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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娜·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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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写作。生命生成为出自我身体的文本。我已然是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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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娜·西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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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伦娜·西苏（Hélène Cixous，1937—）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并在那里接受了早期教育。作为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居民、女性和犹太人，她说自己受到了“三重边缘化”。身为犹太人，她没法进常规学校，不过她依然学习了法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后来为了阅读克拉丽瑟·李丝贝朵（Clarice Lisperctor）的原著她还学习了葡萄牙语。1955 年她全家移民到法国。21 岁时，她成为用英语通过大中学校教师资格考试的最年轻的学生。在此之前，西蒙娜·德·波伏娃是用法语通过这一考试的最年轻的学生。1958 年她发表了长达九百页的博士论文。1968 年她以《内部》（Dedans）这部小说获得著名的文学奖——美第奇奖（Prix Médicis）；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说的是她对父亲的俄狄浦斯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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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苏和雅克·拉康一起工作了两年，然后接受了法国激进左翼机构的职位；在著名的 1968 年学生运动及之后的知识界革命中，这一机构成为一大景观。接着她创立了欧洲第一个女性研究方面的博士培养计划。直到今天她仍在监督这一计划，这个计划不断发展壮大，面向国际讲授课程。尽管身负重任，在她 70 岁的时候，她仍保持着几乎每年都出一部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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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德里达长期以来一直是西苏的良师益友，直到他 2004 年去世。他曾经说，埃伦娜·西苏的作品整体“近乎不可翻译”。这是因为即使在法语原文中，她的文本也在运用微妙的替换，而且它们总是流溢到多学科领域。她的作品是哲学、诗歌、小说、文学批评、自传、评论以及精神分析理论，常常同时是以上一切。与此相反，大部分美国女权主义思想家都是在一个主要学科中接受教育、发表作品，除非他们有意识地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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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作品聚焦于女性写作以及作为女性写作之隐喻的女性具象化；尽管如此，她并不同意把女权主义作为她视角的标签，这大体是因为女权主义在欧洲和在美国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不过近年来，她的作品清晰地呈现出女权主义。当她的作品有政治性的时候，那也是文本意义上的政治；她认识到社会结构内在于语言，所以她在语言的限度内以所谓的阴性书写（écriture féminine）进行写作，以缓和哲学写作中的“大男子主义”结构造成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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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学者来说，西苏的难于理解还有一个原因：虽然已经过了很多年，她的数以百计的文章、小说只有一部分被译成了英语，而且她的作品所关注的目标和美国女权主义的议程不相吻合。很多人认为她的作品属于本质主义或乌托邦，因为她不写什么家庭暴力、照看儿童、堕胎、色情或贫困，这些才是女权主义实践话题的中流砥柱。并不是说她回避性别间的社会政治冲突，而是说，她用以对付这些问题的计划对于美国学者而言是陌生的——致力于无意识，致力于出自无意识的晦涩暧昧的女性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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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苏的许多话题都持续地在接下来的文本中被重铸，正如德里达的句子都是重述：思想的循环在扩张并越来越兼容并包。这些话题包括作者与写作过程、读-写关系、读者-作者关系、哲学问题、精神分析的考量（尤其是那些与身份认同和其他自我-他者关系有关的）、出生、死亡、终结、爱的丧失/寻获、艺术的前史、内在状况、具象化、自传、母性/父性（尤其是缺失的父亲）、母性的修正、神话的重新编织、到达/离去、放逐的隐喻、礼物/交换/消费概念的延伸……这个清单令人昏昏欲睡，但是在西苏笔下这些话题都有了生命和呼吸，它们彼此互动，从文本行进到文本，随着概念形态的出现、转换和消失而变化着它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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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不仅被重复，而且被重新提炼和呈现，通过新的人物，通过多维的、性别不定的自我——每一个都在不同的关系挑战中各自挣扎。我们或许会忍不住说，所有这些主题都出自自我和他者的基本范畴，不过这么说可是帮了西苏倒忙。