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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30 从东西到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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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在盘庚迁殷以前居奄地，那奄地，就在今之山东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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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殷以前，商人不停地迁徙，在奄地与殷地之间，迁来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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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搞定了殷地，自然不会放过奄地。奄地，是殷商的根据地。周初封建，就把殷商老家奄地，做了周公的封地，还把就近的“商以前故国”营丘，做了姜太公的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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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战略重心东移，进入伊洛盆地，打造东都，在夷夏东西中以夏自居，且以齐、鲁诸国，控制殷民殷地。此一封建格局，正如钱穆《国史大纲》所言，周人开国形势，向东北、东南，张开了两臂，抱殷商于肘腋间。此为西周立国之大格局，周公的封建大业即于此格局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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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可谓“出奇”；而周公东征，以继续革命，则唯有“用正”。《尚书·大传》说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倾全国之力，加以战车无敌，还是打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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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乱”之后，周公欲先伐奄国，奄为商的旧都。辛公甲提出：“不如服众小以劫大。”遂改攻淮、泗九夷，各个击破，然后，践奄地。奄国势孤，周公践之，将殷商连根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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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东征，先“救乱”——平了三监及武庚之乱，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废霍叔，次灭九夷等五十余国，方“践奄”。可见商在东方的实力，亦可知以封建取代方国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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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以为，中国上古历史最要紧的是“东西”。自东汉末以来，中国历史常分南北，或因政治分裂，或由异族统治。但此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以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上，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对峙而不是南北对峙。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此为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以此为据，我们以为，周公东征，用封建制解决了“夷夏东西”问题，加上从吴太伯早已开始的“化行南国”路线，历史之轴遂因之而转，从“东西”转向“东南——西北”了。对此，司马迁做了一个总结，《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说：“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还说，三代秦汉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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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所见，无及于此。故其言，直到东汉以后，方才进入“南北”问题，忽略了中间的历史形态。例如，傅言“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这样的说法，不仅忽略了中国上古历史曾有过方国时期，还忽略了自三代以来的王朝时期，就有楚与吴越，与中原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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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那个产生了《孙子兵法》和大运河的吴国，秦汉时那个“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江东以及以盐铁富甲天下而有七国之乱的吴国，难道它们都不是“独立的大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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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问题，也不是到了东汉以后才有的。春秋时，就有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说法。这说法，出自《公羊传·僖公四年》。那时的“南夷”，大概指楚国，孔子在《春秋》里，就说“荆”后来改称为“楚”，动辄来侵。春秋时期，一百五十余国，《春秋》里有名的仅七十国，而言楚最多，竟有一百四十三次。除了中原那些老牌封建国家，如齐、晋、郑、卫等，楚无疑最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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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以封建，解决了“东西”问题，又引发了“南北”问题。南国，如楚、吴、越，仍持方国立场，没进入周人的家天下格局。也许周朝曾给了它们封建的名义，可它们却拒绝了被封建化。以方国对抗王朝，楚最有代表性。周人封建，荆夷不服，助武庚起兵，兵败，荆人遁入楚地，立国为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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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周公东征后，又有昭王南征。东征，还是解决商的遗留问题；而南征，则要全面解决方国问题。而方国问题中最大的问题，便是楚国问题。许多方国，如虎方、扬越、淮夷等，都加盟楚国。楚已形成了一个大联邦，与周初封建的家天下对抗。楚人在江汉流域，狙击了周人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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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出土西周铜器共一百零三件。其中有“史墙盘”一件，作器人“墙”，为周史官，盘中铭文，记载了昭王伐楚。铭曰：“弘鲁昭王，广批荆楚，唯狩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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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安州六器，乃北宋时，在安陆（今湖北孝感）出土的一组铭器。作器人“中”，曾随昭王南下，“奋伐荆楚”，亦铸器，铭记南征一事。“中”方鼎，记载昭王十六年伐楚，王命“中”先行；“中”方甗，记载了“中”的南行路线；另一件“中”方鼎，铭记王师“俘金”归，赐“中”采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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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和“中”作的铭器，都铭记了昭王十六年的南征。那一次，王师浩荡，渡汉水，过长江，抢占了铜绿山矿，俘金无数，胜利而归。谁知刚一回朝，钟鼓才鸣，欢庆未罢，江南虎方、扬越又反了。须知，周公东征，踏踏实实打了三年。昭王南征，哪能马到成功，一蹴而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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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王十九年，再起王师，驱车南下，直取江汉。周初封建的“汉阳诸姬”国，踊跃参战，为王师先导。孰料，前次凯旋，此次不归。有关昭王丧师之战，参战各方，皆无语。周人无语，或为尊者讳；楚人无语，以示王师不归与其无关。我们不妨来揣摩一下当时的战局。楚人用兵，或如孙子所言“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放开大路，任王师长驱，待其归时，一路游击，最后，以水战决战于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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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水战，虽然没有正规的战船，没有正式的水军。但水战却已发生，这是不争的事实。否则，昭王六师难道会自动沉入水底？或曰，土人用了胶粘的船来迎送王师。船行江中，胶已化开，船漏而沉，王师溺于江底。说来近乎逸事，聊为谈资。须知，周有“舟礼”，《尔雅·释水》就有：“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造舟”，乃多船并列；“维舟”，以四船并列；“方舟”，为两船并列；“特舟”，指单船；“泭”，指筏子。周人礼制森严，土人怎能沾边？再说，周武王时，已有人专门管理舟楫，负责渡水济河，运送兵员。据《史纪·齐太公世家》载，孟津誓师，抢渡黄河时，太公命“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这位“苍兕”，即为“舟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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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王师不归，必水战所为。初级阶段水战，或如梁山泊好汉“浪里白条”，以水性泅之船底，凿船而沉之。赳赳武夫，王之爪牙，居然死于非命，自然无话可说。楚人胜之不武，也不好意思说。然其意义却深远，犹如后世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皆以一战定南北，渐以战船与战车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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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31 国风时代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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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周到春秋，五百多年间，周人“诗意地栖居”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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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听自我民听。”“采诗”，就是“自我民听”。王在诗里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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