与被歪曲了的早期儒家思想区分开来，也不意味着所有中国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胡适就指出，这种近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没有把握住古典儒学的民主精神”。[477]不过，最重要的却是以下事实：作为“中华民国之父”的孙中山（逸仙）则完全认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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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孙中山哲学背景的分析中，罗纳德·许仕廉这位中国外交部的一位前任官员写道：“清代的考据运动也对孙博士的思想有极大的影响。……大约250年前，一群学者开始倡导思想解放和文献考据。一些人甚至否定除了《论语》的原初部分之外的全部儒家经典的权威性。……他们想回到孔子。依照戴季陶（孙氏的革命同事）这位公认的孙逸仙主义权威的说法，孙博士常常自认为是哲学上的儒家学派的现代继承者。”[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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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氏的讲演中（这些讲演印行之后发行量很大，并且极有影响），他一再把孔子欢呼为民主主义者。他断言：“孔子和孟子都是民主的倡导者。……孔子总是引用尧、舜之语，因为他们不把帝国据为自己的世袭财产。虽然他们在政府名义上是君主专制的，但事实上却是民主的，而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要赞誉他们的原因所在。”[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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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孙中山认识到他从西方借用了很多东西，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个西方民主的引进者。事实上他宣称：“中国领先于欧洲和美洲几千年就发展出了一种民主哲学。”[480]并且再次断言：“欧洲超过中国的，不在于政治哲学，而只在于物质文明。……我们需要向欧洲学习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哲学。因为在真正的政治哲学原理方面，欧洲还需要向中国学习。”[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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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的被称作《三民主义》的著名著作中，孙氏宣称，如果中国要想恢复它在世界上的正当地位，其根本之处就是“复兴我们古代的道德”。然后，他列举了被称作儒者的那些人通常所必备的美德。但是，他更令人惊讶地断言，同样必要的是复兴中国古代的学问。接着，他从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一——《大学》中引用了一节，用以说明这种古代政治哲学必须被作为“国宝”来捍卫，因为这种东西是外邦不曾拥有的。[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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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之所以做出如此表述的原因之一，无疑是想让中国人重新获得自信。但是，如果把它们解释为除了空洞的爱国主义的姿态之外一无所有，或者认为他并没有受到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那将是大错特错的。保罗·莱茵伯格认为，孙氏的思想“形式上是西方的，但内容仍是中国的”。[483]这是确凿无疑的，其证据甚至可以来自对他的言论的不太经心的研究。众所周知，孙氏受到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的影响，但当马克思的思想和儒学相抵触时，马克思有时会是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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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有关阶级斗争的学说上表现得很清楚。孙中山指出，自从马克思创立了阶级斗争学说后的好多年以来，人类社会在经济公正方面发生了非常令人可观的进步。他问道：“什么是社会进步的原因呢？如果我们以马克思学说为基础而进行判断，我们一定得说这种原因就是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则是起因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而且，因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互相对立、不能调和的，所以，阶级斗争就成为最终结果，而斗争的结果也就是社会进步。”可是，实际情形已经证明这不是事实。其实，对工人的较好待遇意味着资本的更大利润，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提高工人的薪金。“因此，资本家和劳工的利益被证明不是冲突的，而是一致的。而社会进步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在总体上的经济利益的一致，而不是冲突”。所以，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步的原因，而是标志着社会进步中的灾难。孙氏总结道：“我们不应该称马克思为社会生理学家，而应称之为社会病理学家。”[484]在此，孙氏所受的影响显然是中国的，而且是儒家的，它强调的是社会所有成员进行协作的必要性。同样的影响也表现在孙中山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否定之中。[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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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的政体所依据的，不是我们在西方民主体制中所熟知的三权分立，而是孙中山所制定的五权分立。阿瑟·霍尔库姆（Arthur N. Holcombe）在写到孙氏所制定的整个中国政治体制的计划时说：“不管你认为孙博士的体制是多么的琐细，他的计划的基础是一种堪与任何其他现代革命领袖的思想相提并论的政治哲学。”[486]孙氏自己很清楚，这个计划的基础是中西思想的融合，是得益于孟德斯鸠和孔子哲学的。[487]他有一次甚至说，他的五权分立体制的计划基本上是中国帝国政体的翻版。[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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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历史上的种种民主政体的结构及其实施之道时，孙中山断定它们缺乏两种功能。他进而断言，那些民主政体所缺乏的功能恰恰表现在中国帝政之中，因为在这种帝政中，一方面是有儒家思想辅助，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官员们获得了很大程度的不受皇帝干涉的独立性。孙氏对于这样的结果大加夸赞，所以就把这两项功能规定为两种独立的权力，归属于五院中的两院。[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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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人想起孔子所强调的一个大臣的责任：批评其君主所犯的错误。