范畴根本不在西苏的词汇表中；它的主题藐视边界。她的文本“逃离”一切限制正如德里达的会话包含无尽的延迟。探讨西苏作品的方法，在她文本中不断呈现的复杂难解的丰富性面前往往捉襟见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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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苏的小说没有传统的开头、中间和结尾。她的所有文本都是“开放”的，即便当她思考哲学问题，切近地审视黑格尔、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尼采、德勒兹、德里达的时候，她的写作也不在概念层面。她的目的在于阅读文本，包括哲学文本，然后替换那些“男性”要素以寻求女性要素。她要抹去那样的西方理念，它将概念、真理、在场、掌控和父权制法则视为优先的；所以她对主宰着主体性形成的辩证结构进行检验。她反对绝对知识。当她在作品中审问、颠覆那来自女性社会的语言学表征时，即便是她的哲学讨论，也植根于自传体的虚构小说。颠覆往往以创造性的方式实践着，既是严肃的也是游戏性的；它们总是以种种方式涉及女人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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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以四个阶段来认识西苏的作品。她的早期作品是文学批评，涉及乔伊斯（Joyce）、纪德（Gide）、莎士比亚（Shakespeare）、伍尔夫（Woolf）、卡夫卡（Kafka）和杰弗斯（Jeffers）。这些作品都属于传统的学院散文。第二阶段是弗洛伊德/拉康时期。她的第一部和唯一一部短篇故事集处理的是同一性、无意识及梦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她的第三阶段是发现克拉丽瑟·李丝贝朵，这是一位巴西作家，西苏将她描述为她的“意料之外的另一个”（unhoped-for other）。这个阶段产生了一大批著作和文章，说的是李丝贝朵作品中的女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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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第四个阶段在剧场中。当她从事于历史性表现时，她那戏剧中的“另一个”常常是整个人类种族。和她的其他体裁相比，她的戏剧对社会变革贡献最大，其中处理的是人类普遍的苦难和不公。不过，虽然我们可以用编年方式追溯这些阶段，它们却也并非判然有别。她仍在继续写作自传体小说，它依然在跨越体裁界限。西苏的研究中不存在真正的开端或终结，正如她的小说没有开头和结尾。她的所有文本——不仅是戏剧——都是表演性的，它们与其说在讲述，不如说在演示。它们将读者拽入各种领域，既熟悉又陌生，既是慰藉又是威胁，既是智识上的刺激又是情绪上的挑战。她就是这样在文本中开辟空间，从歧义纷出的领域中创造出扩展的意义并怂恿读者学会用新的语言阅读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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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格瑞、克里斯蒂娃和西苏都使用某种形式的阴性写作，我们不能在美国人使用 feminine 这个词的意义上将其翻译成“女性写作”。在法语中，feminine 这个词并不像在英语中那样意味着淘气、做作、羞怯而善于操纵。它是一种处于不断进化过程中的语言，运用隐喻跨越着理论和其他形式的话语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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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运用阴性写作的作者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西苏的风格属于力比多式的话语，包含和他者的遭遇、具象化、神显时刻和激情经历，它们瓦解着社会化的二元意识结构。以这种方式她得以超越限制，这限制是理解差异的传统方法强加给语言，强加给社会关系的。关于西苏，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她不把身体视为生物学上的普遍物或独立于文本的指涉。她的作品的整体焦点就是：向我们演示语言的存在不在身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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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杜莎的笑声》（Laugh of the Medusa） 美杜莎的神话来自古希腊。美杜莎是一位美丽少女，她和波塞冬发生性关系因而触怒了女神雅典娜，雅典娜把她变成了头发全是活蛇的怪物。从此以后，任何男人只要看一眼美杜莎就会变成石头。后来柏修斯杀死了美杜莎并把她的头献给雅典娜。这颗头颅依然有把男人变成石头的能力。弗洛伊德对这个神话做了性心理生理学解释。他将美杜莎被砍下的头颅等同于男人对阉割的恐惧：砍头等于阉割。美杜莎对于男人的瘫痪作用（paralyzing effect on men）被弗洛伊德解释为阴茎勃起，而构成美杜莎头发的活蛇全都是阴茎。在弗洛伊德看来，勃起与恐惧的组合代表男人感受女人的两种方式：他们渴望女人，同时又把女人视为与自己不同的、神秘的和危险的，故而恐惧女人。美杜莎既是活的，能够激起男人的欲望；又是死的，令男人恐惧——男人们害怕，假如任凭欲望达到高潮，就会像美杜莎一样死去。男人认为自己是完整的，而女人/怪兽会改变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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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方面男人渴望拥有女人；另一方面，他害怕经由性行为而被归入（subsumed into）女人。弗洛伊德说男人对女人的恐惧源于他们的差异，男人感到不可思议所以害怕。他害怕被女性特质弱化或胜过。女人成了阉割着的女人。险恶的美杜莎头上长着许多阴茎，在弗洛伊德看来，这隐喻式地给男人以安慰：你不会失去自己的阴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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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苏的早期文本《美杜莎的笑声》如今已是女权主义文本中的经典。