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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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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达多 29 岁的时候，为他所目睹的周遭苦难而苦恼困惑不已；最终，他放弃了奢侈的生活，放弃了妻儿，要去探索痛苦的由来和解脱之道。经过六年的漫游和沉思，他觉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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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对于痛苦问题的回答包含在他的四圣谛（Four Noble Truths）中：（1）痛苦；（2）痛苦总有特定的、可以鉴别的原因；（3）痛苦是可以被消灭的；（4）通过八种生活方式上的调整，就能消灭痛苦，这就是所谓八正道（Eightfold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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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认为，痛苦的原因有一部分是世界的变幻无常和不确定性：确实，一切人生问题都植根于变化和不确定，以及这一事实所引起的焦虑和恐惧。此外，“业”也是痛苦的原因。正如我们所知，与业相关的教义是这样的：人此生的起点取决于他前生的行为和决断，而此生的行为和决断又决定了他下一次转世托生的起点。再说一遍：业，就是行动或行为。行为的意图决定了行为在道德上的善恶。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影响会延续好几代，参与决定此后转世投胎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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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佛陀看来，人类痛苦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无知和私欲：无知断绝了开悟的可能性，而私欲使人成为欲念和激情的奴隶。在这个永远流变不止的世界中，被欲望奴役的个人是不可能快乐的；这尤其是因为，人几乎无法控制世上发生的事情。即便现在的生活合乎人的期望，也不能保证它在将来也同样如人所愿——于是焦虑和恐惧就不可避免地把短暂的满足压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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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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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哲学大约肇始于 8 世纪，当时西欧正处于中世纪时期。最初，它吸纳了穆罕默德、《古兰经》以及各个神学流派的神学思想；不过它的源泉不仅限于这些。对于这一哲学所遭遇的问题以及提出的解答，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都起了重要的作用。9 世纪，有许多希腊的典籍被翻译、流传到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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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伊斯兰哲学家关注的问题包括神（安拉）的本性，世间万物的等级秩序，人类的本性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还有神学和哲学间的关系。阿尔·肯迪（Al-Kindi，死于 870 年之后）发展了神的观念，认为神是绝对的超越性的存在，这和那个时代某些特定的穆斯林观点是符合的。他对于神的定义中包含了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元素。他发展出了一套以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emanation）为基础的宇宙论：世间万物都是从神流溢出来的，因此都以某种方式分享了神性。阿尔·肯迪还加入了穆斯林的思想：神用意志的力量从一无所有中创造出了第一个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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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法拉比（Al-Fārābī，875—950）进一步阐发了神的概念；他借助的是柏拉图的“一”的概念，以及万物皆是“一”的流溢的思想。他还加入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神是万物的第一因。阿尔法拉比从先知哲人那里寻求、搜集哲学上的洞见和启示，从中获取对于他所处的社会有深远意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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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森纳（Avivenna，原名艾布·阿里·伊本·西拿［Abū‘Aliibn-Sīnā］，980—1037）创造了最为著名的中世纪思想体系。他把神视为必然的存在，神从自身流溢出偶然而短暂的世界。世间万物都依存于神，而人类行为的最终目标就是获得一个先知式的头脑，以便能对神和神的造物有直觉的理解。在阿维森纳看来，哲学和神学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在当时，人们有时会把哲学——尤其是思想者和神的神秘认同——视为对穆斯林正统教义的威胁。比如安萨里（Al-Ghazālī，1058—1111）就在他的《哲学家的矛盾》（Incoherence of the Philosophers）中抨击阿维森纳。在别的作品中，他还批评了阿维森纳的这一观点：世界的永恒性，正如那宗教法则的次级地位一样，都只不过是更高真理的纯粹象征符号，而那更高真理则只有直觉方能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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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义哲学和穆斯林正统教义之间的对立代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问题。比如阿威罗伊（Averroes，1126—1198），人们说他手握一套理论，关于两个互不相关的真理：宗教的真理和哲学的真理。阿威罗伊教导的是永恒创造的观念，他试图通过新柏拉图主义和对伊斯兰传统的回溯来解救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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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今的西方思想来说，影响最为微妙复杂的，或许就是苏菲主义（Sufism）的发展。苏菲主义代表着穆斯林信仰中倾向于神秘主义、通灵论、禁欲苦修的那一路，它追求与神（安拉）的合一。萨德尔·阿尔丁·阿尔斯·舍拉兹（Sadral-Dīn als Shīrazī，1571—1640）——后来人们称他为穆拉·萨德拉（Mulla Sadrā）——寻求向着存在之第一原则的一元论回归。较之正统的伊斯兰信仰，苏菲主义所受到的来自新柏拉图主义及诺斯替派（Gnosticism）神秘主义的影响或许更甚。他们在追求和绝对存在的直接交流，而绝对存在也代表着绝对的美。