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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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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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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武士阶层向禅宗僧人讨教修行法门，这个看起来有点讽刺：因为禅宗僧人是致力于拯救众生的。镰仓（Kamakura）是个禅僧活动的中心，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3 世纪；这个地方以为武士提供修行场所而著称。禅僧和武士的关系中，最为著名的或许就是泽庵（Takuan，1573—1645）和尚对于两位日本最伟大的剑侠、战术家的影响了：这两位就是宫本武藏和柳生宗矩（Yagyu Munenori，1571—1646）。以上三人都为武士的修行之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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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武士修行为的是在任何时刻都能拼死作战。然而战斗能力常常会被内心的恐惧削弱；倘若战斗者心怀恐惧，那么他即便不至于全然不能动弹，其应变能力也会大受影响——而在战斗中，电光石火的一瞬往往就决定了胜负之分。尽管武士不间断地磨炼战术，但最好的武士也未必能永远保持勇敢无畏。因此有些武士就像禅僧请教，以求克服自身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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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认为，恐惧起于过多的执念：执著于外界事物或生命本身；在这种状态下，对于任何事物的拥有都成了对当事人的威胁。武士从禅宗僧人那里学来的克服恐惧的办法是：消除执念，去除个人喜好，摆脱对于任何事物包括生命本身的占有欲。武士们被教之以战胜自我——关键在于消灭一切得失之心。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坦然接受，没有悲哀或喜悦，没有怨恨，也绝不屈服。这样的修行是艰苦的，它需要对死亡进行持续不断的沉思冥想，以便让武士能够“决绝而义无反顾地进入彻底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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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的修行就以这种方式解除武士自身的恐惧，以及由恐惧引发的麻痹失常。禅宗和武士道传统共同拥有着这样一个理想：获得通透无碍的瞬间，和完美无瑕的反应。对于武士来说，这种精神状态就是让身心进入充分准备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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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武士道传统强调的是，通过身心两方面的有力训练，人的性情能够得到完善，以便对任何形势都能做出及时的反应。这样的训练能够让精神达到绝对的专心致志，在这种状态下，此时此刻就是一切，唯有当下的行动是真实的，即高效、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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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和武士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无心”（mushin）的状态：无思维、无意识。这是一种超越于理性判断、推论之上的知觉状态，人能在此时此地“无意识”地行动，毫不犹豫地断然出手，恰如其分地达到目的。这样的境界，就是宫本武藏、柳生宗矩等大剑侠的“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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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传统与儒家、禅宗思想一道，为日本文化塑造了一种理想人格；它为我们理解日本社会的高效运转、理解日本民族的长处及成功秘诀提供了背景和语境。高尚的人修行精进为的是将整个自我奉献于他人，这固然符合儒家、禅宗和武士道所推崇的人道理想。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所宣扬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还有对死亡的华丽赞颂，这些同样可以从上述的思想源流中得到解释。倘若把这些传统中的权威主义和过多的军国主义特性拿掉，那么其对于日本社会的影响又将如何？这样的猜测是颇有趣味的。高尚的人究竟该具备何种德性？在孔子那里，最关键的是人道（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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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以前的中国历史中，道家思想对于统治者的影响曾经相当有力，但儒家思想逐渐取而代之，构成了社会中的主流价值体系。从唐朝（618—907）开始，道家越来越关注宗教领域，在那里它不得不与佛教分庭抗礼，而道家的内容则日益沦为魔幻巫术、预言占卜、用符咒治病和抵御恶灵，如此等等。直到今天，葬礼和其他重要场合上仍有道士主持各种仪式。相传，中国的深山中仍有隐士在实践着道家的最高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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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儒家经典著作也成了官员选拔考试的基本参照——于是这一思想传统就被越来越深地植入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 11 世纪到 18 世纪，中国曾经发生意义深远的新儒家运动，其间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王阳明（1472—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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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9 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开始，儒家思想遭到了严重打击；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它被人们反复嘲弄。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本人的写作风格和统治风格中没有儒家思想的烙印，也并不意味着毛本人拒绝运用儒家思想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如何，在毛泽东之后，人们精神中的儒家思想又再次清晰可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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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4 世纪到 9 世纪，中国佛教发展出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在 7 世纪到 9 世纪的这段时期内，禅宗显得尤其有力，而且富于朝气。中国的佛教寺院从古至今一直为人们提供着宗教活动的场所。此外，禅宗的影响波及日本，在日本也有禅宗及其他形式的佛教一直延续至今。