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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过年习俗的未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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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13，No.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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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最壮观之处，便是那惊世骇俗的人肉大挪移了，但这只是宏观景象，对个人来说，过年不仅仅是往返奔波，它也是每年一度的高密度社交活动。走亲访友、故友重聚和各种圈子的聚会欢宴，相亲，参加婚礼，所以年夜饭虽只有一顿，但饭局却可能会吃上十好几顿。人们借此机会重新确认各种人际关系，或建立新的关系，包括个人之间、家庭之间，或圈子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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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外做事的年轻人，过年更多了一层含义：这是他向家乡社区展示其身份、事业成就、人格形象和文化面貌的一次良机，通过穿着打扮、举止谈吐、消费方式，乃至新车“肾六”，传递出诸如：我长大了、学会做人了、出息了、有志气了，阔了、当老板了，有文化了、有品位了、是城里人了等信号。这一过程将帮助他在家族和社区内取得身份、确立位置、赢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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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平时也一直在这么做，但春节是这些活动最密集的场合，短短十几天承担了上述社会功能的极大份额，因而也是注重这些功能的人们对之最为敏感和认真的场合；这已成为一项极为牢固的习俗，用博弈论术语说，它是一个由协调博弈所产生的稳固的聚点，即众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在这个时间（春节）和地点（家乡）从事这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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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达致这样的协调，这些社会活动的效率就没那么高：你想去亲戚家做客，人家却没空；你想和一个老圈子重聚，却很难凑齐人；你衣着光鲜、谈吐不俗、开着新车，想招摇一下，却没引起几个人注意；大家都在各忙各的，自然很没趣。正是传统节日这样的聚点，提供了一个高效率调整社会关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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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典型的自发秩序，幸运的是，人类在许多事情上都能达致协调。比如向被分隔在两个房间的两个人分别出示十张卡片，每张卡片由图案区分，让他们各选一张，假如两人选的一样就都有奖励，此时得奖的机会显然很低。但假如十张卡片里只有一张是红色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能赢得奖励；即便更微弱的线索也有助于协调成功，比如十张卡片从1到10编号，大概很多人都会选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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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成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参与者都相信其他参与者有着和自己差不多的思考方式、知识背景和动机：都想赢得奖励、都会将颜色视为惹人注目的线索，都认为1是比6更特别的数字，等等。帮助达致协调的共同背景中，有些是普世的，比如人们都相信冷了会抖，乐了会笑，馋了会流口水，但很多（或许更多）是基于共同的传统和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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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为参与者提供了比普遍人性更丰富的信息背景，帮助他们识别那些容易引起共鸣的协调线索。比如问纽约人：假如和人约会又忘了约定的具体地点，会去哪里赴约？得到的答案多半是中央车站，但要是问一个非纽约人，他恐怕就茫然失措了。同样，假如一个外国债主来传统中国讨债，大概也不容易猜到年关是最佳时机（因为一个人假如在春节还流落在外躲债，其声誉损失将是最高的，此时有关他落魄和欠债不还的坏名声将获得最佳传播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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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不仅为协调创造了条件，其本身（部分的）也是协调的结果，那些由长期重复发生的、涉及整个社区的协调博弈所形成的聚点以习俗的形式积累下来，构成了我们的传统；而来自过去的传统会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延续下去，将取决于生活形态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变迁：核心家庭与大家庭的关系将如何变化？已定居外地的个人是否仍在意且可能在家乡社区确立其身份和地位？那些源自家乡的社会关系是否仍在个人关系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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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方面在可见未来大概不会有多少变化，巨变已经发生过了。几世同堂的大家族早已瓦解，子女组建的核心家庭多半与父母分住，眼下的春节家庭团聚大致发生在父母家庭与子女核心家庭所构成的扩展家庭之内，而较少发生在更大范围内；在现有扩展家庭范围内，春节团聚的意愿仍十分强烈，看不到弱化的趋势，只是团聚的地点选择可能会变得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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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个方面则正在迅速改变，并将随城市化的深入而继续改变。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城市生活中，个人所面临的文化环境更为层次化和多面化，家族的、同学的、邻里的、工作的、各种兴趣圈子的，在这些侧面所面对的文化传统和建立的人际关系，相互之间往往是高度隔离的，不像传统社会把它们都捆绑在一个体系之中，要么进入，如鱼得水，要么退出，孤家寡人。相反，在现代城市社会，个人可以很灵活地分别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并赋予不同的权重，从而构成自己独特的生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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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些不同侧面的关系所对应的社会活动，并不会恰好与某个共同的地点联系在一起，而在传统社会，它们恰恰被与“家乡”这个地点捆绑在一起；所以，一个35岁才离开家乡的、因而其主要社会关系结构已在那里建构完毕的人，是很难舍弃春节这样的机会来重新确认这些关系的，除非他在那里混得很差，想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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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一个在青春期尚未结束便离开家乡，随后在大学、职场和繁华多样的都市生活中建立了各方面关系的人，家乡只是个遥远的回忆，可能很美好，但并不是他如鱼得水的地方，不是他确立其身份和地位的地方，不是他生活和价值重心所在，随着城市化深入，这样的人显然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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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家庭成员居住分离度的上升，家乡甚至将不再是多数亲戚长辈的居住地；家乡因而不再是过年地点的必然选择。“回家”将越来越多地成为过年的唯一理由，其地点将变得更随机，或许只是大家庭中拥有最大房子的那个核心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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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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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的人口大流动，最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正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所特有的面貌。在传统小社会，这样的流动只发生在少数群体身上，比如行商贩夫、运输业者、游动服务的工匠或理发师、跑码头的戏班子和说书艺人。而对于绝大多数人，过年时所在的地方，见到的人，交往的对象，都和平时没多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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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一个两三代之前便已完成城市化的社会，个人成长、上学和工作生活的地方往往不是同一个，家庭成员也很可能不在一个城市，像春节（或感恩节）的重点是家庭团聚，而不是高密集社交。在节日，个人反倒是从平时的社交网中临时脱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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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城市化正在进行而尚未完成的社会，大量人口新近进入城市，但其大部分关系纽带——亲属、发小、邻居、同学——仍以家乡为汇聚点，而且这些社会资源仍在个人生活——诸如择偶、找工作、借钱、寻求合作伙伴、价值认同和情感支持中占据重要地位，才会在春节形成方向性高度明确的回乡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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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年前曾听一位打工仔说，他那年春节在老家一共参加了十几场婚礼，红包送到肉痛，这样的事情，恐怕只有在目前这个特殊阶段才会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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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天灾与社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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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28，No.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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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中的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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