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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从名校生源看农村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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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08，No.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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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清华大学几位学生做的一项调查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广泛关注。调查显示，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只有17％，而同期全国考生中的该比例为62％。同时，北京大学及一些独立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对此，许多人惊呼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名校成了贵族学校，高考这条曾经少有的为寒门子弟敞开的社会上升途径，如今也濒临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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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或许没有这么严重和悲观，且不论各方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以何种口径区分农村和城镇生源的，他们的关注焦点似乎过于集中于清华北大等个别名校了。从专业机构麦可思的2009年毕业生统计看，在全部重点大学（即211百校）范围内，其中农村毕业生比例接近60％，和全体考生中的农村比例只差两三个百分点，而不是清华报告的45个百分点。当然，这里有五年的时间差，但五年时间似乎不足以将差距拉到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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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只是整体上贫富差距、资源和社会机会不均等的一个侧面。在以前，不仅大家都很穷，而且在改善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地位上，金钱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现在，随着中小学质量差距的拉大和择校机会的开放，财力和权力成为重要竞争优势。与此同时，高考作为社会上升的独木桥地位却下降了，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让农民子弟有了比以前广阔得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成本收益的这一变动趋势下，回避代价和风险高昂的名校独木桥争夺战，选择其他更有把握也更容易负担的道路，是穷人的理性选择。二三线高校的学费虽也不低，但挤进重点中学的代价则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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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中农村孩子的减少，或许反映了过去二十年城乡变迁中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实：城市化吸干了农村的绝大部分精英，导致了农村的严重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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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那些有利于将其孩子送进名校的资源和个人禀赋——影响智力和学习热情的遗传因素、看待知识和教育的积极态度、良好的家教传统、力争上进的劲头和决心、财富和权力、社会关系和地位——也全都有利于将这些父母自己送进城市，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这些就是精英。现在，这些人已差不多都进了城市，其比例远超出城市化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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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工业化和城市化总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农村空心化，但由于我们的农村缺乏土地权利，缺乏地方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的机会，没有发展事业和施展才华的空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使得那里的空心化更加极端和彻底，其结果有目共睹：精神生活日益空虚和粗俗，文化和道德沦丧，治安恶化，也丧失了抵御黑社会和地方官吏欺凌压迫的任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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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农民和农村的恶劣处境，应着眼于从制度上开放和保障他们更多的发展和上升机会，包括土地权利、自由迁徙和择业、自由竞争教育机会，也应向市场开放迄今绝大部分由国家垄断的教育资源，而不应要求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平均化分配，这种头痛医头的主张是目光短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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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已一次次告诉我们，将资源集中在政府手里得不到均等分配的结果，相反，目前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是被国家垄断的。在担忧穷孩子进不了名校之前，不妨先帮助他们获得上民工子弟学校的机会，不妨先确保那些在艰难条件下苦心经营的民营学校无须时刻担心被驱赶、清理和关闭的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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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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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般地看，农村空心化是社会精英沿着城市网络的层级阶梯向上汇聚过程的一部分，推动这一汇聚的力量，就像一部巨大的抽水泵，在吸干了乡村精英之后，将继续吸干城镇、县城和中小城市的精英，使得整个社会最具活力的部分日益汇集到少数几个超级都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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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程度的抽吸汇集，固然印证了都市的规模优势和文化吸引力，但也暴露了社会体制中的两个深层问题：首先，由于政府控制了多数关键资源，使得整个资源配置结构显著同构于行政层级，最好的学校、医院、研究机构、媒体、出版社、演出场馆，都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众多需要“跑部钱进”的企业，也都倾向于将总部设在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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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缺乏自治所需要的制度条件，难以发展出有活力的地方文化，因而吸引不了对文化环境、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有着较高追求的精英和年轻人。有关都市的优势我已说了很多，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都市，都将这些优势看得比其他追求更重要，所以只要制度条件允许，乡村社区和中小城市总是存在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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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像西雅图这样排名二十开外的中等城市，可以拥有波音、微软、亚马逊、星巴克等跨国巨头，巴菲特一辈子安居于只有几十万人的三线城市奥马哈；以创新能力著称的3M所在城市只有三万多人，其中一万多是3M雇员。这些企业要是在中国，就不得不挤进中心都市，否则就不可能吸引到它们所需要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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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传统家庭农业即将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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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9，No.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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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年比一年严重的用工荒，劳动成本迅猛增长，人口逆转带给城市和工业的后果已展露无遗，现在，是时候将目光转向它的另一面：它带给农业的冲击波尚未到来，但已近在眼前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如今农村已很少见到40岁以下的青壮年还在种地，所以摆在眼前的问题便是：今后20多年当这些人逐渐老去时，还有没有人种地？他们会是谁？将以何种方式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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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尽管还有五六亿人家在农村，但真正种地的最多只有1.8亿，按18亿亩的总耕地面积，已接近传统家庭农业人均耕作能力的上限。而按目前趋势，未来十几年农业劳动力将以每年一千多万的速度减少，并且年龄结构日益老化、体能日益下降，隐藏于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城市化吸干，此后将开始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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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一短缺趋势之所以现在才开始表现出来，是因为70年代有一个异乎寻常的人口高峰，它以单年龄段的庞大人口弥补了农业劳动力年龄轴上的狭窄分布，这代人现在已接近或超过40岁，这也意味着，接下去的短缺浪潮将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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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目前趋势延续，二十几年后就没人种地了，但很明显，这样的趋势不会延续。果若13亿人的粮食自给率从目前的90％下降几十个百分点，全球粮食价格将成倍上涨，很难相信如此暴涨的价格仍不能吸引一些人去生产粮食。真正的问题是，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报酬涨到多高，才能吸引大批现在的年轻人重新回到农村、从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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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字很难预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下一代新农民的收入一定会大幅高出他们的城市同龄人，才会有足够的吸引力。年轻人大批离开农村涌入城市，起初是为了寻找工作，但进入目前的城市化第二阶段后，动机已经改变，即便城市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即便农村有足够的耕地，他们也不愿留在农村，因为此时农村已经空心化，传统社会结构瓦解，文化上失去了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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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将新生代吸引回农村，需要一个很高的溢价，作为对他们忍受文化低落感的补偿。而溢价的高低，取决于城乡文化吸引力的落差，空心化程度、发展事业和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获得成就感和建立声誉的机会、基于价值观和兴趣发展人际关系的机会、建设自治社区和重建乡村文化传统的机会，都将是决定文化落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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