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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第六章 身份政治学和新的焦虑——论“激进右派”和50年代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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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美国在许多方面是一个混乱的国家。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混乱不是产生于萧条，而是产生于繁荣。与繁荣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简单观念相反，美国的经验显示，繁荣带来了新的不安、紧张和危机。大多从18世纪和19世纪美国经验中得出的传统政治分析在新情况面前显得有点儿不知所措。因此在麦卡锡主义面前产生了困惑和神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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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从三个立场来看待美国的政治：第一，选民结构的作用；第二，民主传统的作用；第三，利益集团、宗派或阶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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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美国政治结构的决定性事实是两党制。每一个政党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几百个小商贩吆喝着招揽生意。生活在市场内的人可以自由流动，很容易领到营业执照。但是一切交易必须在帐篷里进行，那些想在帐篷外边叫卖的人注定没有销路。当人们考虑美国生活中令人注目的这个事实时：美国已经产生了无数的社会运动，上述两党制的特点就显得极有意义。但相对来说，几乎没有能够长期存在的政党。与欧洲人的政治生活相反，极少有社会运动能够把其领导团体转变为永久的政党。这也是美国生活既流动变化又平安稳定的原因之一。改革团体从世界语提倡者到素食主义者，从银元拥护者到保守主义者，从托拉斯主义者到57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者。这些团体富于热情却思想单纯，他们已经形成了第三党——绿背党（Greenback Party）[1]、反垄断党、平等权利党、禁酒党、社会劳工党、联合劳动党、农民劳动党、社会主义政党。但是没有一个党是成功的，而且几乎没有一个党能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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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选举制度的强制作用。以美国和加拿大中西部的怪现象为例。中北平原的麦农有着国家分界线无法分割的相似的文化观念，并且面临着共同的经济问题。然而加拿大麦农在艾伯塔组成了一个社会信用党，在莎斯喀彻地区组成了合作联邦联合会，一种“党派机构”之外的运动，而他们的北达科他兄弟们在发现不可能组织社会主义政党之后，只能在共和党内部组成超党派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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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强制性选举结构因素使无论是左的或右的抗议运动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都受到了明显限制。（一位美国政客说道：“如让我来制定法律的话，我才不管人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936年的右翼莱姆基—考夫林运动和1948年左派华莱士进步党失利的原因，也为工会和民主党之间的新基础联盟作出了合理解释。无论工联主义者对在美国成立一个劳工党怀着多么热烈的希望，但是他们在1954年11月举行的工业组织代表大会上却为鲁瑟（Walter Reuther）所破灭。鲁瑟当时在回答运输业领袖迈克•奎尔（Mike Quill）时指出，从美国选举制度的性质看，第三党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每一次社会运动得到的教训。希望在美国影响或抗拒社会变革的任何一个社会运动都不得不在两党之内进行运作。这个事实本身就为这些党派规定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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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传统，常规范畴中的第二个范畴，在构成美国政治形式中起着重要作用。美国政治传统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政治是民众的舞台，“普通百姓”纵使不是权威的源泉，也是最终的决定力量。不过，在开始时并不是这样的。“开国元老们”把罗马共和国——更不用说联邦条款——切记在心，他们害怕“过度民主”（democratic excesses），过度民主会使穷人和无产者起来推翻有产者。无论比尔德[2]对美国历史的解释多么不充分，但仍有一点是清楚的：在1787年，财产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限制人民选举的愿望在制定宪法的人们心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参议员不是通过民选而是通过州选产生的；大法官采用委任终身制；总统通过间接的、运作不灵的选举团选举，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限制人民选举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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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障碍不久被消除。