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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力量（第9版） [:1702204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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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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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不同文化中的思想家发展出相似的观点，这多半不是纯粹的巧合；毋宁说，这种现象源自他们对于共同社会/文化现实的参与和关注。这样的现实肇始于 15 世纪，是当时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让思想从地域性的转变为全球性的。在帝国主义的这一发展阶段，伊比利亚势力采取的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殖民策略，其基础就是从他们控制的地区掠夺传统意义上的贵金属和其他商品，并把这些东西带回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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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殖民主义并不完全是其他地区殖民活动的翻版。英国势力开始意识到，殖民地不仅可以是稀有金属、舶来品和贵重矿物的源泉，同时也可以是倾销大规模制造产品的市场——这就赋予了殖民活动以新的意义，一切都因此而改变。为了维持大规模制造产品的贸易，18 世纪的英国殖民地必须成为运转完好的经济实体。由于这一计划，在 18 世纪的北美大陆上，英国殖民地的社会基调就必须取决于清晰明确的经济议程；很快，在 17 世纪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关怀就被经济杠杆取而代之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影响不光塑造了殖民者的自我理解，同时也塑造了北美的土著居民。在英国殖民者统治的地区，本土居民对于旧世界价值观的理解与其说得自宗教使团，不如说更多地是得自贸易活动和领土扩张——当然，传教活动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殖民地，从根本上说，白人和北美印地安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在美国赢得独立以后，这样的关系依然持续着。在大部分历史学家看来，英国人在约克镇投降意味着美国的殖民主义已告终结；但是从美国本土居民的视角来看，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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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殖民活动的意义不仅限于简单的财富掠夺，它还和某些帝国主义势力的技术化发展息息相关。殖民地人民以不同的程度融入了世界化的货币经济，无论愿意与否；而且他们不得不面对这等发展所包含的一切文化变迁。这样的政策造成了许多相当剧烈的后果，其中之一便是印度农村的贫困化——大部分分析家都认为，这是英国重商主义的直接后果。在那些地方，由来已久的生产与交换方式在数十年中就土崩瓦解，由此不光引发了经济上的困境，还导致社会错位。在东南亚及另外一些货币经济可以在本土居民中维持的殖民地区，法国在实行一种中间道路的殖民模式：既不同于西班牙对于货物的简单迁移，也不同于英国对于动态贸易系统的建构；这种法国模式力求合理地获得相对而言较为长期而稳固的利益体回报。无论采取何种模式，殖民活动不仅需要对本土居民进行肉体上的暴力镇压，还需要把殖民者的价值观和信仰引入周围世界的传统社会。把存在夷平为经济上的等价物，这一主题向来是后殖民形而上学的批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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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19 世纪以及 20 世纪初叶，与剧烈的殖民活动相伴随的是由军事力量支配的文化冲突，有大量人口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样的冲突。这类事件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事实上，无论你属于赢家还是输家，对于各个层面的反思性解读都不可避免。不过，从当代标准来看，这类解读的深度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有些西方思想家——例如英格兰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认为军事冒险的成功证明了帝国主义国家在自然本性上的优越，他们以这样的思想取悦了各自国内的大量追随者。被殖民地区的思想家则倾向于批判性的态度，与自己和同胞们的经历保持一致。后面这类反思有意识地把自身置于那段由镇压和革命冲动所构成的历史，它们就是后殖民哲学的实质所在。在殖民势力或曾经的殖民势力中间，后殖民思想往往被边缘化，被草草略过甚至遭到彻底的无视。然而在被压迫者和曾经被压迫者中间，事情就恰恰相反；后殖民思想家的分析和行动呼声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现实的经历表明，思想家们提供的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理解是真实的。后殖民思想家往往会成为各自国家的社会、政治领袖；其中包括印度的莫罕达斯·甘地、中国的孙中山、塞内加尔的莱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越南的胡志明、加纳的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贝宁的保兰·洪通基（Paulin Hountondji）、捷克共和国的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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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哲学的风格是多样化的，不过从根本上来说，它们都源于对历史现实的有意识的参与；那样的历史现实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属于那些在各自社会中被有计划地排斥在权力体系之外的人们。