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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54 仁政是做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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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齐国，只管推销他的仁政学说，不买齐威王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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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威王曾馈赠他黄金百镒，他不受。弟子不理解，跑去问他。他说：齐国不用我，却馈赠于我，这是贿赂，君子能被贿赂吗？此言，虽然过激，却高扬了思想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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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懂得，与王权打交道，要“行己有耻”“知耻近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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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都是勇者，思想的巨人，哪能是行动的矮子？既然想到了仁政，就应该去实行。孟子要行仁政，可是去是留，他一时难以决断。还记得那位曾经“三迁”的孟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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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见儿子面有忧色，就问儿何忧？孟子禀告老母：君子志在行道，不贪荣禄，我与齐王道不同，想走啊。可母亲年迈，所以忧。母亲说：儿呀，按你的想法去做吧。我们妇人有“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儿已成人，而我已老，你行你的义，我行我的礼，勿为我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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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从子”，那一“从”，造就了一个伟大的人格——大丈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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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听说宋国将行仁政，便带了母亲，匆匆奔去。他在宋国待了两年，称宋王偃为仁义之君，而《史记》却说宋王偃是暴君，这便是“成王败寇”吧！孟子在宋行王道，期以“成王”，故称宋君偃为“宋王”。行了王道，称王就名正言顺了，宋君偃果然就称王了，结果却成“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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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灭“桀宋”，那是在孟子去世以后。灭了“桀宋”的齐也成了“桀齐”，差点被六国灭了。这些都是后话，与孟子那时的期望无关。孟子期望，以仁政行王道，不杀人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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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是期权，要做长线，利润在未来兑现；霸道是短线，如日常经营，要流水不断。而孟子行王道，用历史经验，为王权做预算。他常说，先王都是从小国做起的，只要行王道，就不仅能做大，还能得天下。王道不是给人民开空头支票，而是应该投资到位的仁政主张，期权要从现在开始，从我做起。例如，行什一税、去关市之征等，都是仁政措施，行之能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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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这样说，既然是做长线，那就慢慢来，一点一点改。不过，事情可以那么做，道理却不一定可以那么说。宋君偃跟他商量，说什一税和去关市之征，眼下都不能全面实行，可不可以先一点点减轻，以待来年条件成熟了全面实行？孟子说，错了就要立即改正，为什么要等待来年？这就好比有人每天都要抢邻人的鸡。有人告诉他说，这不是君子之道。他跟人商量，我从现在起减少，每月抢一只鸡，给我一些时间，让我一点点改正过来，这样行吗？如果已经知道了自己做得不对，那就应该马上改正，为什么还要等待来年呢？孟子的主张里，总有那么一种说理的偏激，而不太为事该怎么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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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君偃的要求并不过分，作为国策当然要商量。没想到孟子拿了道德的棒子，当头一棒就打来，被他打懵了，再细想，征税和抢劫怎会一样？不管怎么说，征税总是合法的，即使是横征暴敛，好似抢劫，但两者的性质毕竟不一样。孟子将两者混为一谈，使仁政以最激进的方式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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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孟子又离开宋国，回到老家邹国。不久，滕文公派人来问丧礼，孟子教以三年之丧，滕国文武百官皆不欲。于是，又来问，孟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吹两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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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文公听了孟子这么一说，就说，我拿定主意了。请孟子到滕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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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孟子在宋国时，滕文公还是世子。有一次，这位世子要到楚国去，路过宋国，来见孟子。孟子与世子交谈，谈到人性善，便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世子从楚国回来，又来见孟子，孟子问他，你怀疑我对你说过的吗？道啊，就在你的本性里！所以，这一回，滕定公一去世，世子就想起了他，说：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问于孟子，然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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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听滕文公那么一说，尽管滕国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国，他还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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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55 让人民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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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滕国，滕文公问孟子如何治国。孟子说：“民事不可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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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最需要什么？恒产！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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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无恒心，什么都敢做，拿犯罪不当事，再用刑罚来对付，这就是欺骗人民，哪有仁人当政，欺骗人民呢！所以啊，仁义的君主，取于民，要有节制，要让人民有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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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之王，虽然做法不同，但实质上都一样，都是行什一税，将国民收入分成十份，让人民留下九份，国家只征收一份。这样，人民才会有恒产。恒产，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物权”，它不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国家要允许人民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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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有了恒产，就会有恒心。恒产是物权，恒心呢？是价值观念——“仁义礼智”，乃“四端”之心也。在这里，“为富不仁”，是针对君主而言的，君主为富，人民就会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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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强调君主要为仁，不要为富，要让人民富起来。为仁，就是行仁政。“行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规划土地，实行井田制。一“井”为九百亩，中间一百亩为公田，由八家助耕。《诗·小雅·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助耕中，萌芽了公民意识。先富之，而后教之，故有井田，还要有学校，不仅要在助耕的生产方式中自发地形成公民意识，还要在学校中学习做公民。这样的公民，是《周礼》中具有国家观念的人，还不是民主制下拥有个人权利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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