杰斐逊派的胜利是具有“民粹主义”特质的美国民主制度建立的第一步。联邦主义者看到杰斐逊方法的成功，认识到有必要模仿那些“迎合大众的、皆大欢喜的、与人为善的技巧”。早在1802年，在一封给巴雅特（Bayard）的信中，汉密尔顿（Hamilton）[3]为“基督教治宪协会”拟定了一个计划纲要，这个计划以“发展华盛顿的‘仪式’和他的善行活动”来迎合大众。1808年成立华盛顿慈善协会，但是已为时太晚了，联邦主义者大势已去。不过30年之后，他们的精神后裔辉格党人以其人之道击败了民主党人。把陷入“汉密尔顿的”观点太深的亨利•克莱（Henry Clay）[4]扔在一边，辉格党人指定铁比坎诺战役中的英雄威廉•亨利•哈里森（Henry Harrison）[5]将军与安德鲁•杰克森（Andrew Jackson）[6]的后继者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7]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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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杰克森的对手前国家银行行长尼古拉斯•比德尔设计的竞选战术出奇的新颖。他说道：“如果哈里森将军被提为候选人，这是因为过去……假如他没有就其原则或信条说些什么——假如他没有说出什么——也没有承诺什么，假如没有什么委员会、选举大会或市政大会从他的话里推导出他的想法或他想要做的事情。假如没有人替他舞文弄墨，那么他能算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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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的“苹果汁选举”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哈里森坐在一辆大马车里到处旅行，车顶上装着一个小木屋，装有一桶有活嘴的浓苹果汁供民众饮用。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8]以煽动家夸张的口吻，哀叹自己不是生在一个小木屋里，尽管他指出他的兄长们都是在简陋的寓所里开始其生命的。辉格党人毫不客气地指责范布伦过着贵族般的奢侈生活，他在胡子上涂抹科隆香水，以金盆作餐具，“像城市女人那样束紧身胸衣，甚至可能比她们束得更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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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胜利了，教训是明显的。政治作为一种操纵群众的技巧成为政治生活中既定的特色，政客们有时为金钱利益而冲锋陷阵，有时为成为自己权利的操纵者而抛头露面。上层阶级直接参与政治者逐渐减少。律师、新闻记者、漂泊者发现政治是使中下层阶级飞黄腾达的捷径。平等的传统已建立起来了，政客们不得不向“人民”讲话，并且以民主的方式向“人民”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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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客向人民说话，他代表的是“利益”。对于政治利益集团基础的自觉，常规范畴的第三个范畴，可以回溯到共和政体的早期。麦迪逊在常被人引用的《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写道：“最普通的和最持久的派系渊源是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的财产分配。那些占有财产的人和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已形成社会上对照鲜明的利益关系。”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9]的格言“权力伴随财产”（power follows property），被当时杰出的保守主义分子约翰•亚当斯[10]看做政治上颠扑不破的真理，正如力学中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一样地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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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小农和无土地者的财产的威胁构成美国政治中最初的不安定基础。马萨诸塞州的舍伊叛乱和其叛乱的支持者亨利•诺克斯将军向乔治•华盛顿诉苦说：“相信合众国的土地是靠大家共同努力保护才不让英国人没收的。”麦迪逊[11]展望未来，预期“大多数人将不仅没有土地，而且将没有其他的财产”。他预言，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无产者将“在相同处境的影响下联合起来，在那种情况下，产权和公共自由将失去保障，而且这种情况十有八九是要发生的”。他想起罗马煽动家的教训后继续说道：“他们将变成富人和野心家的工具。这种情况对另一方存在着同样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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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生活中早期的派系斗争具有乡土气息的特点。因为人口中农民比重大，那种斗争很快地成为地区性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利益：南方的稻米、芋叶和棉花；新英格兰的渔业、木材和商业。当联邦主义者成功地把北大西洋地区的商业利益与南方大规模种植者联合起来的时候，当杰斐逊联合南北粮食种植者和其他小农联合体向这一组织挑战的时候，全国性的党派便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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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全国性的党派已经是由不同地区集团组成的奇特联盟：中西部农场主和东部金融家，北方城市移民与南方种族主义者和土著保护主义者。