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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170219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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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23 革命起于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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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方虎踞江南时，周族也从豳地迁到岐山下的周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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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与周原，相距遥远，想放开马跑，还没有驰道，那就走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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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渭河顺流而下，东行出潼关，然后，驱车向河南，到江汉平原，入汉水，渡长江，再下江南，据说三千年前，有两条汉子就这样来到了江南。他们是什么人？到此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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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吴太伯世家》讲了这个故事，但讲得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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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伯，与弟仲雍，皆周太王古公亶父之子，又是季历之兄也。季历贤，有一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为王，其子昌即周文王。太伯落脚荆蛮，自号句（音gou）吴。荆蛮之人追随他有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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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太王古公亶父，率周族从豳地迁到周原。他很像摩西，是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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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为何要远离故土豳地，而迁族于岐下？据说，他这样做是出于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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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地近戎狄，戎狄贪，欲得财物，太王给他，欲得民与地，太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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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君，是要利民，今戎狄来攻，要夺吾民与地，民从我，或归戎狄，都是一样的，要看谁对民有利，不要为我去打仗，害死人家父子的事，我是不做的。边说，边带族人离开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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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原的正统地位——“中国”确立后，“逐鹿中原”，就改变了龙山时代以文化传播和技术扩张为主的方式，改以“革命”的方式来改朝换代了。“二里头的中国”只是迈开了走向“广域王权国家”的第一步，一个真正的王朝中国，是在“夷夏东西”的文化的江山里历经夏、商、周三代“交相胜”才成熟起来的。夏的王朝面貌并不清晰，在夷夏相争的格局里，“二里头的中国”既可称为“夏墟”，亦可称为“夷墟”，之所以没那么称，是因为在后来的“华夷之辨”的王朝史观里排斥了夷。那时“夷夏东西”，既不是地理概念，也不是人种概念，而是同一种文化里划分正统与非正统的概念，夷夏之人虽无“革命”意识，却有正统观念。真正的“革命”是从“有册有典”的殷人开始的，“汤武革命”的“汤”便是殷人的先王，他是有史可查的“中国革命”第一人，是高举青铜和卜辞“率民以事神”的“革命”的先知，而“武”就难免要打折扣了。因为“武”，即周武王，即便在周人的“革命”谱系里，也算不上先王先公，更谈不上先知先觉，反倒是他那个以让位闻名于世的祖辈吴太伯，成了“革命”的先行者，只是“革命”的根据地，不在中原，而在“商代江南”：青铜文化的生命线——从赣鄱流域到太湖流域的江南铜锡矿带。吴太伯在此，以“革命”争正统，由此可见，周人“革命”也是吴太伯先“起事于东南”后由周武王“收成于西北”的。经过两次“革命”，王朝中国才得以定型，当周公以宗法制和分封制“继续革命”时，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便终于形成。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只尊，尊里铸有“中国”之铭文，图示：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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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被他感动了，都说这有情有义的“民主”去哪儿找啊？不如都跟了他去。后来，刘备也学这个故事，但总觉其伪。《三国志》炫智，行仁义也以权术；三代尚朴，大战略自仁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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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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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商”是大战略，迁岐已开始。此前，人是豳人，国为豳国，经此一迁，遂生转机。真是树挪死，人挪活呀，居于周原，而为周人，而建周国，而立周朝也。太王欲迁岐久矣，然豳地，商之属国，岂能随便迁徙？戎狄来攻，太王示弱，以不忍人之心，散财物，弃国土，不战而去，为戎狄所笑。用弱，时人莫知，后世解者，唯有老子。老子说“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一语道破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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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稷子孙，久居豳地，自公刘至古公，已历九世，戎狄觊觎，商也监视，干戈在前，斧钺在后，豳地两面受敌。长此以往，其国必亡。战亡，不战也亡，战败亡，亡于戎狄；战胜也亡，亡于商，其势如此，故走为上。《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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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从容，又何其潇洒！文明初期，地大国小，百里之地，千人之家，即成一国，立国之民，多为自由人，故国之民心所向，即为王。后来，孟子仁政主张，便出于对先王立国精神的向往，然非其时。古公之时，天下多空地，故国可徙；而孟子之时，国相逼，不战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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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国而去，与亡国何异？故太王迁岐，豳地亡于戎狄，然，其国虽破，其家未亡，迁岐，可谓战略转移。此一转移，似乾坤大挪移，让戎狄面对商地，与商对决矣。商王武乙，知古公弃豳地，迁岐，便自率一军，开入渭水流域，结果，却死在了渭水旁。据说，是被雷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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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怀疑武乙的死与太王“翦商”有关系，事实上，也没露出蛛丝马迹。而另一事件，在历史上，一直被当作让王的故事来讲，而忽略了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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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让国故事的掩护下，“两条汉子”下江南了。兄弟俩奔向“荆蛮”。“荆”乃楚地，在江汉、江淮间，“蛮”为江南。两人在周原让国，竟让到江南来了。这样“让”，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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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是真的，《史记》上这么说，没有错。“翦商”也是真实的，虽然《史记》没这么说，但《诗经》里早就提到了，更没有错。也许此为“阴谋”，明里让国，暗里“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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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富于革命理想，革命在当时，就是要翦商。“天地革而四时成”，此为太王岐下立国精神，推动周人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者，不一定是王者，但他身上自有王的气象。让国是王者气象，翦商也是王者气象，都基于革命理想，为革命而让国，为革命而翦商。革命的目的本来是王，然而当革命成为革命的目的时，王就被扬弃了，继续革命就成为革命者的最高理想。为了最高理想，当代切·格瓦拉放下执政党，重新拿起枪，上战场；而上古时代那兄弟俩，也放下了王，去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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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到江南，进入虎方地盘，号召虎方勇士，一如祖先当年追随黄帝，高举“翦商”旗帜，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打倒商帝国主义！从江南出发，又来到江淮淝水流域，当年虎方退出中原，还有一支就退在这里，兄弟二人在此，一边传播青铜器配方和工艺，一边发动东夷之人起义。顺便说一句，虎方两地，都留下一股子虎气，后来，一以赤壁之战开了三国，一以淝水之战开出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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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一股子虎气，还有这兄弟俩带来的那种切·格瓦拉式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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