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13022
女权主义道德理论
1702213023
1702213024
近来，道德理论也成了被女权主义视角重新概念化的领域。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是一位心理学家，她曾参与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的工作，探索人类的道德发展；她发现，从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尺度上看，女人的发展高度不如男人。这是不是女人在道德发展上的失败呢？吉利根注意到，那些所谓的儿童道德发展研究实际上是男孩道德发展研究；最初的研究是在男生学校和大学中进行的，然后假定这些结果对于女孩和年轻女子同样适合。最终的模式是从男孩得出的，而不符合这一模式的女孩就被评定为不合格或有缺陷——仅仅因为她们不像男孩。
1702213025
1702213026
吉利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并把结论发表在她那部著名的《不同的声音》（In a Different Voice，1982）中。在她看来，女性的发展模式和男性不同，这两者的道德直觉和道德视角也是不一样的。人们之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是因为男人和女人说着不同的言辞，却把这些言辞假定为相同的，“用类似的词语来破译截然不同的自我经验和社会关系体验。这些语言分享着交织、重叠的道德词汇，因此它们包含着系统性误读的倾向；如此导致的误解阻碍了交流，并且限制了人际关系中合作和为他人着想的可能性”。
1702213027
1702213028
吉利根发现，当我们观察女性论述道德两难困境的方式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她们更强调的是关心和人际关系的维护：在她们的道德考量中，抽象正义、抽象权利这种东西都是次要的。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女孩会比男孩更强调道德两难困境的具体背景。因此，背景和为他人着想是女性道德思考的核心特征。
1702213029
1702213030
吉利根的考察中有许多都基于精神分析学家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的洞见。乔多罗认为，我们当前抚育孩子的方式助长了女孩对联系性的需要和男孩对独立自主的需要。因为母亲是儿童接触并认同的第一个人，所以在确立自身性别身份的过程中，女孩和男孩要走的道路实质上是不同的：女孩可以继续地把自己视为母亲的延续，而男孩则必须经过一次转向才能确立男性的身份。
1702213031
1702213032
因此，关于如何同世界、同世界中的他者相联系，女孩和男孩所受到的教训是不同的。女孩通过与母亲的人格认同（personal identification）发展出作为女性的自我感觉。在乔多罗看来，人格认同意味着“同他人的发散性认同，包括总体人格、行为特征、价值观及态度”，而男孩则是通过立场认同（positional identification）发展出自身身份的：“立场认同则意味着和他人角色的特定层面相认同。”换句话说，男孩学到的是，作为男人意味着在外面工作，而女孩学到的是，作为女人就意味着和母亲一样，包括人格、价值观，如此等等。
1702213033
1702213034
乔多罗认为，性别发展上的这种分裂导致了文化上的各种困境：男孩成人以后，不仅孤立、分离，而且还断然地厌恶女人（misogynous），因为他们努力要把自身确立为“非母亲”。女孩则往往因不能让自己充分脱离环境中的他人而苦恼，她们成人以后难以区分自己的需求和他人的需求，因此就容易遭受剥削。乔多罗的结论是，如果男人和女人在抚育孩子、外出工作这两方面担负起相同的责任，上述问题就可以被消除——因为这样一来男孩、女孩就都能参与立场认同和人格认同了。或许女孩就会变得更自主，男孩会变得更富于“联系”，并且不再厌恶女人。
1702213035
1702213036
还有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叫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她在《关心，通向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的女性途径》（Caring，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1984）这本书中描述了一种关心的伦理：它源于对生来就有的关心的回忆，在那样的天性中，关心者出于爱和自然倾向而对被关心者有所应答。关心的伦理（ethics of caring）并非一系列的原则或规范，它是应对具体人、具体状况的一种方式。
1702213037
1702213038