在帝制下，这项责任逐渐发展完善，最终专属于一些特殊的官员（御史）。这种官员有责任找出并谴责政府中任何地方的腐败堕落。尽管孙氏认识到了西方政体中的立法机关和法院的批评功能，但他还是认为政府中有这样的一个由政界元老组成的专门机构是很有好处的，这些元老的确定职能是不偏不倚地进行批评，并弹劾那些腐化了的官员。所以，他在他的五权分立的体制中建立了一个监察院。[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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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孙氏的第五权之基础的科举制度并不是孔子制定的。可是，这个基础明显是孔子打下的，因为孔子一再认为有必要“举直”，有必要把政府的行政管理交到德才兼备者手中。孙氏也主张，那种通过适宜的教育而具备了行政管理能力的人应该被挑选出来担任政府的各种职位，并且除了品格和能力之外不论其他条件。[491]科举制度就是力图将这些原则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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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并不想全盘照搬帝制下的科举制度。他（像孔子一样）是非常敏感的，不认为仅仅是拥有古代书本的知识就能使一个人胜任官职。但他确信欧洲和美国的民主政治相当缺乏他所希望的东西，并且他还对虚伪的人类平等的概念大加谴责。他更甚于孔子或杰弗逊，不相信那种世袭贵族制。但他却同孔子和杰弗逊一样，认为事实上“人并不是生来平等的”。[492]唯一能够实现的一种平等就是机会平等。他说：“如果我们对于个人之间才智和能力的不同视而不见，而把那些杰出的人物拉下来，以便坚持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那么，人的品性就不会进步而只会退步。因此，当我们讲求民主和平等的时候，尽管希望世界进步，但我们只是讲政治的平等。因为平等并不是自然给予的东西，而是人创造的东西，并且人所能造就的唯一的平等就是政治地位的平等。”[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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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孙中山认为，尽管每个人都应该有管理政府的平等权力，但是，通过选举，只有那些拥有必备知识和才能的人才会取得官职。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能够使自己拥有这种资格的平等机会，但他们的资格应该接受科举考试的检验。所以，他做出计划，要求“所有的从政候选人，无论是选举的还是任命的，国家的或地方的，都必须首先通过中央政府主管的考试，以便确认他们拥有了必要的资格”。[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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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体制中，出现政治操纵的可能性是明显的。可是，孙中山希望把政府各个单独的机构自行组织的考试统一归属于考试院，以使这种可能性缩小到最低程度。考试院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帝制下的翰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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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西方人所采用的三个权力机构，再加上两个源自儒学的机构，孙中山相信将有可能矫正西方民主政治的缺陷，并建立起“世界上最圆满的和最良好的政府”。[495]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愿望无论有何长处，都不曾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的中国政府实际运作的基础。因为它尽管包括有监察院和考试院，但在当今这样的社会转变时期，这些机构从未得到过孙中山所希望它们得到的用武之地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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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中国人将如何评价孔子，恐怕只有未来才能告诉我们。然而，无论他们是赞颂孔子的名字还是忘掉它，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所有中国人无疑还会继续受到孔子的影响。莱茵伯格在1938年写道，儒学仍旧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文化力量”。[496]林语堂在1943年断言：“儒学作为中国人民之中的有生命力的力量，仍在继续塑造着我们民族的处世行为……”[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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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思想至少有一些程度的真理性，并可能在1945年得到了证明。那时，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话语让那个号召筹组联合国的会议感到震惊，他宣布说，中国“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联合的问题上，已经准备好了必要时放弃一部分主权给予这个新的国际组织”。[498]其实，在发生此事的21年前，孙中山就指出：“欧洲近来提议的世界主义，中国于2000多年前就在讨论了。”作为这一事实的证明，他提到了一部儒家经典。[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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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按：也就是说，对于孔子创立的思想学派，人们习惯上称作“儒家”，而不是“孔家”，近代以来“孔家店”的称呼是明显的蔑称。从Confucius（孔子），到Confucians（儒生）和Confucianism（孔学），这种西文用法上的孔子与儒学在造字用词上的联系，是西方传教士们的发明，不是中国古代的习用。当代中国有“孔学”之类的用语，但孔学并不等同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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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语·阳货十七》：“吾其为东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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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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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离娄上》；《荀子》（2），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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