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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70 儒门王圣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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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三模式，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圣化观念如何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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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圣化模式以内圣为究竟，外王只是蕴涵在内圣中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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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王从哪里来？是从圣人“外王”来，还是从王权“圣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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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孔子以“三年有成”自诩，还是孟子以“运天下于掌”自负，都是一种圣人“外王”的自白，都缺乏现实性和可行性。孔子未以尧舜为圣，孟子亦有“人皆可以为尧舜”一说，可他从未说过人皆可以为孔子。因为，他认为“孔子贤于尧舜远矣”，且以“生民未有”称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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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圣化，以圣王为终极目标，故孔子由“生民未有”，变为儒家圣化谱系中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之一环。孔子不再是圣化的顶点，而是指出内圣外王这一圣化之路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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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功优于学养，外王高于内圣，荀子这一取向，使儒家圣化模式隐含着一个倒转的契机——使圣王转变为“王圣”。以圣王为圣化之目标，理想虽高，但现实中却行不通，因为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儒生无一能具备由内圣向外王转化的现实条件。内圣如孔子，若非“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王从何来？或曰，荀子“宜为帝王”，但“宜为帝王”不等于能为帝王，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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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可能成为圣王的，不是“生民未有”的孔子和“宜为帝王”的荀子，而是处于圣化过程中的现实君主，即“圣人之得势者”。荀子强调现实的“圣王合一”，使儒家的圣化模式开始向现实君主开放。因此，他的法家弟子韩非就以王为圣化的起点，使圣王变成“王圣”。这一倒转，虽非荀子促成，但其圣化观念中早已埋伏着这一倒转的因素。人谓荀子阳儒阴法，也不为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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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后，儒家由分化而异化，衍生了战国诸子百家。当然，这绝不仅仅是儒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恐怕只有社会巨变才能带来“学术异化”的规模效应。其时，法术之士和纵横术士纷纷，儒门虽有孟子造势，但“匏瓜”之运，难以经世。故有荀子出，于王制事功方面详为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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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荀各有千秋，两说相携，似鸟有两翼，车之两轮，载道孔子。孟子言性善，倡仁义，养内圣之学；荀子主性恶，重礼学，修外王之道。司马迁《史记》将二人并列为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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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儒抑荀。韩愈《原道》序列儒家道统云：“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朱熹也斥荀子“全是申、韩”之学。明儒胡居仁则曰荀学“源头已错，末流无一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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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一生游学，遍及赵、燕、齐、楚、秦，主讲于齐稷下学宫，三任祭酒，传播儒学，应比孟子广泛，影响亦远在孟子之上。近人谭嗣同因而叹曰：“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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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援法入儒”，重建新儒学，有以下特征：第一，“隆礼重法”；第二，重“圣人之得势”者，而“势”是圣人向圣王转化的关键，这就为法家向“王圣”过渡提供了桥梁；第三，主张以王权“制天命而用之”，为韩非“君道同体”说确立了思想前提。在儒学发展史上，荀子是从思想体系上开启异化原宗先河的第一人，他的一只脚还留在儒学王道的门槛内，而另一只脚已开始从王道走向霸道。他的学生则因势利导，纷纷走出“师统”，彻底异化，像韩非和李斯之流则干脆成了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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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老韩列传》言韩非、李斯，“俱事荀卿”。韩非思想本于荀学，如荀子认为人性恶，韩非更进一步，认为人性好利，既不能改，也不必改，君主因之以治人，以恶破恶；荀子援道入儒，却非议老子，韩非《解老》《喻老》，则非“有见于屈而无见于伸”，而是以屈求伸，“无为而无不为”；荀学礼法并重，言礼颇近于法，韩非则越出雷池，弃礼扬法；荀学以孔子为“圣人之不得势者”，韩非则从荀学“王高于圣”出发，使荀学圣王转向君主“王圣”，建立了“以王为圣”的新圣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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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霸道，孔、墨皆曰之，至孟子，则划分为两条政治路线。梁启雄《荀子简释·自叙》云：“孟子专尚王道，荀子兼尚霸道；二子持义虽殊，而同为儒家宗师。”荀学王道，兼尚霸道。孟子以“力”称霸。荀子以为，霸不单恃“力”，还以“信”。单纯的“恃力者”，他叫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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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霸之道，可以相通，乃曰“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王制》《王霸》还提到了“王者之法”“霸者之法”及“亡者之法”。荀子指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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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来，他对霸道充满信心，只要补上礼义这一课，霸道亦能统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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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反对以权术立国，而他学生韩非，却从王、霸、强转向法、术、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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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性恶论”，是敢于直面人类丑恶而又乐观坚定的个性表达。“起伪化性”，首先就要以礼义引导今王，再造“王圣”。秦昭王问“儒之用”，荀子即以“立仁与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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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之用”，就是为像秦王这般已然“赏罚以信”的霸主申之以“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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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那一叹，虽然看到了统一的曙光，但也预见了缺憾。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他那意味深长的遗憾，确有先见之明。秦的短命和汉的“霸王道杂之”，已为那一叹，作了何等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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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世界 71 王圣造就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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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圣”运动的第一个成果，就是秦王嬴政，有了君道同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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