种族和职业集团常常因历史事件而加入两党中的一党：因为内战，黑人投共和党的票达60余年之久，爱尔兰人因与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的渊源关系而成为民主党人，定居在中西部的德国人成为共和党人，城市意大利人对被爱尔兰人从城市政治中排挤出去作出反应，刚开始时是共和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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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方主义出现了压力集团，它有更狭隘、更灵活的权谋，超越于党派之上，不委身于任何一方，只是在某一单独的问题上给予支持或获得支持。这一巧妙策略的创始人之一是乔治•亨利•埃文斯（George Henry Evans）[12]，他是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3]的信徒，也是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政治改革的领导人。埃文斯曾经是1829年劳工党的领袖之一，这是纽约的一个党派，这个党派在刚开始时相当成功。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日益衰落，由于民主党人“掠人之美地”采纳了他们的一些直接要求，那种成功便消失了。埃文斯相信土地自由可以解决阶级紧张关系和无产者的苦难，他在19世纪40年代组织了农民联合会。他通过切身经验认识到，一个少数人的党派不能凭自己的投票取胜，基本上“只讲实利不讲理想”（deals not ideals）的政客们会拥护能平衡权力的集团所主张的措施。因而，埃文斯要求所有候选人支持他的“圆滑措施”（sliding measures）。作为对这种许诺的交换，候选人会收到站在他背后的工人们的选票。而农民联合会自身只获得了一般的成功，它的鼓动——和策略——在后来的《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s）条款中得到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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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以新政作为序幕，令人感到一个新时代正在出现。在一本广为引用的著作《新党政治》（The New Party Politcs）中，哈佛的奥瑟•N.呼尔康（Arthur N.Holcombe）[14]教授写道：“旧党政治正在眼见着消亡。新党政治的倾向主要决定于城市居民的利益和态度……地区政治将减少，阶级政治将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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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集团的出现，特别是劳工和增长着的族群的权利要求，似乎加强了这种转变。富兰克林•罗斯福能使这些集团凑合在一起，其中有些人（如农民）已与共和党联合，这一事实似乎表明某种历史重组正在发生。有些重组已经发生了，但并没有像过去所想的那样具有戏剧性。工会运动在政治上第一次直言不讳地表示拥护共和党，其实工人阶级一直以来通常投民主党人的票。出人头地的族群大部分保持着对民主党的忠诚，但是有许多迹象显示，由于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富裕，这些种族的、少数民族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开始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农民们虽然得到新政的巨额财政资助，但是仍然回到了共和党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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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地区政治多少有些削弱的时候，阶级政治并没有取代它的位置。取代它的是一些引人注目的压力集团和利用收买手段左右法案的国会外实力派，这些压力集团一部分是地方压力集团，一部分是阶级压力集团，还有一部分是意识形态压力集团。最具戏剧性地运用这种压力集团策略的是反聚会联盟，从1895年开始，这一联盟能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推动修宪，禁止在美国私自酿酒和卖酒。自那时起，压力集团的策略被几千个组织所采用，如关于税率改革、反对联邦医疗计划、给以色列政府以援助。在1949年商业部估计，美国有4000个全国性工会、职业协会、市民协会和其他协会。包括地方和分支机构，大约有16000个商人组织，7万个地方劳工联合会，10万个妇女俱乐部和1500个市民团体进行着政治活动。这些集团的壮大明显地削弱了候选人因藐视这个或那个利益集团而导致的威胁。但是，这种情况也会产生小利益集团运用大政治杠杆的可能性。例如，1955年当花生从农业补贴计划中勾销了的时候，100多位南方国会议员提出作物资助法案，直到补贴恢复为止——虽然佐治亚州的花生产值不到农业收入的0.5%（在过去10年中花生补贴使政府支出1亿多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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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家族资本主义解体了，新兴的管理经营集团在商业企业中取得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发生了利益集团的增多和集团的分化，因此，要给美国政治权力渊源定位是很困难的。引用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的话说，美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经纪人国家”（the broker state）。不过，说这是一个经纪人国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利益集团都享有同等的权力。这是一个商业社会。