通过禁欲苦修和聚精会神，人就有可能在刹那间经历到顿悟，经历到与神（安拉）融为一体的沉醉狂喜。这样的洞见能够让人明白，一方面，人自身纯粹就是无；另一方面，从泛神论的意义上讲，人自身就是神的一部分。在中世纪，有相当数量的苏菲主义信徒因为不敬罪而被处决，因为他们说自己就是神——其实这个并不那么令人吃惊。从某种程度上讲，安萨里让这一源远流长的难题有所缓和；他削减了苏菲主义中的泛神论因素，从而使苏菲主义较为接近了传统的穆斯林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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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主义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约 750—1050）、第二阶段（约 1050—1450）、近代阶段（约 1450—1850），还有当代阶段（1850 至今）。当今世界上大约有一百来个苏菲派教团，教徒有数百万人。这一运动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伟大的神秘主义诗人；来自印度贝拿勒斯的迦比尔（Kabir，读作［kuh-BEER］，1435—1518）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由于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的翻译，他在西方广为人知。苏菲派文学、苏菲派诗歌，还有浪迹天涯的游方僧人，这些至今仍在继续影响着西方当代的泛神论和神秘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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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认为，通过冥想和自我克制，人可以平复私欲、克服无知。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在涅槃中消弭了所有痛苦。涅槃是种永恒状态，意味着至高的觉悟与平和宁静；它终结了转世托生的轮回，于是原本深陷其中的个人就获得了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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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佛陀还说，要达到涅槃的境界，要做的事还不仅限于消除利己欲望。我们需要懂得，人们对于身体和意识的一般看法都是不真实的，那不是真实的自我。这种彻头彻尾的非自我本位的洞察，才是真正的自我理解；这样就摆脱了利己的思想和欲望，于是一切的恐惧和焦虑也就随之消失了。拒斥了私欲的束缚，个体就克服了虚假的自我，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安宁祥和……和完全彻底的平静”——这就是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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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痛苦的方式就是所谓的八正道。事实上，八正道的内容就是恰当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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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见，它指的是，对于那些让人生变得有害、不健全的东西——诸如无知、私欲、贪婪，等等——人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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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志，它要求人通过意志的力量克服利己的激情和欲望，消除愤恨、忌妒以及任何其他伤害他人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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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语，即摒弃谎言、欺骗、有害的流言蜚语、不负责任的饶舌以及对他人的妄意揣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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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业，即不受不良欲求、渴望的支配，其中包括性的欲望；最重要的是，不能杀人。正业还包括做好事（佛陀说好的行为是智慧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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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命，即人应当用正当的方式维持生计，而且在生活中应当摆脱私欲和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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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正精进，就是用自己的努力来对抗不道德的、肮脏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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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正念，它是正精进的源泉。正念要求人把达到觉悟看成是自己的义务，并且对于私欲的本性和后果得有正确的理解。佛陀认为，具备正念的人不会依附于身体、感官、知觉、行为和思想，它能自然地控制一切贪婪和欲望。正念还意味着树立起高尚的生活原则，尤其是以上六条。它让人具备纯洁的心灵和清晰的记忆，倘若我们要让自己的一切行动——无论它们看上去多么琐碎——都充满“警醒”，那么以上两点就是必要条件。它让人的一切行为都受意识和深思熟虑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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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正定，这是终极意义上的聚精会神，它把前面提及的、涉及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原则融合成了一体。它是意识的解放，它让精神摆脱了渴求、爱好、欲望的束缚。一切属于个人的意识都被一种“无形、无限、穿透一切的意识”取代了，他带来了永久的平和宁静。它是纯粹的认知，摒除了一切个体性。这样的自由是通过彻底消灭欲望并由此终结一切痛苦而获得的。佛陀强调说，这是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人只有通过不断努力，树立起不可动摇的专心致志，才能一步一步地获得解脱。正定是持续不断的、充满阳光喜乐的深思熟虑，它让行为、言语和思想都变得纯净无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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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和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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