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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之渊源（第二版） 法家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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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顾周朝各种类型的政权形式和措施时，我们会看到促进法家产生的几条线索。中国文明一直强调分析和完善施政方法的重要性，远在法家得名之前，政治技巧已经开始专门化。公元前8世纪中期，周室衰而诸侯强，治国术显然成了经营权力的根底。《论语》中，孔子多次哀叹说诸国的合法统治者只是徒在其位，而那些僭越的权臣才真正把持权柄。然而，发生这种情况的国家却最能扩张版图和势力，也更能在乱世中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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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例子就是公元前7世纪的齐国。齐国国君齐桓公（公元前683—前642年在位）举管仲为相，他是大名鼎鼎的治术之书《管子》的作者。管仲死于公元前645年，根据其他记述，这本书直到两三百年之后才成形，但其中很多部分所记录的政治思想是取材于较早的事件和境况。管仲是驭权治国的行家里手，他首创“霸道”，即所谓的尊王攘夷（Lord Protector），他的国君齐桓公最先实现了这一主张。所谓霸道，就是要想稳定中国之列国的政治和军事平衡，就有必要维持孱弱的周王的正统神权。这种平衡要求强化周王作为宗主的合法性，同时要求一个强有力的诸候国君以周王之名统摄列国。孔子后来对管仲的行为多有批评（这很自然），但就其大者而言，还是非常感怀他的建树，周室的地位得到支撑，中国的整一得以加强，文化价值得以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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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则明确地与孔子有所分歧，他抨击尊王攘夷系统的强权政治。孟子提出了由“真正”的君主统治的政治理想，[177]即王道，王道依靠的是以德服人。孟子坚决否定霸道所使用的武力有任何合法性。孟子的这些概念和观念被纳入到后世儒家政治的概念体系中。管仲后来成了儒家反对的典型，这反映了儒者们争论的范围和实质，早期儒家比后来的儒者们政治思想更具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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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子》成书之前，管仲就已经成了强权寡头政府的样板，因此他也被跟孕育法家的传统联系起来。他的政策也在很多重要方面开了法家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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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公开倡导政府制定成文法，为此，他力避不能符合先周传统和伦理规范的任何极端条文。他仰慕《周礼》[178]中记载的古代的天则（heavenly norms），这和孔子所为一样，他们都认识到天则与人性的一致。但是管仲认为，这些治国之术的古代根基需要辅以清晰的法律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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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管仲还接受了获得民心与政府效率的关系，但他更倾向于抬高君主的权威和力量，以此强大其国家。他强调的重点从万民的利益转移到国家的力量上，最终标志着儒家和法家政治理论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管仲走得更远，他说国君的品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的意志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急剧增长的国家力量开始具有了非道德主义的色彩（amoralism），这也是后来法家的特征。治国术以国家权力为目标，于是人民成了首要的资源。早在商朝和初周的青铜器上就屡有“恤民”的铭文，告诫所有受封的诸侯。这种重视人力的古代认识被儒家传统理想化为人民的福祉对君主事关重大。不过管仲的观点少了这种仁爱的成分，大国需要众多的人口，强力政治中，人民是成就政治力量的物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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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管仲创造了一些措施来规范人民的生活方式，实施更有效的控制，甚至尝试了统一人们的生活习俗。他要竭力确保人民的力量可以安全地动员调集，人民在其日常生活中不会浪费时间、精力和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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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除了这些使国家在组织和军力上更强大的努力之外，管仲还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革来增加国家财富。管仲让国家垄断了日用品的生产和分配，如铁、盐、酒等等，在其他领域他同样试图提高生产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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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也尝试着改变政府形式，在人民日常生活中，强化国君的作用、增大国家利益的幅度。这些国家都不符合后来儒家最为推崇的国家的特征，所以对这些国家的事件的记载就不如鲁国完整。鲁国其实是个并不重要的小邦，它的史书《春秋》却成了对周代中期最为详尽的记载。从中我们也能读到郑国和秦国在公元前7—公元前5世纪所推行的法条之片断。用法律代替《周礼》的传统似乎主要是在西方南方以及周王室的影响和传统熏陶相对较弱的地区。礼与法之间的张力在周朝中期列国的实践中已经露出端倪。只不过，儒家过滤了很多流传后世的文献和古代的观念，这阻碍了我们见识这些政治实践的丰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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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因素是法家自身的历史。在国家学说方面法家的立场是连贯一致的，法家主要是受了最为成功的秦国丞相商卿（又称商鞅、公孙鞅）的影响而产生的，从那时起，法家的国家理论开始有了清晰一致的观点。他成功地壮大了秦国，然而最终的回报却是被他的国君下令处死[179]。商鞅在公元前361到公元前338年担任秦相，他将秦国推上了通往富强的道路。最终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得以建立。不论商鞅是否亲自写了当时出现的《商君书》，该书成了法家第一部有力的综述。