吉利根和诺丁斯都把关心的伦理和抽象伦理做了对照；后者包括权利、正义、公平、规则以及盲目的公正。诺丁斯指出，在权利和正义的伦理中，当人考虑道德状况时，他们的思维“直接进入抽象，这样思想就可以清晰而合乎逻辑地进行下去，而无须考虑特定个人、场合与环境所构成的复杂因素”；而在关心的伦理当中，人的思维“趋向具体化，它可以通过不同的事实、他人的感受以及私人的历史而得到调整”。诺丁斯和吉利根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关心的伦理比权利的伦理更可取，而后者并没有断言这样的优越性。
1702213039
1702213040
还有一位作者涉猎了上述主题，并发展了一套道德理论作为回应——她的名字叫萨拉·罗迪克（Sara Ruddick）。在她 1986 年的一篇论文《母性的思考》中，罗迪克讨论了某些父权制文化中母亲们的关注和视角，并探讨了这样的考虑和视角如何能建构起我们对于世界的道德应对。罗迪克把这种应对世界的方式称为母性的思考（maternal thinking）。
1702213041
1702213042
在资本主义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异性核心家庭中所表现的母性社会现实是怎样的？罗迪克对此做了描述。她期望其他传统中的女性也能对自己的切身体验进行反思，关于如何做母亲和如何被母亲爱护——无论这些体验和她自己的体验是相似还是相异。母亲必须保护孩子、促进孩子的成长，必须把孩子塑造成成熟的下一代。一般来说，母亲们都负有以上三项职责，尽管她们根本无法掌控孩子们的周遭环境。孩子是十分脆弱的，他们可能受到意外的伤害甚至丧命，可能遭受长期的病痛折磨，也可能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无法生存；为了应对这些事实，母亲们会发展出一种形而上的态度，叫“把持”（holding）。在罗迪克看来，“这样的态度源于‘守护世界、维持世界、修理世界等实践……它在无形中修补编织着褴褛脱线的家庭生活’”。母亲们明白，她们所爱的东西是十分脆弱的；因此母性的思考把谦卑和开朗快乐视为美德。在这里，谦卑的意义在于，承认在这个严酷的世界上，人要保护、保存脆弱的东西，所能做的十分有限；开朗快乐则意味着尽管明白自己的局限，人也并不因此就陷入忧郁。罗迪克把这里的快乐和“快乐的拒斥”做了区分；在她看来，好脾气并不意味着拒绝看到世界的现实——它是这样一个更艰巨的任务：正视世界上的苦难，并且拒绝被它吓倒和征服。
1702213043
1702213044
在罗迪克看来，这样的美德不仅适用于照料孩子，而且还适用于应对总体意义上的世界。和其他道德样式相比，从母性思考的隐喻引申出的道德会较少自我中心，较不容易有过度个人主义的倾向。值得一提的是，罗迪克认为“母性的实践”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并没有性别限制。男人只要采取这种态度来对待世界，对待他人，那么他就是母性思考者，尽管他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在这里，罗迪克无须受生物学决定论的责难。
1702213045
1702213046
女权主义伦理学并不是毫无差别的铁板一块，它不仅限于贬抑权利、正义的伦理并高扬关心的伦理这样一种声音。有些女权主义伦理学家指出，以关心为核心的伦理或许并不是女性自己选择的，它源于为父权制社会服务的需要，而男人们总归不会不愿意被关心者包围的。还有一些女权主义道德、政治哲学家——包括我们以下要讨论的那位——则强调权利和正义伦理的实用性；当互相之间并不了解的人提出的相互冲突的主张需要得到平衡时，需要有这样的伦理作为社会机构的基础。我们已经看到了，哈利特·泰勒是如何在这样的框架中提出 19 世纪妇女的诉求的。
1702213047
1702213049
性别歧视和语言
1702213050
1702213051
语言以多种方式助长着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现实。有许多词汇被认为是性别中立的，可实际上并不是。比如 man，这个词有双重功能：既可指总体意义上的人，又可指男性的人。类似地，无论我们知道所指的人是男性还是不知道那个人的性别，我们都可以用 he 这个代词。这是不合逻辑的；应当是要么用一个代词指称所有人，要么就用三个代词，分别指称男性、女性和未知性别的。女权主义理论认为，用 man 和 he 这样的词既作性别特指词又作性别中立词，这样构成的网络会把女性从我们的交谈视野中“抹杀”掉。现实当中，人的心理是这样的：听到 he 的时候，想到的就是“男性”，即使说话者所意指的并非如此。对于这种把即便是性别中立的 man 和 he 也理解成男性的倾向，哲学家詹妮丝·莫尔顿（Janice Moulton）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请看下面这个熟悉的三段论：
1702213052
1702213053
（1）所有人（all man）都终有一死。
1702213054
1702213055
（2）苏格拉底是人（a man）。
1702213056
1702213057
（3）因此，苏格拉底终有一死。
1702213058
1702213059
