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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亚当·斯密、道德情感和新教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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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现的重商主义改变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面貌，但是，它仍然没有得到规定。旧的封建秩序因自我封闭的义务和交换体系已经消失，新出现的商业社会是日益开放的社会，它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这种方式不仅极大地改变了经济的性质，而且改变了社会的性质。随着国际贸易成了大量财富的来源，很多民族国家日益转向新近受到尊敬的由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中产阶级”。随着国库财富的增多，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国王和女王能够提供更多的船只、武器，资助更多的探险，占据更多的殖民地，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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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长期以来对商业行为尤其是“高利贷”（获取暴利的借贷）充满敌意的教会，也转变了立场，转而认可新出现的商业意识，加尔文宗教改革甚至鼓励这种行为。但是，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即重商主义，本身也只是新经济秩序发展的某个阶段。通过制造和贸易获得巨大财富的，不只是国家，还有个人。这种在英国工业革命中已经充分展开的新经济秩序，需要相应的哲学作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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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加尔文和洛克已经激发了本质上属于商业新世界的思维，但是，利润仍被广泛地视为非道德的，是完全利己的产物（后苏联的俄罗斯仍这样认为）。为了形成对金钱、财富的新态度，为了使财产合法化，经济上的利己也需要新的辩护。只要国家的财富由国库中的金钱决定，个人的抱负就仍处于守势。只要商业仍由行会精神决定，即确保质量但尽可能避免竞争，个人的主动性和产业合作就会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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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大卫·休谟最好的朋友、最亲密的同事，或许，他之所以极少甚至毫不关注那些构成明确的“休谟”论题，原因就在于此：比如，休谟对于知识问题及其怀疑论的迷恋；休谟那种发展出整套牛顿式普遍的心灵理论的抱负；以及休谟对于逻辑和经验的集中关注（后来发展成了“逻辑经验主义”这种蔑视一切的哲学）。斯密与休谟同样热爱历史和文学，并且关注如今我们会称之为“自由”社会性质的保守性，这种社会具有明确（即使充满争议）的“私有财产”制度。最重要的是，斯密与他的朋友休谟类似，深刻意识到伦理学和人性的极端重要性。尽管如此，斯密的名声在于他是自由企业制度之父，他至今仍在某些公司中受到崇拜。1776年，斯密出版了他的那本资本主义“圣经”，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开端，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由市场体系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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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富论》中，斯密首次重新定义了“国民财富”的含义。它不是指国王国库中的金钱数量。它指的是国家整体的繁荣、公民的幸福。此外，利己可以用如下巧妙的方式加以辩护。假设整个社会需要某种新的器械，比如说需要某种工具，用某些新发明的和已经盛行的商品来满足人们的需求。面对这样的要求，发明者和制造商就会想尽办法为市场提供合适的产品。他们这样做不是受利他主义的推动，而是受利己主义的驱动。最早这样做的人会因此挣很多钱，同时也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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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设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产品，有些比其他质量好，有些比其他便宜。消费者从他们的自我利益出发，会倾向于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样的话，那些能够生产质优价廉的产品的生产者就会因此而变得富有，从而实际上把那些既无质量又无效率的生产者淘汰出市场，或者更好地迫使他们提升质量、提高效率。总的来说，每个人的状况都因此变得更好。因此，供求规律确保物美价廉的产品会有最丰厚的回报，并使消费者和制造者的整个利益得到优化。这是简单的观念，也是简洁、根本的观念。利己可以服务于公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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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如今利己应被当作德性，而且，亚当·斯密那里没有任何支持20世纪80年代那种“贪婪即善”思想的东西。然而，人们还是能够轻易地设想到，在经历了两千年批判金钱之恶和贪婪之罪以后，18世纪晚期的公民们听说利己有其好处，而且不只是对个人有好处，而且是对所有人有好处，这种感觉无异于憋坏了的人突然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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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魔力”的关键是消费者，正是消费者“至高无上”的商业需要驱动着整个系统；而且，劳动的专门化把商品生产分割为不同的步骤，协调全部劳动力，极大地提升了效率。对于这个体制的运行而言必要的是，迄今为止一直控制或实际上调控着每笔主要商业交易的政府不应再进行干涉。“放任”才是今天适当的语言。这也意味着，行会以及行会似的公司不再垄断整个产业。如今，企业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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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富论》，斯密广泛地被人当作商业个人主义、自私权力和自私德性、逐利之快乐以及商业社会之奇迹的经典辩护者，但这样的观点主要来自那些并未读过他的著作的人。事实上，在撰写《国富论》前几年，斯密还写了另一部书，它是从道德情感的角度对人性的说明。如同休谟，斯密关注的较为温和的人类感情，即那些触动男女、使他们在社会中共同生活的动机。他把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当作自己的出发点，认为伦理学的基本要素是品格的发展，以及那些使我们共同和谐生活的社会情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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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道德情感论》（The Theory of the Moral Sentiments）这部著作中，斯密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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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被认为有多么自私，他的本性中显然有某种秉性，使他关心他人的际遇，视他人之幸福为自己的必需，尽管除了目睹他人的幸福所感到的快乐，他不会有任何收获。这种秉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即看到他人的悲惨境遇时产生的情感……哪怕是最大的恶棍、社会法律最冷酷的破坏者，也不会完全没有这种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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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斯密和休谟抨击霍布斯以及他人的“自私”理论，主张同情这种典范性道德情感的自然性。