在这部书里，各种高度专门化的治国术传统被法家不同程度地吸收，成了他们学派财富的一部分。这和儒家在成为一个哲学派别前，吸收大量文献和传统的做法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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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顾立雅（H.G.Creel）强烈地主张法家的先驱中，那些广为人知的权术家（这个学派的主要人物是申不害，卒于公元前337年），实际上跟后来法家的精神和理论少有共性。申不害关于政府的思想与儒家更相洽。不过，同样有趣的是，法家对申不害的学说加以利用，将其变成自身思想的一部分，后来儒家（儒家运用的利与弊的框架比较简单化）将申不害划入到诡诈的对手阵营中，一并加以彻底抨击。所以，虽然申不害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家，但其影响还是远远延伸到以后的中国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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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先行者（如商鞅）对其学说进行了规范的体系化：对“法”（明晰的规定和不可逃脱的惩罚）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而对“术”（官僚及其系统功能的规则）的探讨主要取自申不害。第三个被深入讨论的就是“势”（地位，趋势，在斗争中实现自己的力量），法家的这个理论承自慎到（卒于公元前2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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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理论和实践综合融会、集其大成的人是韩非（又称韩非子），他曾经是一个儒者，荀子的学生。这个错投师门的天才是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思想家。他是韩国的公子，但他和他的理论却为秦国效力，因为法家的措施在秦国可以严格地推行。韩非如果可以自由地周游列国，并将为别国任用，将是秦国的巨大威胁，所以秦王和丞相合谋逼他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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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丞相李斯和韩非同为荀子门下的同窗，但他不是治国的理论家，而是法家手段的坚决执行者，是缔造中华帝国的设计师。而他的主上，秦王则是中国历史上的恶魔。他第一次筑起了法家设计的帝国殿阙，其基础是一百年前商鞅奠定的，而又辅之以韩非提炼的惊世骇俗的治国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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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不是一种哲学运动，它不关系真知，它不是对个体及其社会遭遇的反思，它不寻求能解释所有事实的普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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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是一套国家运作的方法和原则，即便这个国家的思想基础极为贫瘠。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法家对于其理论体系的自满：有效。他们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国家本身，但并没有解释何以如此。自相矛盾的是，韩非曾经提及运转高效的国家的君主体现了道家所说的“无为则无不为”原则。但其理论与哲学（还是被韩非粗暴变形的哲学）之间的这一丝微弱的关联并不能建立法家自己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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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哲学根基建立在对社会—心理现象的精细、敏锐的观察之上，是一套操控人的行为系统，使人们放弃个人的自然利趣而服务于国家。法家对于不能施用的东西没有兴趣深思，如宇宙论、形而上学等。法家思想的根基要比理性更有力，所以法家也不珍爱逻辑。法家主宰的国家乐于看见人们的生活井然有序、循习章法、无损于国家利益、无违于君权的范围。[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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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体系为什么能将一代智识精英揽于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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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跟其他学派共有一个无上的关切：乱世中如何求安顿？这个切合时宜的动因使人们急切地向往去完善政治工具，而非诉诸道德、传统、哲学的精妙。法家创造的著作在广度和剖析的深度上是不匹配的。当法家思想在大范围内推行时终于失败了，或许是因为其哲学太贫乏。它对人性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愤世嫉俗，这同时也限制了它的应用。即便是对那种通过利诱和威慑操控人们行为，所进行的最精湛、敏锐的提炼也全盘失败了，它太算计、太狭隘，以至于无法理解人的心灵中所有的奥秘（先抛开驭人之术不谈）。法家提出了组织庞大的国家政权机器以及把这个国家统一成一个整齐划一、治理有效的整体（笼罩着可怕阴影的短暂成功）的现实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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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遽灭之后，法家在接下来的朝代取得了成功，法家的一些根本思想通过吸收更敏锐的（也就少了些机巧）人性哲学得以修正和综合，这种哲学就是当时的儒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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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这种不可思议的融合（amalgam）之前，我们应该留意到秦之历史中的一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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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法家太腹黑，纯粹的儒家太傻白甜，所以都不能单纯推行，只好掺和，来白加黑式的“杂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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