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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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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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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应该讨论一下维特根斯坦。许多人认为维特根斯坦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分别都对他的同时代人有着深远影响，而第二阶段——《哲学研究》（1953）中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拒斥了第一阶段表述于《逻辑哲学论》（1921）中的核心思想。这种现象在哲学史上很独特，不过倒也不是唯一的；也有别的哲学家曾拒斥自己早年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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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两部作品中，维特根斯坦都涉及了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逻辑哲学论》所主张的是一种单一的、本质性的关系；而《哲学研究》则否定了这一设想。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主张语言的功能就是描述世界；他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语言、思想是如何同真实世界挂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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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语言是如何同世界挂钩的呢？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或思想）是它所叙述的事实的图像。它之所以能成为事实的图像，是因为它与事实分享着共同的逻辑形式；哲学分析能够展示这一形式。维特根斯坦主张，所有真正的命题都可以被还原为逻辑上最基本的命题，而这些基本命题由指称基本对象的名称构成。一串名称的组合（即一个命题）就是世界上一系列对象组合（即一个事实）的图像。《逻辑哲学论》花费了很大一部分篇幅来解释这一意义的图像理论，并指出它在哲学诸种论题领域中的理论后果。最终的产物就是前文中所说的逻辑原子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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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哲学研究》当中，维特根斯坦完全抛弃了意义的图像理论，也抛弃了《逻辑哲学论》所包含的基本预设：语言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功能。他在《哲学研究》中指出，图像有何意义，归根结底取决于图像是如何被使用的——同样的一幅画，它的意义可以是一个男人拿着把吉他，可以是教人如何拿吉他，可以是表现吉他的外形，也可以是表现比尔·琼斯手指的外形，如此等等。类似地，句子的意义取决于它在相应的语境或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中是如何被使用的。此外，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还说，语言的使用是千差万别的，它们没有普遍的共同点；也根本不存在所有命题都能还原到它的那样一种理想的基本命题。总而言之，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中，早期的工作几乎被全盘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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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说，当哲学家忽视语言在其中被运用的“游戏”时，他们就让语言进入了“休假”；这时哲学家们就是在用某些预先形成的理想化观念来理解语言的“本质”，试图把千差万别的语言归入齐一的属性——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不必要的混淆，而所谓的哲学问题就是这样形成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整个哲学史就是一系列的混淆，混淆的原因就是让语言进入了“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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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维特根斯坦认为，像“狗在冲浪板上”这样的命题是事实的图像，正如这张照片是事实的图像。后来他否定了这个“意义的图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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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语言进入休假，这会导致怎样的古怪结果？或许，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的末尾所包含的悖论就是最好的实例。在这部作品中，维特根斯坦被某种关于语言如何与世界相联系的理论迷住了，而他关于这一问题所做的讨论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这就让维特根斯坦陷于悖论般的境地：他在用语言来表述语言如何表述世界。维特根斯坦的结论是，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做到的——尽管他自己做了这样的事。他说，语言能够被用来表述世界，但我们不能用语言来表述语言如何表述世界。“在语言中显示自身的东西，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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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维特根斯坦用一个赤裸裸的悖论总结《逻辑哲学论》——“我的命题应当是以如下方式来起阐明作用的，”他这样写道，“任何理解我的人，当他用这些命题为梯级而超越了它们时，就会终于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登上高处之后他必须把梯子扔掉）。”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正是这样把《逻辑哲学论》完全扔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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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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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因、戴维森和克里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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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系之外，威拉德·冯·奥曼·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他的学生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son，1917—2003）以及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1940—）并不十分出名。