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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2000年英文版作者序——新世纪续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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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初版于1960年。许多章节写于那一年之前的十年间，它们讨论了源于马克思并由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详细阐述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兴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教条而不是思想学说的衰落，用阶级来解释许多冲突的不合时宜性，尤其是用阶级来解释发生在美国生活中的许多冲突的不合时宜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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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本人的用法，意识形态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或文化世界观，或是掩盖利益的面具，而是一个经由漫长历史演进而形成的信仰体系，以激情把诸多观念融于一体，转化成社会杠杆，在改造观念过程中也改造人。当意识形态成为一股强大力量时，它便不再对外开放，而是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事先就确定了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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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适用于能够动员个人的许多信条，也特别解释了我的预言，即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将会出现关于肤色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我讨论的焦点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其在道德上的失败，它已经丧失了对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感染力；我还讨论了已经丧失合法性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体系将会失败的原因。（参见本书第14章，苏联行为理论，特别是讨论集权主义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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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源于当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一场政治辩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是以下论题的继续：术语“意识形态的终结”首次使用者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3]的论证，理查德•克罗兹曼（Richard Crossman）[4]主编的论文集《失败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尤其是收录其中由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5]和伊尼亚齐奥•塞伦（Ignazio Silone）[6]撰写的文章，以及雷蒙•阿隆（Roymond Aron）[7]的巨著《知识分子的鸦片》（The Opium of Intellectuals）。（其语境在本书“跋”中得到了详细阐述，该文作为附录收录于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意识形态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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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想要努力呈现已被本书标题和主题所模糊的一个基本历史前景，以期看清我们今天正置身于冷战结束之后（Post-Cold War）的世界，我称之为“续写历史”的境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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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讽刺意义的是，20世纪以宣布两个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而告终。两者看似相似，实则相去甚远。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历史的回顾，不是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是对这种谬论的成全，不是意识形态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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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基本命题，亦即本书的内在框架是，从17世纪到20世纪，在政治话语和社会认同的性质上，存在着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在敌对信仰体系的语言和修辞中，存在着从宗教到意识形态的转折，因此存在着从宗教向革命运动和教条的宏大元叙事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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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始于17世纪，革命不是过去的无休止循环，而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颠覆，颠覆世界并在尘世建立新的天堂，将世人从罪恶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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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源头是在宗教改革（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时期将信仰再次引入人的良知。然而，这次宗教改革却以政治上的忠诚为由，在日耳曼公国（German Principalities）内导致基督徒四分五裂。从16世纪到17世纪，宗教战争风行。借助于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the Peace of Augsburg）[8]和“教随国定”（cuius regio，eius religio）原则，各国一度休战言和。每一公国的郡主决定其国土之上的宗教，信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要么必须迁徙他国（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要么必须改信他宗（许多人很担心那样做），要么不得不昧着良心苟且偷生。直到一个世纪以后，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9]的签订，在1648年，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结束，宗教宽容政策才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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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宗教改革导致的千禧年紧张关系使人相信，“所有世俗之物都将腐朽”。17世纪50年代的英格兰资产阶级革命尤为明显，这是企图在尘世建构上帝之国的首次尝试，第五王国派（the Fifth Monarchy Men）[10]给出了最为纯粹的愿景。其渊源是《圣经》：长期以来，《但以理书》（The Book of Daniel）预言对千禧年王国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启示录预言的是四大兽异象，最初代表四位国王，但在宗教改革后，预言变为四大世界帝国：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四大野兽中的最后一只大兽有十只角（代表君王），后又长出一只小角，小角摧毁了最后一个世界帝国。[11]在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才诞生了第五王朝，这是圣徒的永恒国度。历史的结局早已由上天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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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王国派是一个致力于在尘世建立神的国度的教派。他们相信，现存社会是反基督教的第四王朝的产物，他们要求“所有不虔敬的人将被赶尽杀绝，邪恶之徒将失去自己的地产”。社会将按照《但以理书》所描绘的样子重建。《但以理书》由一系列训诫组成，然而训诫如此松懈，以至于从未产生过共同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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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信徒在英格兰开展千禧年斗争，千禧年信念导致上帝选民理论的产生。