现在把苏格拉底这个名字换成苏菲娅。显然，第一行的 man 是性别中立的；它指的应当是“全体人类成员”。然而换上苏菲娅这个名字以后，这个三段论的第二行看起来明显就是错的了。对此莫尔顿说，man 对于我们有两重含义，一是性别中立的，一是性别特指的，而我们不见得总是能把它们区分清楚。尽管我们多半相信 man 和 he 有两种明显不同的用法，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几乎不做区分。这是很显然的：现实中的逻辑教师们在教授上述三段论时往往根本察觉不到这里的问题：第一行中的 man 和第二行中的 man 有着不同的外延与内涵。
1702213060
1702213061
有些时候，这类事情上还会有其他形式的因果关系。有些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注意到，任何东西只要和女性联系起来，就容易随着时间而贬值。跟与男性相关的职业相比，与女性相关的职业往往挣得少，地位也低。在跨文化的比较中，甚至有些客观上完全相同的职业也是这种情况；比如，在由女性建造家园的某些文化中，这一职业是被轻视的，而在我们的文化中，作为建造者是受人尊敬的，往往挣得也不少。
1702213062
1702213063
在语言中也有这类现象。和女性相关的词语地位低下，甚至会贬值为侮辱。在这方面，有许多俚语和比喻都可作为证据。这些比喻和俚语体现了对于女人的深层文化态度。有些词在一开始具有非常正当、毫无贬损的字面含义，然而在和女性的关联中，它们渐渐有了贬抑、侮辱的意思。例如以下这些词语：queen（女王，有情妇的意思），dame（夫人、滑稽老太婆），madam（夫人、老鸨），mistress（女主人、情妇），hussy（轻佻女子，本义是家庭主妇），spinster（未婚女性、老处女）。与上述这些词语相应的、指称男性的词语却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贬值。俚语常常把女性和动物相联系，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好的意思，例如 vixen（泼妇，雌狐），bitch（母狗，贱女人），pussy（猫咪，女阴），biddy（小鸡，婆娘），cow（母牛，肥婆）。还有，我们用来表述性交的词语往往都极端暴力——并且这暴力隐喻性地指向女人，而不是指向男人。Fuck（性交）这个词在词源上起源于 strike（打）；至于 ream（钻孔、肛交）和 drill（钻孔、播种）这样的词，在理解上就无需任何深奥的语言学背景了。语言的运用和文化态度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倘若我们努力不去使用这种暴力的隐喻，或许暴力的态度也会有些许减轻。就当前来说，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明显而令人痛心的事实：我们的语言至少是部分地反映了某种敌意立场。
1702213064
1702213065
例如，史丹菲·罗斯（Stephanie Ross）在 1981 年的一篇论文《词语的伤害：态度、隐喻和压迫》（“How Words Hurt：Attitude，Metaphor，and Oppression”）中论述了螺丝钉作为一个有用的代表性隐喻是如何表现了特定文化对于女性的态度的——这些内容超出我们乐意知道的范围之外：“螺丝钉是坚硬、锐利的；相反，木头是松软、易屈服的；得用力，才能让螺丝钉刺入木头；螺丝钉可以拆下来重新用，但木头上的伤口却是永远的——无论螺丝钉安在哪里。”罗斯认为，倘若我们认识到平时运用的隐喻传达着文化态度，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对于性的文化态度就是：女人经过性交以后，就被永久性地伤害了。而且，螺丝钉（screw）这个词还有个奇怪的机械涵义。它表明，性交是某种和一般的人类肉体、人类行为相疏离的事情。将所有关于性交的俚语列举出来并试图分析和这些隐喻相关的所有意义与内涵，这是颇有趣味的。
1702213066
1702213067
有一个表达，学生们用起来习以为常，却没有对其深层的性别歧视做过检查，那就是 you guys（各位）。我们用它来称呼任何群体，无论这群体由男性构成还是男女兼备抑或完全由女性构成。在《性别歧视的语言很要紧》（“Sexist Language Matters”）一文和另一篇名为《再见，你们各位》（“Goodbye, You Guys”）的非正式文章中，雪瑞·克莱门（Sherryl Kleinman）说，倘若女人真的享有和男人同等的地位，那么她们就不会被包含在 you guys 这个显然属于男性的用语中。她的论点中尤其有力之处在于，她让男人想象一下，被称为 you gals（姑娘）时会做何感想。倘若你不屑一顾地认为这用语“如此普通所以无关紧要”，或根本不包含贬低女性的意图，那就请考虑一下克莱门的论点吧。性别歧视的语言很要紧。
1702213068
1702213070
女权主义认识论
[
上一页 ]
[ :1.70221302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