不过他们三位属于当代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在美国，要是读哲学读到研究生的程度，就不可能不熟悉他们的作品。他们都在逻辑学、形而上学和语言哲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而独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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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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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拉德·冯·奥曼·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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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因的逻辑学成就技术含量比较高，一般的介绍性读本不便介绍。我们要说的是蒯因在语言哲学方面的贡献。在这个领域，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论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Two Dogmas of Empiricism”，1951）和著作《语词和对象》（Word and Object，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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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蒯因仔细检验了经验主义者的两个观念：（1）“分析/综合之间的截然区分”；（2）“还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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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因所说的还原主义指的是：任何有意义的命题都可以被“还原”为经验，后者可以证实或证伪前者。读过第七章你就会熟知这一观点，它正是经验主义的指导原则。约翰·洛克就主张一切观念源自感官经验，而 20 世纪早期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则认同可翻译原则（translatability thesis），即关于世界的命题（理论上）可以被“翻译”成关于直接感官经验的命题。对此，蒯因的异议是，预设孤立的命题可以被证实或证伪，这是错误的。在他看来，“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命题所面对的裁决并非来自个别感官经验，而只能来自经验整体”。这话的意思在下文将更加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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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因加以拒斥的另一个经验论教条就是：“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之间有清晰的界线。这个有待进一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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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因认为，真正的综合命题就是“有条件地”正确的命题，而真正的分析命题就是“无论如何”都正确的命题。举例来说，“贝拉克·奥巴马结婚了”就是个真正的综合命题；它是真的，但它曾经是假的。它的真实性是偶然的，或者说依赖于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分析命题则与此相反：“如果贝拉克·奥巴马结婚了，那么他有个配偶。”我们会说，这个命题必定是真的，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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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别忘了，在蒯因看来，谈论对单独命题的证实或证伪，这是无意义的。因为在蒯因看来人的知识是信念的连锁体系，倘若你愿意在体系的其他地方做出调整，那么“没有任何命题是不能被修正的”（换句话说，即不存在无论如何都必定是真的命题）。例如，你可以主张地球不是圆的，假如你愿意相信地球是圆的的证据来自错觉。你可以相信 2+2 不等于 4，假如你愿意对数学原则“做出调整”。你也可以相信结了婚的人没有配偶，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对“结婚”和“配偶”的意义记忆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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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何种信念的连锁体系——或本体论（ontology）①——是正确的？蒯因认为本体论不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正确”或“不正确”。在他看来，具备科学头脑的人以实践或“实用”为基础来接受或拒绝信念。因此，并非物理本体论（夸克、原子、电磁等等）比希腊诸神本体论更“真实”；只是前者证明了自己更实用罢了。当我们要预测未来经验的时候，相信夸克、原子及物理学规律，我们就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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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论文以及他最有名的著作《语词和对象》中，蒯因走得更远。在这部著作中他主张，不光不能把本体论在任何绝对意义上认作“正确”，甚至也不存在关于它所指涉的对象的“事实真相”。他认为任何理论甚至任何语言都逃不出翻译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大致来说，即彼此不相容的翻译可以同等地相容于追随者或言说者的语言行为。蒯因还提到指涉的不可测（inscrutability of reference），大致是说，关于理论所指涉的对象，彼此不相容的概念可以同等地相容于物理事实总体。由此蒯因说，他认同“本体论的相对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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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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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戴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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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森的著名成就是在形式逻辑发展的基础上为自然语言设计了一套意义理论。技术性细节这里就不展开了，戴维森要做的就是发展出针对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自然语言”就是从人类的交流意向中自然生成的语言，例如英语或手势英语。而与此相对的形式语言则包括计算机程序语言和符号逻辑。）戴维森认为，语言的意义理论能指明语言中每个句子的意义，并足以解释这一事实：从有限的词汇出发，语言的使用者能够理解无限数量的句子。在戴维森之前，重要的波兰逻辑学家阿尔弗雷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已经发展出一套针对形式语言的真理理论。细节这里就不详说了，戴维森认为塔斯基那针对形式语言的真理理论可以用于自然语言。由此，戴维森在形式逻辑的发展和哲学家对自然语言意义问题的关注之间架起了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