通常，同情意味着“可怜”某人。不过，斯密是在“情感的一致”或我们所谓“同感”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因此可以说，同情实际上不是某种情感，而是理解他人情感的媒介，即“对任何激情的同感”。这是想象活动，它使得人可以“设身处地”理解其他人的感情。因此，尽管《国富论》的论题大受欢迎，但是人们本质上并不自私或自利，相反，人们本质上是社会生物，也会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行动。惟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能有良好的资本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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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好些年，休谟就已经提出了某种同情理论和正义理论，对斯密有很大影响。休谟认为，同情是普遍的情感，足以克服利己，至少在绝大多数情形中是如此。实际上，休谟认为同情是某种仁慈，是对同胞公民的感情，是对他们幸福的关切。不过，根据斯密和休谟的看法，同情常常受到自私的抵抗和压制，因此，它还需要正义感。斯密把这种正义感视为对伤害同胞的自然厌恶。休谟则认为这是 “人为”德性，是我们为了彼此的幸福构建的德性。尽管如此，作为彼此有利的约定性“计划”，它的益处使其与道德情感密切相关。对于我们每个人关于普遍善的感觉而言，还有什么比“为人类的幸福感到喜悦、对他们的悲惨感到厌恶”更基本的情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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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学简史 伏尔泰、卢梭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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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运动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哲学家，常常为标准的西方哲学史所遗漏，他们也是18世纪两次最重要的事件的精神导师。这种遗漏很能说明问题。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分别发生在1776年和1789年）都极为重要和复杂，它们至少部分是观念的革命，这些突变不仅是糟糕的政府导致，也是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或者是关于社会和人的本性的观念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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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和伏尔泰都是有自己风格的启蒙哲学家，但是两人都对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没有兴趣。他们的注意力限于不怎么抽象的实际问题，比如政治和教育。因此，他们对所处的骚动不安的时代有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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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推崇英国的启蒙运动，尤其是洛克的政治哲学。他把这两个方面都带回了法国，并用它们抨击法国政府和天主教会。伏尔泰的风格极其鲜明，并没有写作多数哲学家笔下的那种哲学著作，他更喜欢用檄文、政论、评论以及各种想象故事来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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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伏尔泰为理性和个人自主辩护，并以扎破当时形而上学和神学热气球为乐。在这方面，他为休谟这个小他许多的晚辈创造了条件，也把中产阶级（更准确的表述是资产阶级）发动起来进行改革，这就为法国革命准备好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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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是更加精致、复杂的思想家，与他同时代的老辈学者不同，他并不回避关于人性和社会的宏大理论。他在早期论文中曾质疑“文明”的好处，并为某种富足的、非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的满意生活辩护，由此声名鹊起，让古板、自鸣得意的欧洲贵族感到震惊。在《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这类著作中，他阐述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以及人类社会的观念，他认为，我们之所以共同生活并不是因为相互的不安全（如霍布斯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自己“更高”的道德本性。自然状态并非如霍布斯所说的“卑污、残酷和短寿”。卢梭向我们保证，前社会状态下的人类基本上是幸福、满足的，他们对其他人“漠不关心”，更不用说同情。他认为，孩子应该“自然”地进行教育，在他们各自性情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发展出这种更高的道德感。他们不应被束缚在那些“不自然”的社会道德观念之中。作为“公民”和社会“公意”的参与者，我们自由地把法律加在自己身上，甚至在社会背景下，我们也仍像在自然状态中那样独立自主。但是，如果有人拒不参与，卢梭认为有必要“迫使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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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状态下的人或许是幸福的，但是，在那里无法培养和践行人的德性。因此，卢梭觉得，既保持我们自然的独立感，又让我们彼此承诺制定和遵守社会法则，这两者之间并无矛盾。尽管如此，我们最初进入社会既非自愿，也不快乐。从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独立和满足来看，这是堕落。正如我们所知，社会的开端是场灾难，是不幸的开始。有人用栅栏把财产围起来，然后宣布“这是我的！”在卢梭看来，人类历史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行了。私有财产确立之后，人类生活中就充斥着连绵不绝的不平等和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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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对私有财产的谴责中，卢梭反对最多的是洛克，在欧洲思想与美国思想的斗争中，他们两位也常常以对抗的形象出现。在美国，这块已然由律师、农场主和商人组成的土地上，洛克无疑会胜出。在法国，至少有段时间，卢梭也能立得住。不过，在这两次革命中，启蒙运动的假设都是自然权利和独立自主的现实性和重要性。我们可以在社会中享有这些权利和独立自主，但不必因社会契约而牺牲掉自然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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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会契约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它是哲学虚构、隐喻，把社会看成同意的个人自愿聚集的方式。因此，社会契约的条款所规定的是以下这样的理想社会：人们在此自愿把法律加诸自身。我们都是自治的，而且就像是在自然状态中那样，我们仍然是自由和自主的。因此，个人自主这个西方的核心观念可以与国家的合法性相容，而人性的自然之善观念取代了古老的“人类原罪”观念。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就这样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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