在当今的美国和西方世界，禅宗正变得越来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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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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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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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东方哲学的原则，这实在是件微妙难解的事情，因为不同文化中的东方思想各有差别。例如，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在某些方面的差别就很大，不亚于东西方哲学的差别。极其笼统地做个泛泛之论，我们可以说西方社会寻求并试图确证真理，而东方社会从各种来源接受现成真理并致力于平衡与社会责任。东方哲学主要出自宗教权威，无人挑战这样的权威；它并非出自逻辑原则、概念分析或先验假设。他们对验证号称是真理的命题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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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社会被视为集体主义社会，其精髓就是对万事万物间联系的觉知。在他们看来，人根本上就是互相联系的。一切现象都被视为事物、事件之整体的显现，它们被经验为基本的一——宇宙整体——的组成部分。一切事物都被视为那同一个终极实在的成分。在不同的东方传统中，对这“一”的称呼各有不同：在印度教，它是梵；在佛教，它是法身；在道家，它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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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被视为通向永恒实在的旅程，这永恒实在超越了我们的感官。宇宙被视为无尽的循环：一切都会持续重现。所有的东方宗教哲学思想都设定了一个内心世界，常常是通过冥想经验到的；人从中学会摆脱纷扰，懂得无为也是一种为。在冥想中、在日常生活中，自我追求从谬误中解脱出来并把真理作为整体来经历。人的生活遵循经由这样的实践而发现的伦理，遵循特定哲学的教诲。冥想和正确的行为在生活中融为一体，这就是自我——作为终极实在之一部分——的实现之路。在东方社会中，对他人负责是个强有力的价值。人得把他者视为自身，因此创造物质产品时不该怀有占有感，也不该期待报偿。履行职责并关心一切存在，这就是有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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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东方价值是在自身中寻得的。通过自我培养让内在生命不断成长进步。通过自我控制摆脱负面的东西，诸如愤怒以及对物质享受、报复、胜利、名望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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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西方哲学——如上文所说——寻求并试图确证真理。一般来说，西方哲学以论证为基础（argument-based）。从这个意义上说，像关于人性、人类状况、社会或无论什么东西的洞见，无论它们有多震撼、多深刻，其本身都够不上最高价值，除非有论证打底。论证之于西方哲学就如同实验之于自然科学：正是这个把哲学和臆测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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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回想一下古希腊的哲学家巴门尼德（见第二章），这是第一位把论证运用到大问题上的哲学家。巴门尼德的主要论点是存在不变，他并非把这个论点像扔智慧之珠似地扔出来任人拾取，而是从先验的原则出发推导出它。如你所知，巴门尼德的起点是这么个前提：倘若事物变化，那么它会变成与原先不同的其他事物。由此出发，他逻辑地推出，倘若存在本身变化，那么它会变成不同于存在之物。在他看来什么是不同于存在之物呢？只有非存在——根据定义，它并不存在。所以存在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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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回想一下与此截然不同的一个例子，约翰·洛克的论点：每一个个体都拥有特定的自然权利。洛克的起点是这样的预设：所有人都由上帝创造，故而是上帝的“财产”。洛克认为由此可以逻辑地推出，我们有责任保存我们自身，并且不可以取走或损伤他人的“生命、自由、健康、四肢或商品”乃至一切上述诸项依赖的东西。洛克说，这个在逻辑上包含了我们每人都对以上诸项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逻辑上还可以推出另一个结论，即国家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预先认可。这是因为，假如没有人的认可，国家就对人行使权力，人的自然权力就遭到侵犯了。如今，自然权利以及以共同认可为基础的国家显然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观念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或多或少地明确表达了这些观念。但是这些文献没有对此进行论证，所以它们不算哲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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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论证有多好，当然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反驳。所以这一现象就毫不令人吃惊了：西方哲学的第一方法就是苏格拉底的方法，即提出一个论证，然后寻求一个反论（反驳），接下来是反论的反论——自此以往，直到最终证明是最初的论证还是某个反论站住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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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会在哲学中看到僵持，即论证和反论看起来同等有力。以下就是西方哲学中最著名的“二元对立”——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物理主义/观念论，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实在论/唯名论——这里仅仅列举数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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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具体内容来说，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做过这样一个著名的断言：所有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这么说颇有道理，因为哲学中的很多大问题都被柏拉图检验过了。对于有些大问题柏拉图肯定兴趣浓厚，比如知识、正义、美德的本性，表象和实在的区别，理想国家的形式，如此等等。但是仍有许多哲学问题柏拉图尚未涉猎，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你耗尽一辈子也研究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