1641年，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2]写道：“上帝给了这片神圣领土以优先权，使之成为被隐瞒真相的首位发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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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王国派的言论对英格兰革命影响深远。早年的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3]即使不是第五王国派成员，也是其同情者。但是第五王国派的放浪生活使其声名狼藉。清教（Puritanism）随之出现，代表着“新人类”、圣徒，全新的组织、教会和圣约，代表着新的社会理念，亦即神圣的共和国。在基督复临之前，统治者将一直是一小撮选民，他们行使统治权，就像虔信者统治尚未得到新生的人们。由克伦威尔组建的新模范军在军事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由于他们为上帝服务，他们严于律己，避免了几乎所有军队都犯过的搜刮民脂民膏和烧杀抢掠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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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是乡村反对宫廷、议会反对君主的斗争。经济利益首当其冲，但是，他们用来粉饰正义的语言与修辞却仅限于他们所知的宗教行话。正如布莱克（Blake）[14]在《弥尔顿》（Milton）一书中提到的那样，他们希望在英格兰绿油油的令人愉悦的土地上建成一个自己的耶路撒冷。尽管弥尔顿本人在《国王与官吏的职权》（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一书中已经替一位卑劣国王的死作辩护，并且成为克伦威尔政府外交事务拉丁文秘书，但是在小册子《建立自由共和国之现成且简单的方法》（The Ready and Easy Way to Establish a Free Commonwealth）中，他率先表达了对君主制希望的破灭。他是最早的君主制发难者之一，但不是最后一个发难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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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带来了重大转折。法国大革命的语言是政治的，源自启蒙运动，乃理性之成就，但是法国大革命的基本情感是宗教的。这体现在一些节庆上，它们宏大而持续地表达了各阶层人民对法国大革命每一个事件的快乐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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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曾经是法国人生活的一大传统特征。人们以戏剧形式庆祝皇室节日与宗教庆典，这与神农节颇为相似。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式等级制，使人变得平等、独立而孤立。莫娜•欧祖弗（Mona Ozouf）[16]写道：“立法者现在的任务是把人民联结起来，这是本世纪所有乌托邦都在努力完成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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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纽带通过节日庆典而得到了显示。立法者为人民创制了法律，节庆则为法律造就了人民。这些庆祝的节日有青年节、胜利日、老年节、农忙节、婚配节、共和日、人民主权日。每有节日，彩旗招展，锣鼓喧天，标语上墙，歌声嘹亮，如此这般，没完没了。正如米什莱指出那样，庆典是人民的盛大节日（圣餐仪式）。1790年7月14日国庆是这些庆典的典范。当时近5万民众自发拥挤在巴黎的战神广场，那个广场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圣地，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7]称它的圆形剧场是一座宗教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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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大革命最高领导者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18]来说，庆祝上帝的节日成为对他本人的赞颂计划。“诸在之在”（Being of Beings）取自基督教徒和启蒙运动者，欧祖称之为“贝律尔（Berulle）[19]、卢梭（Rousseau）和伏尔泰（Voltaire）传统”的交汇点。然而，自由之树（the Tree of Liberty）终须浇灌，用来浇灌的是与人民为敌者的鲜血。欧祖写道：“革命者只服从一条法则，清洗的法则，它支配着革命思想和革命行为。”在大恐怖（the Terror）最为集中的时期，如其名头表示的那样，在从1793年底到1794年的9个月里，约有16000人被推上了断头台。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gle）[20]写道：“这个办法冷酷的机械效率使整个欧洲陷入了深度惊恐之中。”每当头颅滚入篮筐，乌合之众顿时爆发出粗野的欢呼声。然而，批评大恐怖却有令同情受害者成为同党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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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努力遏制基督教在社会中蔓延，但事与愿违，在大革命的发生地，盛大的节日变成了宗教节日。从神圣价值向政治社会价值的转变成为一个新的合法性，变成了人类的祭礼，正是这个祭礼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崭新的世俗宗教时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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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是后来所有革命者的图腾，从巴贝夫（Babeyf）[22]到布奥纳罗蒂（Buonarroti）[23]，再到布朗基（Blanqui）[24]、马克思和列宁，莫不如此。恩格斯说，历史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完全出乎意料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则是意识形态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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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政治游戏中引入了一个崭新的重要工具——党。列宁说，群众“热衷于”想要过上好日子，他们只能达到某种“工会”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将不得不通过党“注入”群众之中。党由一群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具有钢铁般意志的革命者组成，他们在统一指挥下，总是以最无情的方式战斗着。列宁同时认为，政治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间的斗争，你死我活，有我无他，彼此容不得半点妥协。同样，意识形态要么是共产主义的，要么是资本主义的，不存在中间道路。一句话，除了教会和军队以外，列宁引入了一种全新的有组织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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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列宁去世时，他被神圣化了。他的遗体作为偶像被风干保存，安放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水晶棺里。在那里，忠诚的信徒们以屈膝跪拜的方式宣誓效忠。这个国家飘扬的旗帜上均书写着这样的口号（带着基督的回响）：列宁曾经活着，列宁仍然活着，列宁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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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曾经假定，社会变化产生于社会的特定经济关系。但是现在，历史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不存在证明正当性的所谓客观条件可以参照。”斯大林在1934年写道，“由所谓客观条件所起作用的部分已经被减到了最小；而由我们的组织及其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已经变成决定性的、卓越的部分。它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导致我们的工作失败或失误的十分之九责任，不在于‘客观’条件，而只在于我们自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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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早已崩溃。然而，只要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寻求改造历史和人民，数千万人民仍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上帝失败了。转折已经结束。这正是“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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