初看起来，后殖民思想的这一批判性共性或许不那么引人注目，因为它所表达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被倡导的信念包括支持暴力与反对暴力，资本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绝对标准与无政府式的相对主义——这些只是它所涉及的范畴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就特定事件与形势的价值评判而言，处于各自传统中的后殖民思想家们往往会有不同的观点；从相似的历史事件往往可以推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这方面，后殖民哲学就是很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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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相当的程度上说，后殖民思想者们的事业依然可以构成一个特殊的范畴；征服者的帝国主义目标是近乎彻底的统治权，与这一力量的碰撞必然导致各方面的错位，而后殖民思想有意识地对这种错位追本溯源。侵略者们声称自己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哲学上都处于优越地位，但是在他们所占领的土地上，这样的观点最多不过是引起一些参差不齐的回应。从现有历史学和人类学材料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全世界范围内后殖民思想的共性，与其说得自不同的殖民者所引入的特定思想在概念上的相似，不如说是源于被入侵、被异国统治等经历上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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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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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哲学其他主要地域性版块中的情况一样，在非洲文化的哲学中，也有些特定的主题会经常重现；不过，并没有哪个世界观或思想流派得到最普遍的认同。在非洲文化及其支流中，有那么些极少量的普遍性主张，能够成功地跨越多种哲学表达。总体上讲，这样的表达就是所谓的泛非洲哲学（Pan-African philosophy）；在 21 世纪初，这个术语拥有颇为广泛的含义。从这一统摄性的意义上说，泛非洲哲学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包含了许多种哲学，它们都被这一地域性指称所涵盖。一方面是语义学的技术性问题，或是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问题，这些都对国际性的交流有所贡献；而另一方面则是古老部落的理解与记忆，它们源于口耳相传的传统。几个世纪以来，非洲文化接受着外来影响的有力冲击；这使得非洲人和美洲黑人奋起守护源始意义上的非洲思想和精神资源，并对之进行延伸拓展——这一现象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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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文化与非洲以外的文化已经有了几个世纪的接触，因此要区分出纯粹传统性质的非洲哲学已经相当困难。要想进入泛非洲哲学，比较合适的切入点不是追问何为纯粹的非洲哲学，而是探询这样一个问题：在非洲以及非洲人曾经居住过的其他地区（无论是自愿居住的还是被迫居住的），人们如何做哲学。这样来看的话，当代的非洲哲学也属于思想的现代发展——即使有些思想家正在对这块人类发源的大陆上某些最为古老的传统概念追根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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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哲学和传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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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直截了当地宣布抽象原则或有意识地建构合理的思想体系之前，故事就已经在流传了；故事的内容包括欲念、勇气、祖宗先辈、欺诈阴谋、未知的神秘之物，以及一切对于人类有着重要意义的东西。这些叙事往往模糊不清、模棱两可；几千年以来，世界文化就在这样的叙事中发展出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方式。跟有文献记载的文化一样，口耳相传的传统也在传播着复杂的价值体系和理性模式。用文字记录哲学的传统仅仅存在于以下几处：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文明谱系，依年代次序分别存在于北非、印度和欧洲的印欧文明，以及新大陆的欧洲文化；但尽管如此，延续下来的口头、民间的文化传统是一切文化所共有的。以下我们将描述非洲口头传统中的几个主题以及重要的泛非洲哲学家对它们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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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Person）从物理意义上说，自我和他者的区别是由生物机体上的事实给定的。但是在全世界所有的文化中，这一区别还包含着心理学和哲学上的现实意义。固然，上述这种区分可以跨越种类的界限而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的生物体能够拥有一致的个体感觉，而且这些感觉甚至未必具备逻辑上的可类比性。在文化层面上，事情也是如此。至少就我们对于人类的认知来看，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这意义不仅是被发现的，同时也是被创造的。哲学家们切入个体问题的方式，同时也就是对人这一观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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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什么？这不能仅仅取决于观察或实验。毋宁说，这是个形而上问题，这种问题的答案涉及对于事物之一般本性或一般存在形态的抉择，仅凭经验知识是不足以回答这类问题的。也就是说，人的观念尽管看上去是如此自明，但实际上呢，与其说它是自然界固有的事实，不如说它是人类的发明创造。因此我们可以想见，人的观念在不同的文化中应当会显得千差万别——实际上它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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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编纂学 莱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2002）是诗人、哲学家，也是他的祖国塞内加尔的总统。在 20 世纪中叶，法语非洲国家的哲学主题和哲学方法几乎是他一手决定的。由于在法国的学习，桑戈尔对于大陆哲学的思维方式有了相当程度的熟悉。这一背景体现在他对于心目中基础性文本的仔细阅读；而且，他写的政治作品也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在那些作品中，桑戈尔所奠定的原则和在那些国家的思想路线中比较多见的修辞华丽的断言相去甚远。