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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三章 美国有没有统治阶级？——关于权力精英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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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一个难题。权力的结果要比原因更容易考察；甚至权力行使者也搞不懂是什么因素影响着他们的决定。同其他人类行为形式相比，权力的后果更难以控制和预测。鉴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1]的《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试图在一群大同小异的精英当中确定权力的根源，探讨权力的“因果世界”，而不仅仅讨论研究权力的方法。这类著作在当代社会学中并不多见。此外，它还有一个独到之处，虽然它是一本政治读物，它的松弛结构和权力修辞学却允许不同读者在阅读时把自己的情感也带入其中。对英国年轻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在《大学和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周围的一帮人）以及波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被波兰共产党官方哲学家亚当•沙夫［Adam Schaff］[2]所接受的人）来说，它已经变成了了解美国政策和动机的首选著作。这是有点不可思议的，因为米尔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硬要把他与马克思主义扯上关系，那么他的方法和结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由于这是一本写实著作，揭露了民粹主义关于权力的各种天真幻想，它在激进分子中间迅速引起了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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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调和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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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在米尔斯这本书及其大多数著作中的基调为这种反响产生的原因提供了一些线索。在关于劳工的著述（《新权力人》，The New Men of Power）中，在关于白领阶级以及现在的权力精英的著述中——在社会的各阶级领域里——米尔斯以巴尔扎克（Balzac）[3]为榜样，写了一些巴尔扎克称作道德“补救”作品的道德“喜剧”。他采用了巴尔扎克的某些写作手法。巴尔扎克千方百计地要把科学发现和诗歌结合起来，并通过堆砌实际细节以造成视觉效果。米尔斯引用了大量统计资料，并用大量隐喻把它们拼凑起来，中间夹杂着他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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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涉及的远不只是风格相似而已。巴尔扎克生活在与现代非常相似的时代。那是旧道德规范受到质疑的大动荡时代，个体的社会流动正在第一次成为可能的阶级巨变时代。巴尔扎克的主人公，露易斯•朗贝尔、拉斯底纳克以及绝大多数无赖，约翰•盖伊（John Gay）[4]的《乞丐的歌剧》（Beggar’s Opera）中马其兹的旁系后代，原本都是一些流动阶层。他们想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但都以对他们所发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仇视而告终。他们的姿态是局外人的姿态。他们的世界（无赖的底层社会是上层社会的反面，正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5]在《三角钱歌剧》［Three-penny Opera］中描述的底层社会一样）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的：公共道德、公共行为方式和理想，全都是骗局。有意思的是，米尔斯以赞赏的口吻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格言，“每笔财富的背后都是罪恶”，认为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今天，因为米尔斯也是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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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最初的感情冲动是什么，米尔斯的著作确实受到了更直接的思想先驱的影响。这些先驱是凡勃伦（Veblen）[6]、韦伯和帕累托（Pare-to）[7]。他从凡勃伦那里借用了修辞和反讽；他赞成韦伯对社会结构的描述，不过不是关于阶级而是关于垂直的等级秩序或社会地位（Standen）的描述；最关键的是，他受到了帕累托的影响，不过不是帕累托对精英的定义，帕累托的定义非常不同于米尔斯的定义，而是帕累托的方法。尽管米尔斯知道自己借用了凡勃伦和韦伯的观点，但他可能不知道自己也借用了帕累托的观点。不过，米尔斯同帕累托一样，蔑视思想观念，否定意识形态，主张在权力实践中，意识形态没有任何操作意义。通过把权力看做潜在的“各法则的联合体”，米尔斯在方法上与帕累托当时把社会集团看做“各残余的联合体”的做法相似。我认为，除了在修辞上受到触动之外，这还导致了一种静态的、非历史的研究途径。[8]因为《权力精英》不是对美国权力的经验分析，尽管许多读者误以为如此，而只是为权力分析提供了一个框架。我认为，对其论点的深入解读将证明，这个框架有多么混乱和令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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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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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框架来检验米尔斯著作，[9]不过我们有必要先作些文本分析：确定关键术语，看看它们是如何被前后一致地使用的，并且把证据与前提联系起来以便检验主题的连贯性。因此，这是一次解释学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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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其在米尔斯著作第一章里展开的那样（其他几章与其说展开或论证了这个主题，不如说对其作了前后不一的说明），其主题围绕一个关键问题而展开：权力是如何被行使的，但却只是使人感到茫然不解。我们只能通过某些具体引用来证明这一点。虽然这样子做有一定难度，也有点累赘，但是为了解释清楚，仍然很有必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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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说，在美国社会里，主要的国家权力“现在属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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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美国精英权力的途径既不是完全依赖于认识到诸事件的历史范围，也不是完全依赖于接受由表面决策者汇报的主观意见。