但是在法人资本主义的普遍认可中，尽管受到了工会权力的限制和受到政府监督的抑制，利益集团的交易仍在继续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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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且认为这样的传统政治分析思路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两党制限制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的作用，取悦于民众的政治传统，利益集团的形成和限制立法的政策——，但是这些路径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不足之处，我们无法据此理解主导50年代政治的问题。例如，这些思路并没有帮助我们了解共产主义的问题以及新民族主义背后的支持力量，比如，布列克（Bricker）参议员和诺兰（Knowland）参议员的新民族主义，也无法解释由麦卡锡参议员引发的激烈的情绪狂热和短暂的支持。总之，传统的所谓“利益集团”确实不能帮助我们解释美国新右派的出现，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M.Lipset）[15]称之为“激进的右派”——说它激进，是因为它反对传统的保守主义，尊重个人权利，还因为它提倡新式美国生活。所有这些被麦卡锡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论题戏剧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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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对欧洲人来说，共产主义问题确实是一个谜。在美国，毕竟没有像在法国、意大利那样存在着人数众多的共产党；美国的共产党党员人数从未超过10万人。在过去5年中，当共产主义问题出现在国家现实生活中时，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原有的政治影响力。共产党员联合会被驱逐出了工业组织代表大会[16]；被华莱士拒斥的进步党也归于失败。他们很快在知识分子集团中丧失了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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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由主义者有意贬低共产主义问题的重要性。杜鲁门政府的矛盾立场加深了这些混乱，并且增加了恐慌：一方面，政府领导人，包括杜鲁门本人在内，都低估了过去共产主义渗透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政府放任安全条例的滥用，那个条例无视个人自由和权利。[17]对韩国的入侵、对中国和苏联共产党的情绪化反应，那个反应把矛头指向了国内的共产党；特别是惠特克•钱伯斯（Wittaker Chambers）[18]对共产党人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和存在间谍网的揭露；加拿大间谍调查，对英国人艾伦•纳姆•梅（Allan Nann May）[19]的审讯以及罗森柏格案件中对苏联窃取美国原子秘密的披露，所有这些都大大强化了国内的紧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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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考虑这些事件的自然影响之后，很难解释麦卡锡参议员何以能够长期居于不受挑战的地位。仍然没有人注意到在共产主义问题上麦卡锡和其他人能引起对民主制度的广泛损害，以及不考虑后果的鲁莽做法：校园里的效忠宣誓、强制推行的美利坚主义、女童子军手册措词中所宣扬的国家正受到威胁的言论、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的猛烈抨击（一些反共领导人如伍尔夫曾在欧洲领导过宣传工作）、粗野的标题，以及在蒙茅斯堡对通信兵团雷达研究计划的愚蠢破坏——总之，怀疑和恐怖的不良气氛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着很大作用。传统的政治分析无法叫人看透麦卡锡和他的支持者们。说他是一名煽动家说明不了什么，反而会引起他对谁、对什么进行煽动的相关问题。麦卡锡的目标的确很奇特。最近的一位重要煽动家休伊•朗（Huey Long）[20]曾经含糊其辞地攻击过富人，并企图“分享财富”。而麦卡锡的目标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哈佛人、亲英派、国际主义者和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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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目标为了解支持麦卡锡的右翼分子——激进的右派——以及之所以要支持他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线索。一个为数寥寥的乖戾的贵族阶层，如西奥多•罗斯福最后一个在世的儿子阿奇伯尔德•罗斯福，他的激情来自敢于向衰落的欧洲挑战的一个正在消失中的强大美国形象；“新富豪”——汽车商人、房地产操纵者、石油开采商——需要从心理上保证他们能够像祖先一样靠自己发财致富，而不是（如事实上那样地）依靠政府的资助来致富；他们害怕“税收”会夺走他们的财富；许多族群中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阶层，特别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寻求证明他们对美利坚主义的忠诚（尤其是德国人，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隐含着不忠诚的迹象）；最后，在美国的独特文化历史中，有一小撮知识分子，其中一些过去是道德败坏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跟随着麦卡锡向一般自由主义发起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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