桑戈尔希望非洲人能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对社会主义理论做出调整，以便满足他们后殖民社会的需要。在他看来，调整是必要的，因为欧洲式的道路和价值观不能适应非洲人深刻而丰富的生命感知。为了以上目的，桑戈尔试图创造出适应非洲人需要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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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黑人性（negritude）学说至今仍饱受误解。这一学说试图勾勒出一个有非洲特色的认识论，以便对不同于欧洲方式的非洲人的认知方式做出阐释。桑戈尔自己的方法是现象学的方法，即着眼于冷静的描述；在他看来，非洲文化所采用的隐喻体系与欧洲不同，但这一见解往往被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了。本章的最后选编了一小部分桑戈尔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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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本质 20 世纪末，保兰·洪通基（Paulin Hountondji，1942—）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判旧的实践模式，并为非洲哲学的未来提出了一套相当严格的纲领，这使他站到了那个时代后殖民思想的最前线。洪通基抨击了人种哲学（即把人种因素考虑在内的哲学），抨击了“黑人性”概念及其他殖民主义者的假定。洪通基曾经是他的祖国贝宁的教育部长。他从法国的批判理论中借鉴了技术来应对非洲哲学的正当性问题；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某些文本的解构上——根据他的分析，那些文本中依然保持着殖民化的精神状态。在他看来，非洲的思想环境中有两种相关联的立场都具有破坏性的影响，它们分别是人种哲学和“黑人性”概念的宣扬；他所致力的工作就是对这些立场进行拆解。洪通基认为这两种立场都对非洲有害，因为其中包含着相关联的虚假言论。人种哲学试图描述传统信念，而它的问题在于，这一哲学的践行者把观念抽离了实践语境，从而亵渎败坏了他们所描绘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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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种哲学的第一个罪过就在于，它把外部的范畴强加到研究对象上。它的第二个罪过则更具历史性：这一哲学的践行者认为，通过审慎地操纵符号和概念，非洲人的意识就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他们看来，人种哲学的正当性就在这里。诚然，人种哲学的叙事确实包含一定的事实因素；但是，对于这一哲学的批判性考察告诉我们，认同人种哲学的非洲人会倾向于把个别事实误认为真理，从而会顺从那些自己原先抵制的操纵策略。洪通基认为，“黑人性”立场的拥护者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当他们推崇非洲人的灵魂、摒弃非洲人的心智时，他们也曾为此深感苦恼。在洪通基看来，这样的交易不光划不来，而且它还奠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幻觉之上；这种意识形态是为殖民势力的目的服务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节点上，洪通基开出的方案是：对于后殖民哲学的工作保持批判性的反思和考察；为了避免那些来自保守传统主义者或殖民主义者的假设以无意识的方式持存下去，文化多元论者的大部分观念都应当被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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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生活 怎样的生活是好的？这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殖民统治下的生活是如此艰难，于是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尖锐。后殖民思想家明白这样一个沉痛的事实：在殖民者的控制下，为了给统治阶级提供些许经济或政治上的利益，殖民地人民就得承受巨大的痛苦折磨。长此以往，人们的意识就会被这样持续不断的残酷折磨所扭曲，传统的价值和道德观就会沦丧。要想对抗低级的欲念、动机，就得时时保持警醒，保持自我约束——尤其是在获得独立以后。针对这个问题，有些后殖民思想家推荐社会主义，有些崇尚民主，有些则宣扬宗教。当然，这些归根结底都关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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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曾经是个以种族隔离制度为特征的独裁政体，在这样的统治下，大部分黑人都承受着严酷的压迫，生活上近乎赤贫。大主教戴斯蒙德·图图（Desmond Tutu，1931—）是南非革命的设计者之一，是他们把南非转变成了民主代表制的政体；人们普遍都认为，图图对于维持文明、减少流血功劳显著。大主教图图经常发表言论反对经济剥削、暴政和过度动用死刑；他不仅让世界关注他的国家中所发生的不义，而且还明确提出相应的基本原则来指导他的国民驾驭权力——在他看来，黑人自己掌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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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戴斯蒙德·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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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的索韦托起义中，戴斯蒙德·图图为反对屠杀儿童而斗争，这使他成为一位反抗暴政的显赫人物。当时他向总理佛斯特（Vorster）提出，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应当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他还曾经在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他是黑人意识运动的一位领袖，于 1977 年 9 月 12 日被谋杀——的墓地前做过一次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演说。1978 年，图图担任了南非教会理事会的秘书长，并成了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导人。在他看来，当时的南非政府是继纳粹以来最为邪恶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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