在这些人的背后以及在这些历史事件的背后，把两者联结起来的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制度。国家、企业和军队，这些等级秩序构成了权力工具；因此，它们在现在的重要性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即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顶峰，现在那些现代社会的指挥所，它们为我们了解美国高层人物提供了一把社会学钥匙。（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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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权力，成为掌权人物，显然意味着对权力制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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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所指的有权者是指那些有能力实现他们的意志的人，甚至在别人反对情况下也是如此。与此相应，没有人能够真正拥有权力，除非他执行着重要制度的命令。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通过权力的这些制度化手段，有权者才真正地是有权的。（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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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权力只为少数几个人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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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指的权力精英是那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圈子里的人物，作为错综复杂而相互重叠的各种派系，他们分享着足以影响全国的各种决定。只要有国家事务为人所决定，那肯定是权力精英所为。（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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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这些人作出了关键决定，他们并不是时代的“历史创造者”。米尔斯说（第20页），“权力精英”不是一种历史理论；历史是由各种有意决定和无意决定组成的一个复杂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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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指决策过程以外，权力精英没有别的意思。它是对社会领域进行划界的尝试，在这些领域中，无论决策过程性质如何，都能得以实施。它只是关于谁参与了决策过程的观念。（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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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性决定是这样被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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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时代，当关键时刻来临之时，一小撮人作出了或者没能作出决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所谓的权力精英……（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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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精英是否创造着历史呢？有时是历史造就了精英角色，有时则是精英角色决定着其历史作为（第22—25页）。米尔斯显然陷入了一种矛盾立场之中。因为假如权力精英不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为何对他们抱着如此多的担忧呢？假如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那么它似乎会导致一种片面的历史理论。最后米尔斯解决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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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历史必然性”，而是一个名叫杜鲁门的人，带着一小撮人，决定在广岛扔原子弹。不是历史必然性，而是一个小圈子里的人的主张，否决了雷德福海军上将提出在奠边府[11]失陷之前出兵印度支那的议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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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深入研究所有这种内幕和档案，就可以发现有一小撮人甚至在政府部门、经济生活和军队中获得最高职位之前就已经担负起职责并且获取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决策权，它们产生了比以前美国历史上的任何职责和决策权都更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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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其修辞学引起的共鸣相比，这个主题没怎么引起人们的争议。对米尔斯的著作来说，一系列操作性术语具有重要意义：制度（借助制度而得以自由相互变化的领域、高层智囊团、高层派系）、权力、指挥所、重大决定。这些术语的政治用途赋予这部著作以说服力。这些术语是“精英”这一术语的关键修饰语。它们究竟有些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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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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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英。贯穿于整部著作，术语“精英”以众多方式被使用着。有时它表示“一些党朋成员”、“某些人格类型的品德”或“经过精选的优良品格的总和”，诸如财富、政治地位等。只有在一个地方，在第366页一个较长脚注中，米尔斯明确表示试图澄清由这些术语的不断变化所造成的混乱。他说，他首先根据“制度地位”（institutional position）来规定精英。但这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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