在这篇作品中，女性身体根本不是身体，而是具象化的文本运动，是个隐喻。只要把身体理解为文本，理解这篇文章就比较容易了。在书写女性的时候，西苏在字面意思层面和隐喻层面之间闪转腾挪。她书写“女性”（feminine）的时候也是如此。诚然，她是在讨论女性特质和女性身体；但同时，她也把这些作为语言学表现的隐喻。西苏把弗洛伊德的“黑暗大陆”转换为女人的写作，它对于男人而言是陌生的。西苏说，美杜莎没什么好怕的：她亲切可接近，她还挺有幽默感。女人必须向男人展示她们的“性文本”（sexts，即 sex+text），这是新的女性写作，其中为差异留下了空间，其中没有拉康意义上的“缺乏”。跟她的其他作品一样，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先定义了构成我们文化生命的压抑结构，然后以解放女性、使女性书写自身的方式解构和重构这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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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思·巴特勒：性别、性与表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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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所有女权主义哲学家都关注性别和性的话题。不过，其中有一位值得我们专辟一章来讨论，因为她对这些研究的错综复杂性做了极其广泛的考察，她就是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她是一位美国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t）哲学家，她不仅在美国女权主义这一领域，而且在政治哲学、犹太哲学、伦理学、文学理论、性学研究、精神分析理论，以及酷儿理论等领域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她所工作过的领域包括丧失、哀悼、种族、战争、审查制度以及伦理暴力，她还建构过责任伦理。她的研究获得过很多荣誉、奖项及研究员职位。她从 1987 年至今创作了一大批著作、讲座和出版物。如今她是加州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及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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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那作品的艰深复杂程度令人晕眩，为此她也不是没有被批评过。她把其他哲学家的思想线索和她自己的观点编织到一起，就性别和性如何彼此交错的话题做出深刻动人的社会学-哲学讨论，并且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答——她自己名之为表演性（perform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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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的基本问题聚焦于身份与主体性，尤其针对那个广为接受的信念：性别行为是自然的。不过较之她对语言、习俗和体制中的身份问题所做的激进复杂的探索，上述概括肯定是过于简化了。在她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她的博士论文——《欲望主体：对 20 世纪法兰西的黑格尔式反思》（Subjects of Desire: 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1987）中，她试图理解性别是何以被确认为自然出现而非人为选择的。她追踪我们由之成为“主体”的过程，不过她的主体所指的并非个人；她描绘的是一个语言结构，永远处于过程中而从不完成自身。换句话说，主体永远在“生成”。当一个人被命名，他/她就有了性别；巴特勒说，此时“界限”被设置了。这一观点的重要之处在于，假如人的身份属于社会建构，那么肯定有办法改变、挑战和重构它；在她的著作中，她一直在寻求这些办法。一方面是掌握着权力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是以破坏性方式行动的个人，他如此行动为的是避免让权力成为建构身份的标准；巴特勒在两者之间鉴别出一条细微的线索并将其视为问题的一部分。她总在以各种方式追问，权力是什么，如何能颠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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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特勒那本已复杂的审问中，尤其复杂之处在于，她的各个文本彼此对话而她并不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没有观念的线性、理性推进供人检验，这是令读者恼火和困惑的。确实，她的理论在循环、交叉和错综中运动，从不达成最终结果。这一探询模式借鉴了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给出一个正题，然后它被反题否定并融入合题，而这个成为下一个循环的起点。巴特勒不像黑格尔那样寻求绝对知识；她只是在一个结果开放的过程中检验观念。对惯于寻求“结果”的读者来说，这显然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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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勒的理论中固然存在矛盾，她公开承认这一点并努力地进行修订和改进。诸位或许会问，她为什么不给讨论来个结果？这是因为她探索的就是永远处于无尽过程之中的主体。巴特勒的“主体”并非别人描述过的坚固的实体，如今女权主义哲学已经开始普遍支持这一观点。作为范畴的女性也好，作为身体的女人也罢，都是社会建构造就的——这一点在巴特勒的作品中占有显著位置；如今它已经占据了其他女权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这就是巴特勒的主要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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